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February 2016

【小生之言73】有什么好过敏的?

 


世界杯是爱国主义的一记春药。

而真正的足球迷必然超越国家意识形态。

1930年代,纳粹领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试图以足球彰显民族实力,二战后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更是不择手段将皇家马德里打造成独裁者的银色宣传队,并大肆打压巴塞罗那,以达致收编加泰隆尼亚的政治目的。

足球成了工具,操作就在于人。

足球可以成为纳粹宣传机器,也能正面凝聚社群,做出改变。

像是欧洲足总(UEFA)这几年的反种族歧视运动——Respect,便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凝聚社群也意味着我与他者的区别,尤其球迷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比如每个星期一,几个不同球队的球迷见面,自然而然谈起“你们”昨天的表现多糟,“我们”又怎样怎样,圈外人肯定要一头雾水,但球迷间心领神会,有时支持的球队输得很惨,隔天还要尽量避免和其他人打照面。

不过真正的球迷最在意的还是足球,哪怕是惨遭对手击败,球迷仍能欣赏对方球星的风采,不失风度予以肯定,除非发生什么具争议性的判罚,或是“苏神咬人”般卑劣的事件,那就另当别论。

这个农历新年,马来西亚导演周青元又有新作品上映,《Ola Bola》以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1980年闯入奥运会正赛为背景,描绘一个三大种族(加上老外教练)如何排除万难,为为国家荣耀奋战、种族大和谐的励志故事

周青元之前的作品《一路有你》《大日子》《天天好天》让观众“笑中有泪”,感动万分,新作品备受瞩目,至今好评不断,上映四天,票房就突破250万令吉。

人怕出名,电影最终还是引起舆论波澜。

有人在网上撰文批评周青元“篡改历史”,还附上历史影音档案。当年入选赛关键一役对垒韩国的赛事,绝杀韩国队的是沙巴国脚黄才富,但在电影中,剧情设定由马来前锋攻入致胜一球。评论者直指周青元这是抱马来人大腿。论调经网络流传,激起不少讨论,周青元也在回应媒体时澄清。

这让我想到之前网上流传的一组对比照。上面那张是穿短裙的美女,走在大街上,其他路人各自忙碌,心无旁骛;底下那张则是一个穿着传统服饰戴头巾和面纱的女性,走在大街,一辆电单车经过,车上的男人露出邪佞眼神盯着女人看。

这组照片要反击的是“女人应该避免暴露引人犯罪”这类愚昧的想法,指出问题在于犯罪者而非受害人。

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只会看见有色的世界,那个挑起种族奉承论的评论者戴上种族主义的眼镜,也就只看见了种族色彩的东西。

同样地,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弗朗哥看足球,只看见权力和野心。

《Ola Bola》其实是少数能同时并列四种语言的电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老外角色各有大篇幅的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台词,加上方言,周青元并没有逃避语言纷呈的社会现象,努力营造多语并存的美好图景。在刚过世的学者安德森看来,“想象的共同体”未必就是粉饰太平,它还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种族矛盾。

回到一个真正的球迷的立场,足球和肤色没有关系,足球和眼睛大小没有关系。

英国人会为德罗巴(Drogba)疯狂,德国人也会为车范根和香川真司举旗高歌,我欣赏罗马王子托蒂(Totti)的风采,难道我就崇洋媚外了?

噢,拜托……

9 February 2016

【小生之言71】八戒也想过年

新的一年,人们习惯要许下新愿景,希望来年会更好,但2016的开年,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美好,世界依然纷乱,除了欧美各地跨年的零星袭击活动,去年末叙利亚叛军“伊斯兰军”首领阿卢什等人物在在叙利亚政府军的空袭中丧命,使得原订本月份展开的叙利亚和平谈判蒙上阴影。更令人不安的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断交,这两个逊尼派与什叶派巨头的决裂,进一步加剧中东问题。朝鲜还声称试发氢气弹。

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和店员五人神秘失踪,民间剑指北京中央跨境抓人,展开新一波民主抗议,港府再次陷入难堪境地。就近,马来西亚方面,关丹铝矿开采,严重污染河流与海岸线,铝矿与废料染红海水,一些官员涉贪被调查。环境污染是区域性问题,新加坡一衣带水,不能不关心。

更甚的是,就连猪八戒也惹上麻烦。

2016年还真是以纷乱之势开了局,接下来的棋又该怎么走?

就说猪八戒的事,农历新年将至,郭富城、巩俐等明星主演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即将上演,猴年演猴戏,马来西亚对电影商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市场。然而,由于马来西亚内政部认为电影海报不符合电检局指南,决定把猪八戒从海报中剔除,结果唐僧师徒一行人,独独少了八戒。此事经媒体报道,引起舆论争议,各种有趣的嘲讽,占据各社交媒体,人们茶余饭后。

这起事件,反映的恐怕是马国政府在宗教议题上的长期“过敏”。

新马历史文化背景相近,在新加坡,常听见政要就宗教与种族议题,呼吁维持“敏感”(sensitive)态度。但在马来西亚,“敏感”已进入“过敏”(allergic)期,近年来马来西亚反对势力跃升,执政党国阵多元民族宗教政党互补制衡的格局已经改变,巫统取得更集中的权力,反映在施政上,除了更马来人/伊斯兰中心之外,一些政客通过政治事件,制造禁忌,以图各党单一种族、宗教的议程。

首先是阿拉(Allah)一词的使用权,马来西亚一家天主教周刊《先锋报》因使用“阿拉”一词而进入法庭程序,经过多番审议,上诉庭最终宣判《先锋报》败诉,禁用“阿拉”一词。两年前,马来文翻译版的奥特曼(Ultraman)漫画将神明翻译为“阿拉”,最终被内政部查禁。

去年开斋节,澳大利亚公司Servcorp的节庆广告,一头袋熊(wombat)头戴宋谷帽给穆斯林同胞拜年,有人误把袋熊当成猪,引起轩然大波,最终Servcorp赶紧撤下广告,公开道歉。原来长相也成了原罪,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猪八戒黯然离开马来西亚版电影海报的事件,如出一辙。

《当今大马》做了街头访问,受访者中不乏穆斯林。受访者对内政部的决定并不抗拒,并且认为巨型海报上的猪八戒如果出现在街头,或许真会影响穆斯林情绪。

这样的采访看似反映了某种在地现实,却忽略了事件的教育可能,多元社会的包容与互信,其实能够通过这样一起事件互相学习。猪八戒作为中华文化民俗传统中的一个典型,超越了猪的形态,如何把背后的意涵传达予友族朋友,就要靠掌控媒体与政治话语权之人引导,相互了解。

为什么就不能以一种人类学的态度,学习和了解不同的文化生活?

人类学界在20世纪以前,往往带有白人意志,站在高角度批判其他民族落后的生活传统。到了波兰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他主导了改革,强调介入式的研究方式,要研究者成为他者,亲身体验他者的生活文化,从而理解一个文化何以形成何以维系。
如此的态度,放诸四海皆准,尤其多元文化地区。

我常从父亲那辈听到,马来西亚早期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不分你我在同一家咖啡店里吃饭,有人用手扒食物,有人大口嚼猪肉、牛肉,谁也碍不着谁,也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可是现在,清真与非清真食肆壁垒分明,湿巴刹的猪肉摊更被隔离在主体建筑之外。现在连猪八戒都遭殃,马来西亚政府的过敏,一天天、有意无意地撕裂生机勃勃的文化混血的可能。

20 December 2015

【小生之言71】人生减法

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基础之上:

需要一件衣服,生产商便制造上千种服饰,每种数以万计;
需要一餐温饱,生产商便制造上千种食品,每种数以万计……

商品为了“预防”我们有所“需要”而大量“生产”。
我们拥有了消费的自由,但这种选择便利的背后,商品生产的数量,永远大于需求,酿成巨大浪费。

浪费就像每天新鲜烘培的面包,当天卖不完就得下架丢掉,当然商家有各自的基本收益底线,不至于每天血本无归。换句话说,商家会为了卖出100个产品得到盈利而制造出1万个东西,第101个就算花红了。

市场有其规则,大量生产用以压低商品单价,消费者才能买到便宜商品,刺激消费,一环扣一环,活络整个经济体系,这也包括垃圾处理和环保工业,形成庞大的经济巨轮。

我们似乎避无可避。

最近晚上回家都收看BBC Earth频道,听大卫·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爵士经典的声音,讲解动物世界的奇观,那些乌托邦式的画面。最新系列The Hunt,其中一集讲述当今大型捕食动物的处境,蓝鲸、老虎、狮子、老鹰、北极熊……这些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动物,正面临灭绝的危机。人类贪婪扩张,导致这些动物失去栖息地,失去猎场,失去生存的希望。

不久前访问了博物学家李家维教授,他指出,20万年前人类崛起后,地球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对其他物种的杀戮,许多巨型哺乳动物就是在人类的竞争下灭绝,而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临。

这位曾经发现地球最古老动物化石的古生物学家,目前正致力保育热带雨林植物物种的保育工作者告诉我,人的存在即是对自然的破坏,先要有这层认知,再思考人类应该怎么补偿自然。

的确,人不一样,人不是逐水草而居的非洲草原草食动物。那些草食动物以数量确保物种不致灭绝,被捕食者围捕时大家竭力逃跑,当捕食者成功逮住一个大快朵颐的时候,其他的草食动物就恢复平静,吃起草来,暗自庆幸被吃掉的不是自己。

人若是被狮子老虎捕食,之后考虑的,就是如何集合力量把猎食者全部杀光,非洲一些部族现在仍会报复吃掉他们牲畜的狮子。此外还有中国诸多打虎故事,古埃及、希腊、亚述的猎狮传统,都说明了历史上人类如何与这些捕食者置换地位。

至于弱肉强食的规律,则被转喻,内化成人类社会内部的潜规则。

环境危机迫在眉睫已是老生常谈,没想到自1997年失败的《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浪费了18年才终于达成了共识。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各国代表终于作出令人振奋的承诺,签署《巴黎协定》,誓要把气候暖化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减排之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向,似乎开启了地球新篇章。

大卫·艾登堡在纪录片尾声中说道:“大自然有其复原的能力,而人类则有其改变的能力。”

一如化石能源的使用,或许我们并不自觉,多少年来我们每天消耗的能源,竟来自五六百万年才能生成的化石原料。我们每一秒钟都在销毁一段几百万年的地球历史,这样的隐喻实在令人不安。

大自然有能力复原,但它需要时间,这时候人类就需要改变,为自然界争取时间。

老子说:“为道日损”,或许我们能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把生活,化繁为简。

29 November 2015

【小生之言70】巴黎恐袭之后

欧美诸国空袭叙利亚,百姓死伤并不亚于恐袭,反而成为伊斯兰国宣传的工具。


11月13日晚上,我在布里斯班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看音乐剧《悲惨世界》,次日一早搭飞机回来,一下机就读到巴黎遭遇恐袭的新闻。死伤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巴塔克兰(Bataclan)剧院。我透过视频,想象那过程的骇人,剧场的密闭空间、子弹、鲜血、死亡,以及其后的警匪驳火、哀伤、报复……凡此种种,想象那天身处表演艺术中心的我,如果遭遇这样的袭击,该怎么办?

剧场空间变成一个杀戮的舞台,很多人看到了伊斯兰基本教义极端主义,但那事件也令我联想起2012年美国奥罗拉电影院枪击事件,以及挪威纳粹分子布列维克。

回顾九一一事件以降,我们总能透过媒体直播、复制恐怖袭击的画面,飞机撞入世贸大厦、爆炸、惊慌逃窜……到今年初法国《沙尔利周刊》(又称《查理周刊》)编辑室遭枪手血洗,人们也通过直播目睹了警方追捕恐怖分子的全过程,还有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后惯用的恐吓性斩首、屠囚画面,恐怖主义在这十几年间,反复作为可视的事件被复制、重演。

法国已故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即谈到西方媒体的操作,如何把暴力的内容简单化、纯粹化,使受众的理解变得片面,而忽略了西方自身如何制造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变得片面,反思缺席。

在《恐怖主义的哲学》中,德希达与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r Habermas)分别就恐怖主义提出见解,这本于九一一事件后出版的书,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令人不得不深切反思,敌我关系是如何变得像今天这样的理所当然:是因为美国的邪恶轴心论调?还是恐怖主义的反扑?

哈贝马斯以现代性的历史角度检视恐怖主义。17、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进入启蒙时代,开启现代性,理性主义得到发展,但19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取得主导地位,经济与资讯进入全球化的年代,西方列强瓜分中东,现代性并没能让阿拉伯人民取得民主与自由,反而在传统生活被拔除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矛盾。

德希达也批判了美国在中东的布局,比如扶持独裁政权,均为恐怖主义铺路。

如果以后殖民主义的脉络来批判欧美诸国百年来如何瓜分中东的石油利益,从一战后,英、法、俄三大霸权瓜分鄂图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秘密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就可见一斑。其后遗症,就是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国界的划分,暴力撕裂自然民族聚落的分界,为多年来族群冲突留下伏笔。

巴黎恐袭事件后,各国表达反恐立场,仿佛万众一心,但俄罗斯战机遭土耳其军方击落,却在在暴露了各国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观之,整个中东权力集团的矛盾,其程度并不亚于冷战,各个政权与武装组织在诸国的资助下,多年来扮演利益争夺的代理人。

单就叙利亚内战,阿萨德政权背后有伊朗和俄罗斯做后盾,反对派如自由叙利亚军等组织,背后则有美国、法国、沙特、约旦等在撑腰。土耳其虽是美国盟友,却压制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库尔德人,现在还射下俄罗斯的战机。混乱的合纵连横局势中,伊斯兰国组织趁机崛起,通过极端意识形态、走私石油古迹的利益,建立庞大势力。

回到哈贝马斯与德希达的观点,前者认为恐怖主义是现代性中,理性沟通扭曲崩裂的结果,后者认为恐怖主义更像是自体免疫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九一一事件被纪念日化;第三阶段则是镇压的恶性循环,西方正走在自毁之路。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机构,更深化的世界主义,但十多年后的今天,联合国、国际特赦组织等世界主义机构,依然受国家主义绑架。这些机构从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便不断向国际社会疾呼,却四年来不受重视,以致有今日巴黎恐袭如此标志性的悲剧发生。

或许空袭之外,国际社会更应该建构一个更有效的国际主义机制,对付犯下战争罪行的阿萨德政权与伊斯兰国,匡正普世正义,才能消弭极端主义,但在各自权、利面前,普世价值似乎显得一文不值。

24 November 2015

【牛油书评】恐怖时代的哲学

  11月13日,法国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夺走100多条人命,数百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ISIS)高调承认策划袭击,法国随即空袭报复,事件被比作欧洲版的911事件,迫使欧美诸国加紧协商对付伊斯兰国。

  巴黎恐袭不久后,也证实了10月份坠毁的俄罗斯客机遭炸弹袭击而解体坠毁,俄罗斯也因此投入更多军力打击伊斯兰国,中东局势越发紧张。

  一系列恐袭事件拉响安全警钟,意味着自911事件以来,中东的不稳定因素,仍然能以跨区域的方式,将战场再现和平地区,制造恐慌,撕裂社会。

  事件也迫使人们思考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之根源。在哀悼死难者之余,也检视历史与媒体的操作,开始有人反思欧美主导的媒体,歇斯底里地聚焦巴黎恐袭,而忽略了巴黎事发前一天的黎巴嫩自杀炸弹袭击,以及中东长久以来乱局所带来的人命伤亡,以及人道危机(叙利亚难民问题就是长久以来国际忽视中东局势的最显著表征)。

  恐袭与空袭,一字之差,如果按照解构主义的批判方式,去除其中权力关系的二元对立,恐袭与空袭,对一般百姓的伤害,以及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几可对等,正义的定义陡然变得模糊,所有行动的正当性与内在正义都须被重新检视。


今年初,台湾南方家园出版了《恐怖时代的哲学》(叶佳怡翻译),本书是作者吉尔安娜·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2001年在911事件发生后与当代两位重要哲学家尤根·哈伯马斯(Jurger Habermas)及雅克·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对话记录。两位哲学家以各自学派的视角,解释恐怖主义的内涵,并试图为恐怖主义危机寻找对策。

  出生于意大利的博拉朵莉(1963-)是美国瓦萨学院的哲学教授。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1929-),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主张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开创理性沟通行动理论(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学说。法国已故哲学家德希达(1930-2004)则是解构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强调去中心,取消二元对立,解构文本深层结构。

  哈伯马斯与德希达的学派观点非常不同,博拉朵莉试图从与两人的对话中,为恐怖主义危机找到哲学出路,并在对话录后,撰文从两人哲学体系的框架,强化对谈的内容。911事件距今14年,但两位哲学家的观察与思考,在方方面面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局势,为今人提供哲学参考。

  博拉朵莉在中文版序中也提到了,去年起伊斯兰国斩首人质的视频流通,与911事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的画面,如何被媒体不断复制放送。她指出,人质身穿关塔纳摩监狱风格的囚服被斩首的画面,以及操着英伦口音英语的侩子手圣战约翰(Jihadi John),极其有效地“刺穿全球的荧幕”,但在墨西哥被斩首的许多记者却从来不被注意到,这便是当代媒体机制造成的吊诡现象。

  博拉朵莉指出,这种影像复制使得受众成为“麻木的见证者”(哈伯马斯语),扩大了恐怖主义的骇人效应,打击多元主义,将受害者与施暴者简单二元对立,“后果将非常严重”(德希达语)。

  这也正是当今人们面对的严峻挑战,尤其巴黎恐袭事件之后,各国首脑、各地民众同声谴责,加上网络的推波助澜,敌我关系越往两极分化。

  本书中,哈伯马斯从康德以降的理性哲学诊断恐怖主义,认为西方社会应当检视自我文化,因为现代性除了发展理性之外,其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无道德的西方世界对上理应充满精神力量的宗教基本教义派”(页38)的两极化冲突。

  哈伯马斯认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将世界分割成三种国家:赢家、受益者与输家。这个过程中,阿拉伯国家以欧美经济霸权马首是瞻,“在不停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人民不停被从传统文化中拔除。在欧洲的情况较好,其体验较接近创造性破坏,但在其他国家,他们的生活习惯仍在解体,而创造性破坏却无法承诺补偿那种痛苦。”(页55)

  这时候“暴力”则充当激化的媒介,将基本教义派变为恐怖主义,最终导致沟通断裂。

  哈伯马斯相信,只有通过透明、不被扭曲的理性沟通,才有可能医治恐怖主义这一现代性病症。

  德希达则认为,恐怖主义是现代社会的自体免疫过程,是现代性形同“自杀”的一种自我反应机制。

  在讨论911事件的一开始,德希达便反问:911事件是史无前例、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吗?事实上911事件以前,世贸大厦就曾遭遇炸弹袭击,若追溯历史,世界各地其实正不断发生同质性的恐怖主义活动,但911事件却在媒体的操作机制下,产生了更重大的意义。

  德希达认为,从冷战时代开始,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其中包括武装阿富汗武装组织等做法,其实早为世贸大厦“悲剧”铺好了路。若以同样思路来看当今伊斯兰国问题,美国与俄罗斯两大阵营,多年来在叙利亚的部署,利益的争夺,无疑也为伊斯兰国的崛起铺好了路。世界政治并未吸取教训,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主义,到卡伊达组织无定向式的恐怖主义(哈伯马斯认为卡伊达组织活动中,政治目的已经消解),到伊斯兰国欲建立基本教义国度的恐怖主义,历史不断回旋,恐怖主义则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德希达也提出“将临的民主”(La democratie a venir)的概念。他认为,在众多政治政体中,只有民主的概念欢迎挑战,也愿意自我批判,甚至无止尽地改善,但民主不会完全的落实,它是一个将临的概念,其不可能发生,却也正是“民主的承诺”。(页133-134)

  
哈伯马斯与德希达都提到国际法所能扮演的重要性,列举联合国、海牙战争法庭等机构,都能够扩大世界主义的影响力,但问题在于,现实中,国际组织仍受制于强权,未能发挥最大的功能,因此德希达特别强调世界主义应该摆脱国家主权的概念,超越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