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年。回顾本地合唱创作的成长变迁之路，你会发现，那正是几代音乐人寻找属于新加坡自己独特歌声的50年。
陈宇昕╱报道
如果可以笼统划分，新加坡合唱艺术的发展，一边是以早期华校生为主的华语合唱活动，一边则是改制后校园合唱团与半职业合唱团的兴起。
本地合唱创作亦也在如此背景下发展累积，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两条主干线上成长变迁。
上世纪60、70年代，黄晚成、李豪、丁祝三、梁荣平、潘耀田、沈炳光、李煜传等多位作曲家开始发表合唱作品，他们的作品多以华语为主，那是本地华语合唱团兴盛的时代。
到了80、90年代，作曲家如郭永秀、周炯训、吴多才、董叶明等人也加入到合唱创作的行列，而今许多后起之秀涌现，扩展了本地合唱作品的面向，创作更多元，丰富了本地合唱歌单，也慢慢建立起本地合唱创作的系谱。
在新加坡50岁之际，记者访问了本地几位合唱作曲家、指挥家，探讨本地合唱作品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未来又在何处。
梁荣平：曾为本地合唱创作开辟新局面
谈到本地合唱创作，不能不谈已故作曲家梁荣平。梁荣平的合唱作品如《街头巷尾》《舞龙》《雨中蛙》等，不仅富有本土色彩，更在音乐艺术上有大胆前卫的创建，为本地合唱创作开辟新局面。从社区合唱团到在国际上屡次获奖的半职业合唱团，至今仍在演唱梁荣平的合唱作品。
1980年代，新加坡青年合唱团（SYC Ensemble Singers前身）开始委托本地作曲家创作时，就多次邀请梁荣平创作。
梁荣平曾创办星市合唱团，出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音乐系主任，培养了许多优秀作曲家，包括潘耀田、董叶明、陈灿汶、吴多才等人，桃李满天下，可说本地合唱音乐深受其影响。
李煜传：还是要写生活、理想的歌
本地资深作曲家李煜传今年82岁了，回顾当年为何投入创作合唱创作，他说，1960年代他开始指挥合唱团，当时大多演唱中国大陆歌曲，但有些歌曲太“左”不方便演唱，其他华语合唱曲目也不多，因而萌起创作念头。
李煜传的创作大多是有感而发。他喜欢阅读诗词，至今都保持剪报习惯，把报章看到好作品就剪下，待有灵感时再去翻找合适的诗词。但反过来，更多时候是诗词中自然有着音乐性，激发了创作欲望。
李煜传的合唱作品包括《我爱》《歌如海》《新加坡河》等。
70年代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开始举办“我们的歌”比赛，鼓励创作，一直到国家剧场关闭，这个信托委员会才转变为作曲家协会，继续推动本地创作。
不过现在因为教育环境改变，华语合唱环境已渐渐老去，作品也锐减。
李煜传认为，现在本地出现许多优秀的作曲家，但不同于老一辈作曲家强调华族情感，新一代作曲家走向了世界，创作很多高难度艺术作品，在通俗合唱曲方面的努力就少得多。
他说：“不要总是为比赛写曲，还是要写生活、理想的歌。唱一首歌可以帮助培养一个人的健康身心。不能只偏重一边。”
至于目前华语合唱团的境况，李煜传身为合唱总会会长，仍努力维系各源流合唱团间的联系。总会举办的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也已举办四届，每一届都会指定参赛的国外合唱团演唱本地作品，为推广本地合唱作品尽一分力。
潘耀田：最重要的是作品质量
潘耀田（62岁）1977年写了他的第一首歌《我是共和国的小画家》，成为“我们的歌”的得奖作品。这首歌后来收录在他的合唱作品专辑《春天里》。专辑也收录《无词歌》《日翁独咱》《马来民歌组曲》等作品。
潘耀田接受电邮访问时说，本地合唱团组织与合唱创作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每个时期都因种种客观条件而产生不同需求，也存在“适者生存”现实问题而不断替换。“合唱团和合唱曲目都在与时并进。合唱团和合唱曲目有时也像是个鸡和蛋的问题——有先后以及供求的因果。因此本地合唱界是否积累了足够的本地合唱作品，或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潘耀田认为本地不乏优秀的合唱作品，他例举梁荣平的《我愿是激流》《九歌》《木兰辞》等，并表示本地合唱团一般还是很支持本地创作，其中也包括一些前辈作曲家的合唱作品。
当问及本地合唱创作的趋势，以及语言取向时，他说：“我是个当年的华校生，华语是我的母语，因此我的合唱作品有大部分以华文为主也就自然而然了。同样的，现在合唱创作的取向更多元也因环境的改变而显得自然而然。或许，我们不需要试图改变或反对目前本地合唱创作和演唱形式的转变，未来就顺其自然。无论实验性或雅俗共赏的音乐性，何者将成为目前的主流也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作品质量。没有质量，什么名堂形式都是假的，时间也会证明。”
吴多才：已创作50部合唱作品
吴多才（45岁）可谓本地作曲家中最专注于合唱创作之人，至今已创作约50部合唱作品。他的作品从早期的方言民谣作品，到近年较大型的历史作品，经常取材华族文化经典，如诗词歌赋、《庄子》，还有人物列传。
他创作《落水天》《雨夜花》《海南的回忆》这系列方言歌曲时，正值讲华语运动推行的时代。吴多才创作初期感到心中不安，于是向老师梁荣平请教。梁荣平说，新加坡合唱团已有很高水平，能唱好法文、德文、拉丁文歌曲，为什么不能唱方言歌曲？一席话终于让吴多才安心创作。
吴多才说，1990年代本地合唱团开始参加国际合唱赛，这些比赛往往要求合唱团演唱各自国家作曲家的作品，他因此渐渐收到创作邀约。做出成绩后，2011年起，他更每年为香港拔萃书院校合唱团创作，作为比赛作品。
他说，本地中小学合唱团仍在进步中，越来越多合唱团参加国际赛，本地作品的需求量会更大，接下来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作曲家接班。但在演唱新作品的时候，也必须回望前辈作曲家的作品，继续传唱，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吴多才目前也私人开班教导合唱创作，他希望年轻作曲家在取材民族音乐时须彻底研究素材的历史，让创作与素材有机联系，不能凭空乱造。
对于未来，他唯一担心的是，本地学生的文学素养式微。文学是合唱创作非常重要的素材。他现在也鼓励学生课余多阅读。
董叶明：作曲家应思考融合不同文化
文化奖得主董叶明（53岁）创作过许多器乐作品，1999年才首次创作合唱作品。他受访时说，原以为人声音乐比起器乐有更多声音上的局限，但创作合唱作品后才了解到人声的可能性可塑性，能够唱词，也能表达不同音乐色彩。
他的合唱作品主要是受委托而作，这也是本地合唱创作目前最主要的动力。
董叶明说，当高水准的合唱团如SYC Ensemble Singers、维多利亚合唱团等向他邀约时，他自然会尝试实验人声的更多可能性，但这绝不是为了写出高难度作品，而是希望寻找新的概念来传达歌曲的意涵。
不过董叶明也曾受新加坡青年节委托创作，对象多为中小学生，这时他就会创作人人都能享受的作品，也让学生从乐曲中学习节奏与和声概念。
本地合唱创作这些年下来，到底有没有找到属于新加坡的声音呢？
董叶明认为，类似匈牙利、印度等具有传统民族性的声音，好像是当地民族理所当然的声音，但新加坡不同，新加坡人来自四面八方，新加坡的优点在于文化包容，作曲家应思考怎么融合不同文化特质。新加坡另个特质是每天都在改变，寻求创新，他相信这会是本地合唱创作的未来方向。
至于新加坡应不应该唱本地的作品？董叶明认为，这应该建立在认同本地作品品质的基础之上。
“新加坡合唱节”要唱50首本地合唱作品
合唱指挥家桂乃舜与冯克伦配合国庆，策划了“新加坡合唱节”，今年8月7日与8日将举办三场音乐会，邀请约30个合唱团，演唱50首本地合唱作品，也借此机会收集整理本地合唱作品。
桂乃舜说，当他一开始告诉别人要选50首本地作品时，很多人都质疑，但当他深入挖掘，才发现从第一代作曲家到作曲新秀，已积累许多好作品，现在他们头痛的反而是到时候应该选择哪些，割爱哪些。
桂乃舜希望建立一个本地作品图书馆，供人们使用。冯克伦则说，届时会把演出录音存档，方便未来使用。
整理过程中，桂乃舜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可能因建国初期的关系，有很强烈本土意识，晚近的作品则更多元，也更具世界性。
下个月他带领的歌弦合唱团将公演，合唱团新分支“新加坡国家青年合唱团”将亮相。这支合唱团成员，年龄多在21岁以下，桂乃舜希望能以这个合唱团为基础，探讨未来成立一支全职专业合唱团的可能。
他说，很多事总不能等官方去做。
更广泛地让人们掌握阅读音乐的能力
指挥家林曜（63岁）也认为全职专业合唱团对本地合唱发展有重要意义。他说，那意味着音乐素质的专业化，作曲家就能发挥创意，创造更好的作品。
他说，本地合唱团已具备很好的视唱能力，而合唱教育的下一步是更广泛地让人们掌握阅读音乐的能力。掌握了基本能力，就能探索音乐的繁复色彩。
2001年，新加坡爱乐合唱受邀到东京演出，被要求演唱一系列本地作品，林曜作为艺术总监要准备歌单。他说，那是世界级的演出场合，必须选出能代表新加坡的作品，当时的确很头疼。
“14年后的今天，如果再收到邀请，我想这个挑战还是存在。”
这几年他到香港担任合唱比赛的评审，发现有香港合唱团演唱吴多才的作品，令他感到欣慰。
他相信这会是本地合唱创作的一个新局面。
给年轻作曲家尝试的空间
文化奖得主谭秀英（53岁）指导的SYC Ensemble Singers，是本地最早开始委托本地作曲家创作的合唱团。谭她认为，新加坡还很年轻，合唱艺术也才起步，还没成熟，但不能放弃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
她认为本地合唱指挥都应该继续提倡本地作品，除了委托新创作，也要演唱旧歌曲。“这就像阅读故事，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体悟。”
此外，在委托创作时不应为作曲家设限，一切建立在互信上。这样，作曲家才能尽情发挥，创造出最好的作品。
合唱指挥林爱慧则认为，本地青年节合唱比赛每年邀约创作新作品，有助于普及本地作品，但去年起改变，不再委托创作，甚为可惜。因为少了这个官方平台，一般的学校合唱团，乃至半职业合唱团都很难有余裕花钱委托新作品。
杨秀桃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何志光副教授受访时则说，作曲家，尤其是年轻作曲家需要更多空间去尝试。这个空间包括如何面对错误和失败的作品。歌者和指挥必须理解年轻作曲家勇于尝试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空间，就能更好的发展本地合唱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