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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芭的烈日能够把人晒成焦黄的午后,我从学林书局走出来,告别堆叠成林的书籍以及那种被侵腐的气味,也告别了隐逸密林的叔本华与尼采,迈开脚步,逆着车流,走向金三角星光大道,把茨厂街抛在后头,拐个弯,赫然发现富都车站已被墨绿色波浪形的笼子禁锢,底层的巴士毛虫般,精疲力竭地蠕动,却怎么也突破不了堵塞的灰褐色车流。我走得比车快,这典型的热带城市风情。
一路上都是游人,背个背包捏张地图,碧发蓝眼的更不必说了。偶尔,看见身穿Arsenal球衣的人出现,越是前进看得越多,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恍如早已躲藏在城市之中,四面八方涌现,抑或他们本属于城市,并没有所谓埋伏。直到兵工厂热辣辣的红艳将我吞没——浑然不觉首都仍陷落对颜色的激情与恐慌之中,仿佛就是那一天,街道上突然涌现的人潮那般默契十足。
若不是警方的围城,星期六热闹的街衢怎么可能空荡如广场适合人们步行,忙着奢侈消费的大厦怎么可能宁静如洗方便心声传递?709后的星期三,我走在首都街道,错过了那场烟雨朦胧的漫步活动,眼底依旧是日常的首都式生息,以人潮与淤塞不动的车辆接驳血脉,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走到同善医院门外,那些照片以及政客的嘴脸反复播映。我发现老旧的医院建筑白墙上长满青苔,停车楼里躺满沉睡的车子。
“没有人砸车子,也没有人捣蛋把垃圾桶拖到马路中间,这次动员很守规矩。”伯父说:“这不是示威,是请愿。”
709后的几天里,我住在八打灵伯父家中,听他老人家论政,听他诉说学运浪潮沸腾的50、60年代,还拜访了另外两位历史见证者。
“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G当年早就上山了。”——多么遥远的词汇。G先生写了许多文章,当年为了不让政治部搜去,全都封在一个圆桶里深埋老家,如今已经忘记确切的埋葬地点,“算了,找到也被蛀光了。”
已逾七旬的Z老先生则很温和,耳朵不灵光,听我说话时还得用手托着耳朵,仿佛那样子可以收集更多声响。他是张活地图,哪是单行道,哪有免费停车位都了如指掌,吉隆坡市每条道路、每栋建筑的历史更是如数家珍。伯父说:“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吉隆坡人。”
而我们,是失落的一代,对街道失去了方向感。
而我们,是失落的一代,对街道失去了方向感。
709那天下午,我在迪沙鲁海滩。车子驶过柔佛河,一道壮丽的吊桥,高耸的立柱以石灰色临摹神秘宗教的神殿,仿佛每个路过之人都在昂首朝拜——如今人们可以不必取径哥打丁宜,直接横越宽广的柔佛河,抵达半岛东南一隅。
本应是烈日当空的,却飘来乌云,轻洒一阵细雨,却没有淋湿土地。听说首都下起大雨,携雨的风一时打散了催泪弹的呛鼻,但后来雨停了,狼烟又起。709后我走在首都街头,因为邻国烧芭而惹来迷蒙及烟霾,我想尽量感受,却寻不回当时残存的半点辛辣,一滴泪也没有流。
后来海面越涨越高,很快淹没了我的心口,白花花的浪头席卷而来。为了海滩,一早和友人特地买了一颗小黄球,全从一个玩笑开始,然后一路上尽说些黄色笑话,揶揄这个时代。若不是从网上观看到镇暴部队整齐的开枪手势,我不会相信那个洋溢着欢笑的假日海滩,与政治机器用高压水枪清洗街道对颜色过敏时的那种紧绷感, 竟发生在同一个时序之中。于是我开始爬墙,在墙上涂鸦我的惶恐与愧惭。而后阅读报章评论,观看短片,碰见朋友一定要谈一谈事件原委——
凝造我在场的证据。
载2011年10月30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