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September 2014

【小生之言53】一起创作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10周年系庆那天有一项喊标筹款的项目,学生当中有人本身从事标会主持工作,一上台就让现场充满浓浓的岛国乡情。柯思仁老师捐了一本高行健亲笔签名的《论创作》,最后被我标下来了,柯老师后来也在书上给我签了名,久违的同学们都说,十年后让我再把书捐出来,那就真的够有意思了。

南大这几年变得厉害,世界排名节节上升了,整个校园大兴土木,学子一批批毕业,教员也有变更,每次去都是不同风景,但中文系依旧亲切。

九年前因为中文系毕业论文选项当中有一项说明可以写长篇小说当论文,激起许多年少的激动和向往,可惜入学后因为一些程序问题这个选项最终不能实现,但大三那年开了创意写作课,让我在大学海绵期好好地整理了自己对创作的想法,也浅尝了不同风格文类的创作方式,至今仍感受用。

就在一年半前,南大中文系开始了驻校作家计划,第一个学期请来了本地小说家英培安,然后是台湾小说家苏伟贞,接着是本地小说家谢裕民,这个学期又请到了中国小说家苏童,学生们真是有福了,系友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系庆那天也听系主任衣若芬老师谈起,中文系将开设中文写作副修课程,除了导论课,老师们将指导学生如何创作小说、散文、诗、剧本等文类,这的确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尤其对万事以文凭为证的当今社会而言,更是务实。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问,创作能不能教?其实这是老问题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能教的,也都是不能教的。至于创作这件事,我相信的确能够被激发。南大中文系的驻校作家计划、创作副修课程,先不论它们的工具性效应,其实凝造了这样一个氛围或许本身就能够诱发学子的创作欲望。想象一下,当你的身边都是写作人,你或许也会技痒想写一些什么吧?就像当年写情书,现在大家写面簿一样。

至于能不能教,上个月专访苏童时他给的答案是,欧美许多院校甚至有写作专业、硕士文凭,培训了不少一流作家,这不像数理能够统计分析,但在修习课程的过程中,大量的阅读与大量的创作实践其实正在养成一位创作者。

苏童笑说,他不会告诉学生一定要成为作家,因为他知道专职作家在新马甚至香港都难以糊口,但他能够让学生变得跟别人不一样。

我相信他所说的,是要教导学生如何以创作者的眼睛看世界吧。学会以不同的角度阅读世界,不要让自己的眼界困在井底,就能打开更多可能。虽说社会现实是一个繁复的历史偶然与必然的复合体,要改变它谈何容易,但从小处切入,艺术创造能提供多种可能性。

最近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举办潮州节,以潮州话“潮州人,家己人”为标语,配合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在一系列男女老幼为主题的宣传短片传播中,成功打破人们对方言感到低俗、粗鲁的印象。小孩、少年、乐龄合唱团,唱出了不同的清新,广告才女林少芬就是通过不一样的创作角度,为受众提供了新的可能。

文案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好的文案能改变城市的气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背诵得出“哒哒的马蹄”,但大家都说得出“不在乎天长地久”,雅俗共赏的好文案确能让人潜移默化。

似是有点扯远了,但如果说南大中文系对文学创作的重视能够培养出不同面向的创作者,或许真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更多可能。更重要的是认清,创作是可敬,但绝非遥不可及的事情。

作为南大中文系的第二届毕业生,与有荣焉。

8 September 2014

【小生之言52】卑微的向往



  打从中学加入合唱团以来就不曾在像样的音乐厅演出过。

  上周我随新山室内合唱团参加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合唱赛(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我们的合唱团在混声合唱公开组中获得组别冠军,有幸进入总决赛,踏上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与其他六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与香港的合唱团同台演唱。

  踏上舞台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和合唱团的朋友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观赏英国重唱组合国王歌手(King's Singers)的演出。他们六个人,在坐满1500多名观众的大型音乐厅里,无须借助麦克风,就能凭着音乐厅的反响装置,将歌声自然投射到每一个角落,每一名观众的耳里,我们仿佛被和声团团围着,特别惊艳。

  那天总决赛踏上舞台,下午彩排的时候,面对空荡荡的观众席,能清楚听见声音的残响,这与我中学以来经历的那些场地完全不同。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的反应太夸张,尤其是常在各大音乐厅演出过的本地音乐团体,对他们来说,我这些话简直就是刘姥姥逛大观园了。但在新山出生,在新山投入合唱生活的我,还有我的朋友们,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在渴望能在一个好一点的场地演出,好好地展现我们努力的结果。

  就读宽柔中学的时候,我们合唱团人数约百人,在多用途礼堂里演唱,竟然还要花钱找音响系统,彩排时间都浪费在调音,结果到了正式公演,所有的标记和麦克风音量都大错特错,再充分的训练都被搞砸了。

  前年随新山室内合唱团在一所私人学校的礼堂公演,演出前还花了大钱在舞台上头钉上反响木板,好让我们20多人的声音能够投射出去。结果演出后就得拆了,下一次公演又要大费周章。

  新山所谓的校园礼堂,其实大多是羽毛球场。

  已故文化人陈徽崇老师是新山音乐界一个重要的符号,他一生追求的是要为新山建一座音乐厅。

  上个月是他逝世六周年纪念,他的太太和音乐界的朋友在新山办了一场《戏唱香江》歌舞剧纪念陈老师,内容谈的也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音乐家要筹办音乐厅的故事。

  其实年少时我有一个疑惑:如果建了音乐厅,新山有足够的音乐团体和管理人才,使用和管理那个场所吗?新山有足够的观众消费艺术、支持艺术生态吗?

  而今在新加坡,当上副刊记者,接触到本地艺术团体,看一看各个场所的日程表,塞得满满,又有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软体和硬体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

  有了硬体设施,就能促使更好的音乐吗?

  后来才了解,这一切不可能单凭民间的力量,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基础建设都是在国家资源分配后的结果,艺术团体受到鼓舞,观众也乐于在好场所观赏好的艺术演出。

  柔佛州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大兴土木的当儿,影城计划雄心勃勃地划地兴建了,但音乐厅始终不在考量当中,真教人遗憾。新山音乐节至今仍在皇家山的山顶上搭棚子演出呢,即便是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前来,也必须在抽风机的轰鸣中奏响乐音。

  那天站上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感觉很好,我们发出的歌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我们,我在面簿上写:“当‘不同凡响’这四个字以字面意义淹没你我的时候,才知道新山人对一个音乐厅的渴求是多么单纯。”

  虽然那天我们没能拿下总冠军,但大家都洋溢幸福。


载2014年8月3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