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之言1】“Bangla”与“老外”

当我们把一群人以一个名称取代时，他们生命的光辉将瞬息陨灭，形成一种苍白、既定的形象。正如那个居民所担心的，带有病菌般的恐慌。

兀兰储水槽藏尸案中，居民对外国劳工的想象非常有趣。记得当时有居民对我说：“Bangla（不用我介绍，就是指孟加拉籍劳工）黑黑的，全都一个模样，我们无从分辨，应该限制他们不要在住宅区内闲晃，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

当然，出自对案情的关心，居民担心外劳会擅自使用天台水槽来洗澡，甚至跳入水槽成戏水鸳鸯，还有日常用水中会有看不见的病菌，他们担心的其实是这些不干净的陌生“他者”（others，是文化研究的一个词汇，在后殖民论述中尤其重要，简单来说就是指与“我”形成对立面的一个“他”，人们以“他者”为镜来确认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往往带着歧视与贬义）。

犹记得几年前我还寄宿大学宿舍，经常和同学到裕廊坊吃饭逛街或转乘地铁。文礼地铁站下方与旧巴士转换站间有一大片草地，每逢周末便会坐满穿着短袖衬衫、长裤、黑鞋的外劳，他们清一色是男性，皮肤黝黑，有的蓄着小胡子，看起来精瘦健壮，惬意地坐在草地上聊天吃东西。此外，周末搭乘巴士经过克兰芝地铁站对面的兀兰路，也能偶尔在路旁的草地上看到几个外劳躺在枝桠的阴影里纳凉。

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总浪漫不起来。那时候的我和大学朋友会尽量避开，姐姐看到这种画面也形容为“很恐怖”。到底是什么引起了恐惧，却也说不上来。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外劳的报道，有女佣推老雇主下楼，有劳工抢劫民众，有女佣杀婴藏尸，还有上述的谋杀事件，形形色色都很耸动，无不放大劳工的负面形象——看着草地上的外劳，仿佛草地都变得粘湿恶心。

倘若我们在草地上看见穿着复古长裙、遮阳帽或热裤、戴墨镜的“老外”，我们会联想起什么？大概有好莱坞电影的某种感觉吧。或许有人会认为好浪漫，好有人文气息，恍惚间成了欧美大专学府场景，草地马上令人感觉干爽，还能略略感受到清风拂面。

南洋理工大学宿舍上学期吧，出了一个爱爬出窗口的“老外”女学生，穿着清凉在窗台沐浴日光，网民讨论时啧啧称奇。无独有偶，一些妙龄女佣热衷于拍摄性感照片，想要留住青春的美好，但舆论似乎讽刺意味更浓。当然二者性质有别，难以比较，但“我”与“他者”之间微妙的文化认同与排斥，隐匿其中。

工作使我有幸接触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我在殓尸房外遇上不少因工业意外而聚集的工友，那些意外事故的惨状不是轻易可以想象的。同事间彼此开玩笑说，一罗厘“Bangla”出现就肯定是工业意外了，但只有接触过这些为死者领尸的工友，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个外劳远在家乡还有一个家庭，他有他自身的故事，而不仅仅是一个“Bangla”。

一个词汇能涵盖的意思总是有限，当我们把一群人以一个名称取代时，他们生命的光辉将瞬息陨灭，形成一种苍白、既定的形象。正如那个居民所担心的，带有病菌般的恐慌。新加坡已经是一个能够全民一起思考部长薪金该如何设定的国家，人们会说部长不懂得体恤普通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能不能体恤处在社会更底层的外劳？他们失去自由，孤独地挤在工人宿舍或佣人房，从事体力劳动，领取微薄的薪水，或听凭主人的差遣或负责钢筋水泥等辛苦的基础建设。

人们忘记对砖瓦的形体触觉不要紧，但不能忘记尊重。

我经常取笑自己是个外劳，当兀兰储水槽事件以隐喻的形式描述外劳时，这些汗流浃背协助人们整理环境卫生的人儿竟成为不洁的象征，我开始怀疑人与人之间该如何共生在这片土地上。传说古时印度有一名挑粪的奴隶，街上的小孩喜欢用石子丢他，编童谣嘲笑他。一次释迦牟尼看到这情景，对这些不懂事的小孩说：“我的工作与挑粪的奴隶是一样的，他为人们扫除街道的肮脏，我替人们扫除心灵的污垢，你们应该像尊重我一样去尊重他。”

对于这个无解的疑惑，或许可从词汇的运用开始，无论是“Bangla”抑或“老外”，吐出口前，想想自己是不是无知地成为歧视的帮凶。

（原载2011年6月19日《早报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