26 December 2013

豆薄般的大学生活


在白蘑菇蕈伞上用刀尖画一个叉,一百六十摄氏度烤大半个小时还不见它们咧嘴笑,底下的马铃薯依然生涩,时间快到了,只好把菇和马铃薯分离,在平底锅里直接把马铃薯炒熟,没想到兀自熟透了的灯笼椒几乎化掉,和香料搅在一起,很快就焦了,那味道,是许久没有下厨,氤氲而成,带焦涩的咸香。

幸好最后还是救了回来,搭两站巴士到朋友家,给简单的火锅晚餐加点料。

这种形式,几乎是大学生活的理所当然,大家逢年过节,在宿舍里,靠着电饭锅当火锅,必不可少地买来了香肠、娃娃菜、鱼丸、肉丸、豆薄、酿豆腐、鸡精块、冬粉、快熟面、零食、汽水、西瓜……,有时候兴致起来,可能会炒一两道菜,或是裹饺子,没有什么营养,但丰盛得可以。

最常聚会的地点在Hall 1Block 13,南大校园最早的建筑物群里,南大湖后方丘陵地貌的顶端。我们几乎没有人住在那栋宿舍里,却因为那里保安把关最松,更兼底层有个宽敞的客厅,还有公厕、厨房,几乎是为我们而设的,不去就太可惜了,还有电视看。

每每将近二十人聚会,围着两个电饭煲,一个清汤,一个冬炎,边吃边玩牌,碰到新加坡国庆,还看现场转播的检阅礼最后的烟火表演,整个欢天喜地的日子。

大热天的还吃火锅,我们却始终乐此不疲。开饭前几个小时,几个先锋先约好到附近超市购物,每次准备好了菜单,最后还是即兴演出,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反正最后咕噜咕噜下肚,无坚不摧的年轻胃肠,很快就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消化干净,也没有人闹过肚子什么的。

这个平安夜,到菜厝港和大学同侪聚会,大家叫了外卖,订了火鸡,一边吃,一边聊起大学时代,每到凌晨,却总突然感到饥饿,简讯一传,住在同区域的,三五个人偷偷跑到其中一人的房里,搜刮快熟面,随便煮了加个蛋,再从公共厨房转移到房间里簌簌簌大吃起来,一点没有形象可言。

其实吃只是个借口,吃完了大家都不肯走,聊八卦,或即时上网找电影看,总是要弄得三更半夜了才肯离开,也不管天亮后有没有课,反正旷课也是一门大学必修课。

腆着大肚子,升级做准妈妈的V竟怀念起我做的辣沙。那年岁,从二姐那里知道一个不错的酱料牌子,先是咖喱酱,要先热锅将鸡肉炒香,再放入热辣辣的酱料干炒,让香气弥漫厨房,直到呛鼻惹泪才加入温水,最后放入椰浆慢慢搅和。下厨时挥舞锅铲的动作总能引来几句赞美,许是朋友们懂得夸耀会激起厨师莫名的本事这道理,毕竟成品如何,吃的人总还是自己,于是无论如何都少不了那拿捏得当,不至于太夸张的称赞,才好期盼一顿美食。

盖起锅子,然后大家就在一旁闲话,一面注意火候不要太猛,不要烧干了酱汁,厨房里一片闷热,汗涔涔地透了衣服,才总算大功告成。然后,随便炒个青菜,还有炒蛋,最后白饭捞咖喱,一餐就这样解决了。但这其实算是奢侈大餐了,后来人也倦怠,买来辣沙酱,煮一大锅就行了,不需要额外煮饭、炒菜,省去麻烦,大家也照旧吃得津津有味,那便是大学生活里最简单的幸福时光。

煮辣沙,佐料简单些,买点鱼饼、鱼圆,随便糊弄过去都行,但我总有坚持,一定要豆薄,豆薄是精髓所在,用它海绵般的身体,将所有酱汁的精华吸入体内,在放入嘴巴的刹那,迸发出最美妙的滋味,就像大学生活,我们用最单纯的方式,将每天填补课余时间的日常,无意识地攫入记忆深处,以待未来在忙碌的生活巨轮里,放慢脚步时可以细细品尝,让嘴角轻轻地扬起微笑。


而大厨是不需要洗碗的,所以我总乐于当大厨。

19 December 2013

【牛油书评07】戏聚百年的新加坡

  阅读新加坡华文剧场的历史,仿佛阅读了新加坡社会思潮转变的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上个月推出了《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戏剧盒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联合出版)以非断代的方式,诉说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历史。
  本书最大的发现,即是在史料当中发现早在1913年11月7日,一个由本地华社组织,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现代意义的剧场演出),已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是一场慈善演出,获得社会热烈反响。
  这个发现将普遍认为新加坡本土华文戏剧起点的1919年,提早了六年,以至于有了百年的历史。
  本书分五大部分,探讨现代戏剧的发生与成长、政治运动中的艺术开创、国家想象的同路与歧途、重新整合与认同的建构,以及新生代崛起的多元时代。
  柯思仁在后记中表示,他并没有继承前人方修与杨松年教授惯用的分期发,这样的五大部分论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期”。
  他说:“历史的发生,很多时候能够以某个或某组事件为重心,看到明确的阶段。不过,每个阶段也都是环环相扣,前一个事件还有后续,而下一个事件已经开始。因此,五个部分虽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先后,我没有具体点出阶段的起讫,想要表达的是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前后时间不可分割的性质。”(页243)
  本书不以剧本文学为讨论对象,罗列代表性剧演活动、剧团、戏剧人建构历史。
  为什么说这是社会思潮演变的缩影,不得不由剧场活动的本身开始说起。剧场活动在19世纪初期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其社会性特色浓厚,往往被用作为教化工具,新思潮勃发的时代,人们利用戏剧教育观众以新思想,所以戏剧在新加坡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教育。
  比如二战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活动,大多与抗战筹款有关,洋溢这侨民支援祖国的热情。
  书中提到50年代新加坡“想象马来亚的热潮”,以南大戏剧会1958年演出《钗头凤》时出版的特辑为例,这份特辑内竟印有华文、英文与马来文三种语言的介绍,尝试向不讲华语的观众群伸出触角。
  到了反殖时期,新加坡投入组建“马来西亚”的梦想,这些思潮的变化,也体现在戏剧活动上,比如许多戏剧演出的海报、特刊上,变成了华文与马来文的双语形式,而英文则在这股浪潮中被逼退。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意识以及具有本土意识风格的剧作也大量被生产出来。
  柯思仁写道:“(这)显然是受到新加坡自治时代的到来,以及对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期待所促成。不少剧团的负责人和报章上的评论者,相继呼吁能够反映本地生活的剧本创作,并都指向加强马来亚意识、建设马来亚文化的目标。”(页98)
  戏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亦成为各个党派用以宣扬理念的管道,书中指出,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其中央与各区支部成立戏剧组织,举行戏剧演出活动。而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剧作家王里莫属。
  “王里的剧作往往表现与前者(具左翼色彩的民间剧团)对立的立场。《过去的年代(1969年,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演出)》塑造的华校生,曾经在50年代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觉悟是被煽动与利用……这些剧作,否定与批判学生的社会、政治参与,也宣扬政府的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页106)
  即便如此,柯思仁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越来越多民间剧团展现出强烈的左倾路线,开始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以阶级抗争的方式表现对社会形态的理想与憧憬。这种方向,与新加坡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的社会经济蓝图之间,发生直接的矛盾。”
  在那个年代,许多左倾戏剧演出受到阻力,无法顺利演出,最终在1976年,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50名被指控涉及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人,戏剧界人士吴丽娟、郭宝崑等人被捕,这个左翼思潮主导的戏剧文化浪潮才来到终结,以致于80年代以降的戏剧发展有了不一样的面向。
  70年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政府便渐渐主导了华文戏剧的重组过程。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政策,全国艺术理事会也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成立,国家文化奖也于1979年起开始颁发,肯定本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林晨、刘仁心、郑民威、郭宝崑与韩劳达几位资深戏剧界人士都先后获得文化奖肯定。
  接着90年代便是新生代戏剧人的天下。
  有趣的是这批20年前的新生代,依然是当下最活跃的戏剧界人士,他们大多以全职剧团的方式继续各自的戏剧事业,这是与前代大多民办团体非常不同之处,而他们的演出也更加多元,百花齐放。
  这部史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了新加坡华文剧场100年来的发展变化,作者排列史料,减少评论,希望读者能够更抽离地审视历史,但作者自己也透露“无可避免的是,在史料的编排与呈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显示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终于又有了新的梳理。
  至于本书中提出的新史料虽然重新发现了戏剧史,但仍有诸多疑问暂时无法得到解答,诚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执行总监李楚琳在序中提到:“美名耆英善社的富豪会团在一百年前筹款赈灾时,为何舍弃了戏曲唱念做打的格式,偏选采用对话方式的白话新剧呢?……我看完了本书初稿,很想知道更多有关的事情,但愿后人再接再厉。”(页III)

【牛油乐评】合唱:古典与民族性

  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以巴哈作于1727年的“Singet der Herrn ei neues Lied”(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揭开序幕,26名歌手被划分为两个合唱团,在四个乐章间不断对话,来回荡漾,像延绵不绝的波涛舞动。
  合唱团将遍布于巴洛克时代合唱音乐中的短小切分音轻巧有弹性地演绎,让这些此起彼落的音符编织起巴哈对新时代的期盼。
  上周五(13日)的音乐会,结合了古典与现代合唱精品,也令人惊艳于爱沙尼亚民族音乐的张力。如果要挑瑕疵,合唱团的女高音在几首经典乐曲的最高音部分仍处理得不够尽善完美,音色无法统一,乍听下会有裂帛的岔音,但整体而言,精准的和声与坚实的唱功,已发挥出人声最纯粹的魅力。
  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优良的反响环境中演唱,最能体现出人声的优美,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在演唱布拉姆斯“Warum ist das Licht Gegeben”(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时,每一次探问为什么(Warum),那一大一小的声量对比,以及精准的和声,一次探问便是一次悠远的禅响,和声在空中共振散发,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如果说经典歌曲的训练让合唱团的本质有了逻辑性与深度,那么追索各自民族性的特色便使得一个合唱团有了鲜活的面貌与色彩。
  寻找民族个性,已是世界合唱的大势,也是当代作曲家试笔的方向。
  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指挥库乐耶斯特(Tonu Kaljuste)这次带来了他合作已久的爱沙尼亚作曲家Arvo Part及Veljo Tormis的音乐。前者善于宗教音乐,后者热衷于挖掘爱沙尼亚本土特性。
  下半场最后一组歌曲便是Veljo Tormis编写的“Jaanilaulud”(圣约翰日组曲)及“Raua Needmine”(诅咒铁)。
  演唱“Raua Needmine”时,库乐耶斯特掌起皮鼓,一面挥棒一面指挥。
  歌曲由一名男高音及一名男低音领唱,但与其说领唱,不如说两人是在念咒语的巫师。这首长达10分钟的诅咒之歌听起来神秘阴森,歌曲虽然写于1972年,但仍十足前卫,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的诠释更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但有时候转念一想,民族性即是表演性,这样的歌曲,在合唱世界备受欢迎,一方面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陌生化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却在滥觞后变得有点哗众取宠。
  不可否认,这场音乐会演出的都是高难度曲目,如此高水平的合唱演出实在难得。
  在一阵阵掌声如雷后,合唱团最后带来安可曲子,传统的圣诞福音“Es ist ein Ros' entsprungen”(一朵玫瑰盛放),合唱团轻轻地哼,不带歌词,指挥半转过身来,想引导观众一起歌唱,可惜这里不是欧洲,观众或不熟悉,或太过羞涩,音乐会便在这优美的哼鸣和声中来到尾声。

18 December 2013

【小生之言41】猜测一种:我干杯你随意


总觉得禁酒令的颁发有种未审先判的误导性,好像一切都是酒在作祟,以符合孤立事件的调子。

  其实,大家并不否认这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等着调查委员会深入研究这起事件。只是酒禁得了一时,禁不了一世,酒虽乱性,但在这个自由市场里,酒是消费品,政府也从中抽税获益,大概是禁之不绝的,像香烟,别在有盖的地方抽烟。

  自由市场里每个人都有买醉抽烟的自由意志。

  我说的是上个星期天晚上小印度发生的事件,我不想用“暴动”,毕竟这个词汇太确切、太震撼,足以牵动人心,以致模糊焦点。

  英文单词“riot”,可以解释为暴动、骚乱、纠众闹事等等,每个中文翻译之间或多或少有着程度上的差异,那天晚上看着面簿上的报道,那些照片,初以为是紧急演习,直到比对各家报社的报道后,才惊觉愤怒人群推翻警车烧毁救护车的事,竟真实地发生在这座岛国的核心位置。

  而“暴动”一词,很快地占据了主导的判断位置。

  当下在面簿和师长们谈论此事,大家都提出,不应只看表象中的暴力,而应该反思事件背后深远的社会文化矛盾与冲突。

  许多评论也开始谈论南亚裔客工在新加坡受到剥削与歧视的现状,思考或许是因为长期积压的不满,在这次不幸的致命车祸中来到临界点。

  过去三年,作为半个人力课题采访专线的记者,我偶有接触南亚裔客工,探查他们面对的生活问题。接触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很简单直接的人,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借了大笔中介费来到新加坡,吃苦耐劳,吃了雇主的亏也总是选择缄默,只希望可以达到目标赚钱糊口。

  他们也是重感情的一群。我报道过许多客工客死异乡的事件,也参与过他们简单的入殓送别仪式,总是大批工友挥泪相送,可以感受到同乡间浓厚的羁绊。

  是什么让这些在雇主眼中温良安分的客工群体在一夕之间失控,从砸车,到袭击警车、救护车,乃至深入现场的摄影记者也受到威胁?

  是33岁印度籍建筑客工萨蒂威尔(Sakthivel Kumaravelu)之死吗?(他的死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是客工长期压抑后的集体爆发吗?

  是有心人煽动的结果吗?

  还是酒神的迷惑?

  真相是什么,恐怕还有待一段很长的司法程序才能一点一点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唯可喜的是,这次事件对比去年年底SMRT中国籍司机事件,虽然歧视性的谩骂依然存在,但舆论出现更多关怀,呼吁理性的声音从官方至民间,缓和了事件发酵的速度,也有民间团体主动为死者筹款,为悲剧补上一丝温情。

  小印度向来以其异国情调在这座城邦国家占据独特地位,19世纪开始,南亚裔移民因买卖黄牛的生意开始迁入实龙岗路一带,直到20世纪初期爆发疫情,国际黄牛交易受到毁灭性的禁绝,淡出市场,小印度才扩大了住宅空间,开拓新的生意模式。

  新加坡建国后,六七零年代陆续发展组屋,许多小印度的原居民迁离,使得这块商业圈更加纯粹,成为新加坡南亚裔人口的集散地。

  千禧年至今,新加坡丝毫没有停下基础建设的脚步,大量南亚裔的工人来到这块土地挥洒汗水,冒着生命危险建筑城市的辉煌,无论住在岛屿何方,小印度始终是他们放松身心的乐园,尤其周末,小印度巷陌里汽车寸步难行,逐渐增加的人数,就快挤爆这个原已十分热闹的地方。

  和一般新加坡人一样,放工饮酒也是南亚裔客工放松自己的方式之一,但我们总能听到居民投诉客工酒后喧哗,令人担心安全之类的论调,其实这个问题存在于所有买醉场所的周遭,并不止于小印度,或喝酒的南亚裔工人。

  最大的问题是,小印度的族群划分特性,让聚集到此的南亚裔客工感到家乡般的熟悉,却无形间阻碍了新加坡原本多元并存的文化交流,长久下去只有越来越封闭。

  如果形容这次骚乱是一次文化空间误置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进而解释冲突的起因可能是群众自身原乡经验里对公职人员缺乏信任的投射与反应?

  人力部建议客工宿舍为客工主办更多活动,一方面希望分散小印度的人潮,避免事件再次发生,另也有人重提要将客工集中在裕廊岛的论调,反过来想,这不正是福柯空间论述里面的群体隔离方式?将某个群体排除在大众的视线,制造平静的假象,久而久之,只有进一步制造族群隔阂,也漠视了客工的权益。

  建立互信,促进移民与客工融入社会才是当务之急,毕竟小印度禁酒了,人们大可到白沙浮喝上几杯。
  

9 December 2013

【牛油专题】历代文青照过来

载2013年12月8日《早报星期天·周刊》

序:

  该如何定义文艺青年这个群体?不同时代恐怕有不同的诠释。
  20世纪初的文青,可能指的是那群富有五四精神的年轻人,谈新文学新作风。到了二战前后,文青又与民族主义热情息息相关,再到了60、70年代,文青与文化热忱依旧脱不了关系。
  8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改变,尤其在新加坡的语境里,语言政策的改变,让华文教育为背景的文青感到了切身的变化,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文青教育背景不同,大多都是双语人才,思维和接触信息的方式也都不同。
  互联网在千禧年前后开始发挥影响,文青结社出版也有更多的平台,文青生态其实更多元。吊诡的是,在新加坡务实主义的氛围里,文艺气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人们的消遣娱乐选择更多了,文艺变成一种很小众的活动,加上华文的非主导地位,文艺活动已不再是上世纪的全民热潮,以至于有人大声疾呼:“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
  可喜的是,华文文青并没有湮灭,文青活动还是不时出现在人们眼前,只是规模比较小了,影响力也比较小,但并不代表一切归零。
  南洋理工大学最近一批学生自组“新文潮文学社”,费时一年出版了半年刊《Why Not 不为什么》文学杂志,并坚持以印刷品出版,虽然刚起步,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多少世代前文青前辈们所秉持的,不也是一样的初衷吗?
  或许文青的共性,第一是文学艺术,第二是文字所承载的精神。他们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启发,进而透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发扬自己的想法。
  文青结社、办刊物、搞文艺活动,无非是想分享心中信念,可能有时候是一种使命感,可能有时候又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态,无论什么念想,其实并没有高下,只有热情的持续与延烧,有星火燎原的时候(如50、60年代建国热情高涨的年代,左翼右翼思潮的碰撞年代),当然也就有光烛残影的时候。


1970年代:周维介

  上世纪70年代,南洋大学是培育文青的大基地,杜南发、潘正镭、周维介都是那时候浸濡南大的年轻诗人。
  点子很多的周维介(61岁,华语文中心创办人),从学生时代到青壮时代,一直活跃于文艺活动。他说,70年代是一个文艺杂志蓬勃出版的年代,他举例,单单南大中文学会就推出了学生报《旱雷》、《中国语文学报》和《北斗》。
  “一个学会可以有这种精力去推动,是一种文化热情。”
  他说,每次考试前他和同学却仍聚集在丹戎巴葛俊源街的印刷厂,处理刊物付梓印刷。
  此外,各大中学、初级学院自五六十年代起,也积极出版各自的校园刊物,这些刊物大多对外流通。周维介毕业后到国初教书,当时中文学会学生策划出版了《晨曦》,他便带着学生到各校“推销”,或互相交换刊物,以至于他的办公桌底下都是各校出版的刊物。他说,当时限制较少,各校师长都很支持文艺活动,但现在环境所限,涉及书籍买卖,教师比较难在课堂内推荐或代售这些刊物。
  那个时代,人们消遣活动较少,电视也还不普及,阅读是学生们很重要的选择。周维介说,当时有一种他们称为“广告车”的流动书摊,每周固定时间在不同的小学附近摆卖书本,凡有流动书摊学生们便会提早到校,没钱买书就站在书摊阅读。
  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d)一带当时有许多学府如莱佛士学院、圣尼各拉中学等,且沿街都是中英文书店,阅读氛围非常蓬勃,直到后来政府将学校迁出市区,书店纷纷倒闭,曾经的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后来,新加坡管理大学在书城附近开辟校园,加上周边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勿拉士峇沙一带渐成为艺术文化街区。但观察几年后,周维介发现这个文化街区不够蓬勃,“在台湾的话,文化气氛浓厚的小店会慢慢迁入,渐渐形成文化生态圈,但新加坡好像又不一样。”
  文青时代除了创刊写诗,周维介和朋友们还积极推动“诗乐”,诗乐可算是新谣的前奏。他们曾邀请台湾民歌歌手杨祖珺、吴楚楚到新加坡演唱本地诗人作曲家编写的诗乐,获得很大反响。
  他也将诗乐的录音寄给台湾作家三毛,结果三毛将卡带介绍给台湾的一家电台,由主播凌晨播出,竟引起台湾听众共鸣。周维介说,后来三毛寄来一大袋读者来信,令人振奋。
  到了80年代,周维介与身边的文青依旧活跃,他在杨松年教授的牵线下,在阿裕尼联络所旗下成立了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出版文艺杂志《同温层》,并在1982年初举办了“面对我们的文学史”展览。
  周维介说,当时野心很大,不想局限在单调的平面展览,于是决心动手做许多立体模型,让展览更丰富。同时也请了书法家吕振端挥毫,但字样太小,他们必须在烈日下,在联络所篮球场用投影机放大字体,勾写到大布条上。
  展览成功举行,后来还受邀到南洋商报展览,接着又受雪兰莪华人大会堂邀请,北上吉隆坡展出。
  周维介笑说,当时白天上班晚上到联络所,周末甚至不回家,完成展览简直“元气大伤”,但这就是年轻时代一往无前的魄力,深具满足感。
  纵观新加坡文艺氛围的变迁,周维介发现,无论文学、剧场、美术、舞蹈等领域,总能看见华语源流艺术家的身影,“我相信这种现象说明,文化还是得靠母语来推动。”


1980年代:柯思仁

  1988年年末,本报《文艺城》推出年轻族群系列,每期一大版介绍当时深具潜力的文艺青年,一连介绍12个青年才俊,包括柯思仁、梁文福、蔡深江、殷宋玮、韦铜雀、圆醉之等人,他们现在大多仍活跃于新华文坛与学术领域。
  谈起自己的文青时代,现已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柯思仁副教授(49岁)说,80年代的校园文艺风气非常盛,不是现在可比。
  柯思仁在公教中学与华中初级学院上学,师长中许多是上一代文青,如现任文艺协会名誉主席骆明、白荷、冯焕好、陈田启等作家。师长们推荐文学作品,介绍学生投稿,开启了写作兴趣。中二中三的柯思仁开始投稿《南洋商报·学府春秋》,他还记得第一次领稿费7块钱,是笔不小的数目。
  接着,他便把眼界放在两大报副刊《文林》与《世纪风》。他说,那时候副刊文艺版是很高的指标,年轻人能把文章刊载到副刊是很大的肯定,仿佛进入了文坛。
  他与梁文福同窗十年,两人经常一起参加文学奖比赛,一起参加文艺活动,“我们算是当时一起出道的文艺青年。”
  那一代的文青,有不少是领教育部奖学金到台湾深造的,如柯思仁、蔡深江、黄木水等人。柯思仁更是第一位成为台湾大学中文系系刊《新潮》主编的新加坡人,他所编的《新潮》当时还获得全台湾大专刊物首奖。接着,每三五年又出现新加坡学生当主编,表现非常卓越。
  当时,台湾正处在解严前夕,文化思潮暗流汹涌,小剧场运动、新电影浪潮,《联合文学》、《当代》文学杂志也在那时期创刊,柯思仁说,对他们这代留学生而言,是巨大的滋养与震撼,“只能说‘生逢其时’。”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柯思仁依然活跃于文艺与剧场界。他认为培养文青,需要副刊、期刊、杂志等发表空间;二是能把文青聚集起来的文艺活动,如八九十年代本报主办的国际文艺营;三则是各种文学奖项,如金狮奖便造就了希尼尔、张曦娜、谢裕民、潘正镭等作家。
  柯思仁说,这一代文青较少参与社团,但在1994年,作家协会集合了他、梁文福、韦铜雀、沈鹰、李慧玲等创办了《后来》杂志。
  除了办刊,年轻的柯思仁在工作之余,还积极筹办文学奖。90年代他以华初校友会的名义,主导了“狮城扶轮文学奖”,公开予本地中学及大专生参赛,后来扩大到马来西亚和文莱。
  他说,当时他们与扶轮社会员洽商,这些人都是大商贾,必须拿出详细计划说服出资赞助,说明这是可行的活动,最终才促成了这项民办的文学奖。反观当下,文学奖主要由官方机构赞助、主办。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项文学奖的,不乏大家熟知的作家,如黄凯德、郑景祥、潘家福,以及马来西亚的陈大为与钟怡雯,可见其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后来,他也与李慧玲合力主导了“华岭学生散文奖”,继续鼓励年轻一辈创作。
  柯思仁说:“真是一时多少豪杰。这些奖项和活动,都是后来文学场域的前奏。比赛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我当时希望能为下一代文青开拓平台,给他们更多肯定。”
  他说,文学奖有很多层次,有最高荣耀的,如金笔奖,或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但不会让很多人得奖。另一种则是维持文学素质,但让更多写作爱好者有能见度,这就是他当时的初衷。
  柯思仁认为,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必须有人在背后推动,才能创造新气象。


1990年代:陈志锐

  谈起文青课题,诗人陈志锐(40岁,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问的第一句是:“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
  陈志锐是第一届语言特选课程的学生,他说,当时选修课程的大多是本地同学,大家对华文确实充满热忱,同学间经常分享创作,相互点评。但这几年的观察,他发现,课程里本地学生的比率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个现象也不仅出现在语言特选课程,近年大专文学奖、新蕾奖的得奖者,绝大部分也非本地学生,以至于有了“新”秀组,鼓励新加坡公民创作。
  陈志锐认为,教师其实站在文学教育的第一线,当年他的华文老师李白杨介绍了许多课外文学作品,让他们开拓眼界。他说,近年偶会听见教师说行政工作压倒教学工作,但他认为,只要有热情,在基本的教学中给学生多一些额外的文学滋养,学生是能够感受并接受的。
  中学时代,陈志锐也是本报学生通讯员,有机会接触编辑《天空》,对他日后的文青生活颇多帮助。
  他就读华初的时候也主编《华韵》,甚至把那时候的“华苑文林”改成小茶馆的模样,洋溢着浓浓的华族文化气息。
  陈志锐这代文青,大概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
  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兴起,陈志锐与同好们大概是本地首批成立网络刊物的文青。当时他们获得南洋理工大学的赞助,获得一个免费的网络空间,于是创立“大运河”,将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挂上网。
  “上网最实际,不用钱。”
  此外,他们也办了《身土不二》文学杂志,不定期出版了三期。
  陈志锐自豪地说,这本刊物虽然短命,但听说有一本曾流传到了台北名校北一女,启发了一些学生以此为蓝本办刊。
  1998年他从台湾学成归来不久,便受本报《文艺城》编辑林迪夫邀请,与陶宗旺、黄浩威、周德成、叶孝忠等年轻写作人参加《文艺城》文学座谈会,以“年轻的声音”畅谈新华文学。
  陈志锐说,很感谢当时的编辑给年轻一代机会,对默默无闻刚起步的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帮助。他认为报章副刊文艺版是非常重要的园地。
  年轻时的他几乎天天坚持写作,发愿一天要读完一本书,然后废寝忘食地阅读什么也不管,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很疯狂。
  陈志锐目前带着四名本地学生参与华文创意写作计划,他说,这批年轻写作人其实很具潜力,只可惜总体人数还是太少。
  他也认为现在民办的文学奖太少,没有办法激励学生写作。此外,新加坡的华文青少年出版也不足,找不到多少适合青少年的文学读物。为此,今年初他应玲子传媒之邀出版了少年小说《打嗝的亲情》,希望填补这个真空。


2000年代:曾昭程

  文青这个词,对90年代末千禧年之初求学的曾昭程来说,是鲜少听闻的名词。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攻读博士的他说,自己曾一度认真写作,但从未将自己看作是“文青”。
  他接受电邮访问时说:“我自己对文青的联想,要么是五四前后投身社会运动,期冀通过文学实践改造国家社会,实现个人理想的知识青年;要么是今天纷繁表达形式中仍选择经营文艺创作的年轻人。后者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有时也指涉某种留意潮流时尚的文化姿态,兼或某种追求生活品味的价值观。”
  他认为,这两种形象均和他的经验不符。他90年代后期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创作,那时的岛国相当安定,他和同侪也许因而都没成为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
  至于喜欢创作,他觉得,当时文学无须面对其他表达媒介,如短片或摄影等的竞争,而成为许多学生创作者的管道,因而也就少了今天“文青”偶尔沾染到的小资情调。
阅读、创作皆可中可英
  文青来到曾昭程这个世代,因为语言政策的改变,他们自小接受双语教育,他们的阅读可中可英,因此在创作时能有所选择。
  2001年他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回国后,开始服兵役,但周末离营时仍经常跑各中英文书店,如博德斯(Borders)、纪伊国屋、百胜楼、草根书室等。“也许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汲取的文学养分也不执着于中文,只要作品好看一般都能看完。”
  当时,恰逢本地剧场蓬勃发展,他也和华初时期搞演出的老同学追看了不少华英语戏剧表演。“我当时觉得岛国比起我离开去念大学时(1997年),在文艺活动方面变得更丰富多元。但如今回想起来,讨论的空间其实不足,语文的鸿沟也越加明显。英语的活动无论是对受众的号召力,议题的多元性以及讨论的素质,都已超越华语节目。”
  此外,曾昭程也是网上诗社“异质诗社”的创社成员。诗社于2003年4月1日注册成立,十位创社成员是:陈华彪、张愫玲、林容婵、方伟成、刘燕燕、曾昭程、陶宗旺、杨伟宁、邓倩兮、阮子源、黄凯德、黄浩威与陈志锐,都是当时年轻有为的文学青年。
  这个诗社也出版诗刊《异质诗刊》,以中文为主,但也接受其他语文作品,唯会请人翻译为华文。
  曾昭程也参与了诗社诗歌合集《潘朵拉的任意门》的编委工作(本句报道有误,已修正)他说,参与诗社比较像是自觉地希望延续高中时期就十分享受的文学生活,朋友见面时会谈阅读和写作经验,也会相互分享作品,给予意见。
  异质诗社活跃时期常在学校和社区举办讲座或工作坊,如2004年在南洋女中的“周末两点档”,2006年新加坡美术馆的“文学101周末部落”,虽然反应并不热烈,但还是展现了诗社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力。
  诗社现在已解散,而成员大多留在本地文教界工作。
  曾昭程认为,新加坡应该采取文学教育,不应在课程安排上让文学课程成为一般人高攀不起的类别,而是通过普及文学勾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他说:“岛国的现实生活为何总让许多创作者最后掉队(包括我自己),抑或我们为何那么不经意地就放弃写作?掉队的现象在正常的文学生态里很自然,但我们得寄望校园里的文学教育,让新人一代一代通过文学表达思想,这样才能打造和维系一个社会集体的人文记忆。”
  他说,当越来越多人见面时很自然地互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那种景况就是他最向往的文青生活。


2010年代:陈维彪

  对新科金笔奖华文诗歌组首奖得主陈维彪(27岁)而言,华文文青群体在当下的新加坡,的确很少见。
  他的文青圈子其实很“双语”。
  陈维彪说,周末时候经常与朋友聚会,他形容这些朋友比较“怪胎”,不喜欢上餐馆吃饭,不喜欢去商场逛街,他们的聚会最后演变成到处野餐,比如在新加坡植物园,有时甚至远离城市到圣约翰岛去。聚会时,他们各自带朋友参与,谈天说地,陈维彪若有新诗作,也会拿出来朗读分享。
  他说,即便朋友不擅长华文,也会认真听,认真提问。
  陈维彪也参加一些本地英语社群主办的文青活动,如每月的“Books & Beer”,与同好喝酒交换书本。还有“Tete a Tete Language Table”活动,聚会者围坐一桌,以特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交谈。
  这些年轻有活力的活动,在华语社群中相当难觅,陈维彪认为,新加坡的华语社群好像有许多包袱,让这个语言变得太沉重,其实只要改变想法,华语也可以很好玩,也不失内涵。
  此外,英文独立书店如精选书局(Select Books)及Books Actually,不时会举办导读活动,英语文青的活动十分热闹,反观华文书店就比较冷淡。
  他认为,导读是非常重要的引导过程,作品不仅需要有人写,还需要有人去评论,才能激发读者阅读。
  陈维彪也曾是异质诗社社员,初院时期他是语文特选课程学生,受老师启发,产生了写作兴趣。后来他短暂成为本地诗人黄广青的助理,在黑箱剧场工作,让他的文青生活多姿多彩,也有更多震撼。


2010年代:汪来昇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新新华文文青组织是去年刚成立的“新文潮文学社”。社长是年轻诗人汪来昇(26岁),成员包括陈文慧(22岁)、沙怡靖(24岁)、房振坤(22岁)、郑伊婷(22岁)及邱勇康(21岁),除了房振坤外,其他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他们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但这个文学社却不附属于学校。
  这群年轻人今年10月推出了半年刊文学杂志《Why Not不为什么》,虽然不支稿费,但仍收到不少新马资深及年轻作家的作品,当中包括作家协会会长希尼尔与马华知名作家黎紫书。
  这本杂志坚持以实体出版,一反新新人类纵横网络空间的模式,回到早前文青的路子,只因为他们认为,实体出版比较庄严。
  汪来昇说,文青应该具备深刻的批判性思考,也必须充满积极的人文关怀。文青须具有“时代意义”,懂得继承即是颠覆传统,又懂得自处,有计划,能自给自足,而自古不变的,文青应该喜欢“阅读”,有理想,也勇于“做梦”。
  他说,创社创刊或能体现上述这种“新文青”的态度,但他觉得创社办刊的过程,尤其经费来源、市场因素等问题,总让他身心疲惫,而疏于课业和自己的创作。
  欣慰的是,他认识了一批年轻的写作人。他认为,这本刊物或许正培养着一种新的创作氛围。
  汪来昇坦言,自己成长在一个英化的环境,虽然喜欢华文,但中学时代完全不敢发声,仿佛喜欢华文的新加坡人是怪胎,直到他进入南大中文系,才渐渐找回自己。
  谈到文青空间,汪来昇说:“我很羡慕台湾诗歌节近期的各项活动,其中有诗人在快餐店前摆上一个牌子写上‘诗跑路了’,然后朗诵诗歌,还有画家在旁作画。我想,就算芳林公园、购物中心、组屋楼下、画廊、漫画店,甚至在警察局前,都可以办‘文青活动’,新加坡缺乏的是让文学更自由发挥和创意的空间,而不是建了多少实体高级建筑。”
  时代变迁,汪来昇对文青前辈的文青生活诸多向往,比如在南大湖畔写诗,唱新谣,卖文为生……但这些仿佛已经难以再续。
  或许新新时代的文青就应该有新的方向与体悟,无须拘泥过去,要思考如何开创未来。


采访后记

  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个专题没有办法再往前追溯,只能专注于70年代以后的文青生活。
  从这四五十年的文青氛围变化中,我们或许也能有所启发。良好的大环境的确能够培养一波又一波的文青浪潮,但新加坡这座岛屿有其特别之处,当谈及华文文青时,又得牵扯上国家语言政策、教育体系,以及新新时代阅读风气不振的多重因素,像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境地。
  物质生活的优越以及追求,逐渐放缓人们投入文艺的步伐,如是观之,新华文坛其实近年不少曾经的文青,在为生活奋斗多年后,终于在退休日子里重拾笔杆,一些新的文学会社也都由资深作家领衔。“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这个大哉问,恐怕也不无来由。
  记者请教了作家流苏,她目前正在撰写有关新加坡现代主义的博士论文。她说,各个时代都有一批年轻作家冒起,有时候与老前辈的信念南辕北辙,就不免引起文坛笔战,但也蔚为一时风景。
  比如说1990年出版的《风见鸡》杂志,当中健将蔡深江、黄广青等人创作内容艰涩、形式奇异的作品,深受台湾现在主义思潮影响,颠覆性很强,虽只出版了两期,但引起了不少波澜,让人印象深刻。
  流苏也观察到,纵观新加坡文坛历史,活跃的文青中,女性的比例相对小,活跃者当属莫邪、非心等人,这也是新加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她也发现,许多本地新一代文青,最后都选择考取更高学位,越来越精英化。
  另一方面,去年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到访新加坡,以十个关键词谈新加坡,关键词大多与文艺息息相关,其中一项“孤岛遗民”中,他以希尼尔和谢裕民两兄弟的创作为主轴,看他们如何思考新加坡人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思索新加坡的孤岛状态并总结南洋经验。
  而他们兄弟两人,也正是80年代的文青代表,获奖无数,备受肯定,至今仍活跃于文坛。
  另一个关键词则是“新谣”,亦是一代文青发光发热的热闹日子。
  但我想说的是,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到底还有多少人在乎?
  年轻作家的叛逆,与前辈作家的矛盾,好像很和谐地淹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不曾发生,文艺好像没有办法引起人们兴趣。就连金笔奖,关注的人到底有多少?
  此外,文艺评论人也难以寻觅,能见度较高的当属作家林高,他致力于评论新华文学,但仍是杯水车薪。报章副刊的影响力也在新媒体竞争的大环境下式微,除了加强教育外,还能怎么培养新一代华文文青?
  柯思仁受访时说,人是关键,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推手,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推手又会是谁呢?
  我们不能马上提出解答,但希望这能供人借鉴,也成为反思的契机。

【小生之言40】粉饰


漆匠粉刷着写上“太平里”的拱门,这是《马路天使》里极尽讽刺的一幕。
  上世纪30年代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讲述围绕着周璇这个“天涯歌女”几个底层人物的困苦命途。卖身、赎身、恋爱、潜逃、死亡,种种意象构筑了“马路天使”的沉沦与升华。那幕“粉饰太平”,则道尽了繁华上海的虚伪。五光十色背后,是一代低下阶层的悲苦生活,每个人都为金钱与权力所压迫,正义总得不到伸张。
  最近在我新山老家附近百合花园一个废弃建筑的转角,也来了几名漆工,拿着滚轴将一幅幅壁画/涂鸦抹去。
  那原是一栋三层楼的家具店,一两年前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余下残垣。两个月前吧,人们发现废弃店屋的粉墙添上了两个乐高人物画像,向着大马路的那面墙,是一个乐高女子,拎着个提包。面向后巷转角的那面墙,则画上了一个持刀的匪徒。
  民间称这幅画作《转角遇到匪》,民众争相前来合影,原来这是立陶宛街头艺术家扎恰雷维奇的杰作。扎恰雷维奇之前在槟城乔治市创作一系列巨型壁画,掀起风潮,带动当地旅游,这次移师受委到新山郊区作画,附近居民更是乐见城市一隅增添色彩。
  不过这幅画还是惹了麻烦。
  政治人物开口了,说这幅画政治不正确,影射新山治安败坏,放大新山治安问题,影响了新山的形象,在报章上吵翻天,有人趁夜在乐高匪徒画像旁画了一个乐高警察黄雀在后,想要政治正确化,但最终新山市政府还是指“不恰当地点作画”,而将壁画一笔粉饰干净。
  这看似耍孩子脾气的举动惹来民间争议,很快有人复印了巨型海报,在新山各处贴上《转角遇到匪》的复印件,也有蛋糕店制作了《转角遇到匪》形象的蛋糕,声援艺术家的创作,默默抵抗市政府强硬的行为。
  街头艺术与涂鸦仅是一线之差,有心人怎么定义就能以正当的名义消除或保留这些作品,那不在话下,只是新山市政府的行动太具针对性,有了多重标准之嫌,落下话柄。人们嘲讽市政府怎么容忍得了大耳窿到处张贴借贷海报、公厕公巴遭涂鸦上阳具等不雅图案,反倒不能容忍一幅《转角遇到匪》,落下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
  市政府的做法看似小孩子闹脾气,从另一层面看,不妨解读为对艺术创作者的警示,企图设下底线,杀鸡儆猴,但在这21世纪的天空底下,创作自由无远弗届,谁又阻止得了谁?
  壁画被清除后,很快地,壁画所在附近发生了连串事故,有匪徒闯入围篱社区不遂打伤保安人员,一名20多岁的电讯公司女职员也当街遭电单车攫夺并抢走手提袋。
  事实摆在眼前,现实总是讽刺的,墙壁粉刷干净后,治安问题仍没有得到改善。新山这座罪恶之城的印象绝非一两幅画所能构成,而是积年累月的恐惧所凝集而成的集体认知,而非集体想象。
  有人笑言,新山人根本不需要身份证,只要被打抢了一次,你就是真正的新山人了。这是多么叫人痛心的玩笑话,而这种玩笑竟还是天天在上演,轻则破财消灾,重则伤残,甚至死亡,生活犹如梦魇。
  如今新山是马来西亚重点发展的城市,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投入几千亿的投资,无怪乎市政府如此担心形象问题,只是相由心生,一座城市的面目不仅仅是街景的铺排,城市的面容由市民生活所编织而成,市民的喜乐悲苦都反映在城市的面目之中,这些都是藻饰不来的。

7 December 2013

类似厌食症的布尔乔亚式轻吟


                胆汁是黄黄色的浓稠液体,当它在一个早晨洗浴声琳琅响的浴室里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刻,有一种很凄凉的苦涩,我大抵知道我确实是病了。

11月中旬从初冬的莫斯科回到赤道线,迎接我的并不是和煦的阳光,柔佛海峡两岸都沉浸在阴雨的灰色之中,长命雨啊,下个不停,我下飞机的那刻,突然觉得赤道的温度可能比莫斯科摄氏一度的感觉还要冷,有一种透进身体内部的寒,或也是因为脱下卫生衣羽绒服的关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热带的雨季逮个正着,而半岛东岸的地区也全被雨水浇成片片汪洋。

                两个多星期里瘦了五公斤,公司内设那位家庭医生还有姐姐介绍的那位名中医师都纳闷是不是我家里的磅秤坏了,搞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直到那个每日递减的数字以小数点一位的精确程度提醒我,我才发现,那些医生原只不过是嘴上的猜测,对我没有诚挚的关怀,我的证词没有被法官在下判时做任何考虑。只因为没有发烧,便排除急症的可能,医生胡乱给我胃药,医师也按剂量配了药粉搅成药水,结果下肚的大多被吐出来,这种反胃的感觉充斥着最近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都感觉有东西卡在咽喉,咳嗽,然后引起想吐的冲动,面对什么食物都提不起胃口。

                这种感觉已经维持两个多星期,真是什么也吃不下,有时甚至意念里出现了食物便感觉恶心。这几天一早醒来,当牙膏接触到牙齿的瞬间,原本已经缓和的胸口马上又胀起,一片郁结,刷牙漱口洗脸后,依旧完全无法进食,只好正装出发,到约好的地点,开始采访工作。那天没想到聊得兴起,快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满嘴酸楚地拜别他,赶紧下楼找寻公厕,竟还有余裕地把门锁上,脱下背包挂在门后的银钩,才翻身对着马桶倾吐,只是腹中空虚什么也吐不出来,一连串的酸水,双眼泪腺也敏感起来,任由肠胃在腹腔里向上收缩,像一个倔犟的气泵,用力地发泄不满,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出现好莱坞电影中男演员被打到内伤呕血涨红着脸青筋迸发双眼发红,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当医生的姐姐对我也只是束手无策,而专科医生的排期竟还得等到两个星期后,不知道那时是已经康复了,或撒手人寰,对于生活安逸的我们,大抵只有交通意外或突如其来的无名病毒能让我们一夕升天。为此患病初期还去验血,确证实并非时下流行的蚊症,医生振奋地恭喜我让我不必担心,但报社一位编辑却说,是蚊症还好,最怕是无名的病毒,无从拯治。还真大吉利是,仿佛被他说中一般,只是为何我们总认为生病是受到某种外在的侵略,而不是我们自身内在出现了问题?我只是好奇,好想像小时候一个英语节目里的主持人们,通过很粗糙的电脑效果,把自己变小,乘着飞船进入生病的小孩的身体,看那些痰的形成,看白血球、巨噬细胞的工作程序,描绘一场无远弗届的人体星球大战,印证了合天人合一,人体与宇宙的神秘关联,也印证了我小时候的天真无邪。
               
                办公室此起彼落的咳嗽声,仿佛每天都在回应着我,让整个办公室充满恶质的战鼓声,催逼着士兵前进,日复一日,却总听不见鸣金收兵的号令,没有谁发出集结号,工作照做,生活照跑。同事们也渐渐厌烦那些久病不愈的家伙,让办公室的天气阴霾忧郁,传染了大家一起沉沦。于是我渐渐不敢和他们共餐,深怕那些怎么吃也吃不完的餐食会让彼此更加尴尬,每个人的话题都只好转为清冷的问候,我只能不断复述我的情况,加上咳嗽以博取同事们的同情。当他们报以怜悯的眼神,一场午餐终于结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击打键盘,直到下班,不再交流。

           像以前阿嬤还在的时候,她总是会说嘴巴苦苦,吃不下饭,终于明白阿嬤所谓的苦苦,是每天早上起床时,大量唾液分泌到口腔里,却不知什么因由唾液很稀,稀得像某种劣质牌子制造出来的过分蒸馏漂白的矿泉水那样带点苦涩,顿时让人失去所有食欲。这几天,吃稀粥比吃药更能让我成为一个完全的病人,淡而无味的粥水却竟是最能下肚的东西,哪怕蒸蛋、炒青菜、肉片弄得再怎么入味,就只有粥是最后的良药,好像是在提醒我,不要总是贪图浓郁的滋味,那些华美的东西在你最不舒服、最低落的时刻都无法陪你度过难关,但白粥的所有隐喻都指向褪去色彩的姿态,并且脆弱得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令我揣揣不安,白色如神经病院,某种白色的神经质,某种白色的恐怖色调,还有悼亡时候的白色。或许因为这些秘密的象喻系统,吃多了白粥,感觉整个人都变淡了,仿佛无时无刻会被光穿透身体,但庆幸的是,这连续十多天里,都没有机会见到任何成束锋利的阳光。

就在出发莫斯科的一周前,我飞到吉隆坡参加朋友的婚礼,婚礼上我犯了胃病,食不下咽,无论吃什么都只有进一步牵动肠胃的神经,坐在两旁的女性好友,一个握紧我的左手在虎口上按摩,另一个抱起我的右手,用力搓揉内关穴,尽管痉挛的胃毫无起色,但那个画面却总有金庸笔下令狐冲到处受人医治时的情怀,一时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其实又有点尴尬,最后新人来敬酒,只双唇略沾了点红酒,一切又变本加厉起来,但仍必须努力保持笑容,拍了张婚宴上最能彰显幸福的大合照,完美地结束这场喜宴。胃抽筋不似脚抽筋,掰开脚板就能舒缓,只能花几个小时让它耍脾气累了自己平复,真像一个小皮蛋,闹起别扭可真够呛的。我不知道婚宴上那次闹闹脾气与最近一连串反胃有什么关联,但感觉上这家伙已经到了叛逆期,越来越不受控制。

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降到高中时期的体重,仿佛一下子把这几年生活外加给我的东西一下子甩掉,肚腩消了,大腿上皮与肉贴得更紧了,窄管牛仔裤失去了效果,是瘦了,但却不是高中年代那时候从早到晚打球踢球练合唱训练出来的精炼。现在的我,奔跑已经成为奢侈品,就算要错过地铁或巴士都不愿意再跑了,绝不愿意弄乱头发和衣衫,想忘掉那股拼命追袭而变得狼狈的样子。

照着这个趋势一直瘦下去的话,可能不久后真的会变成风筝被风吹起来,但最近阴雨的天气应该不会让我飞得太自在吧,夹杂着闪电,随时要被打落,烧成黑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