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路西游记

只有在夕阳西斜的时刻，“十二门徒”（Twelve Apostles）才能焕发其诱人的神秘光彩。我们驱车来到那里已是临近傍晚时分，太阳正朝海里坠去，我们在晚霞被烧红前攀上观景台，那天的气候颇佳，虽是5月冬日却连薄雾也没有，视野开阔。

十二门徒是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上最著名的景观，原是一系列耸立在海岸线上悬崖峭壁之外的巨型风化岩层，其形各异，高矮胖瘦，最初当地人怪可爱传神地以母猪带小猪的比喻形容这些巨岩，但似乎后来因为旅游业的关系而被浪漫地附会成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披上神话的想望。亲自来到现场，算来算去并不符合一十二门徒的数字，看板上说，一些早已风化殆尽，或说有九尊石板石柱，其中一根已在2005年倒塌。或许数十载后现存的岩层也将不复今日之所见，这些高达四五十米的岩石经不起巨浪的冲击，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这也便是十二门徒吸引人之处，因无法永恒而更显珍贵。故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万物唯变，这正也是旅行的意义，每一趟旅程都是决然不同的体验，转瞬即逝。

大洋路位于澳洲大陆最南端，邻接巴斯海峡（Bass Strait）和南极海，一路尽是壮阔海景，车子行进中，一边是波浪堆起千堆雪，另一边则是嶙峋山色，交错而过教人神怡。从墨尔本市以西的吉朗（Geelong）开始，往西延伸241公里，这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凿的山路，蜿蜒崎岖，只容得下一来一往的车辆，一旦遇上意外或是修路工程，车龙大可等上几个小时，况且沿途只有Lorne、Apollo Bay、Port Campbell等几个小镇，自驾旅游务必确保油缸饱足，一旦中途油缸羞涩，到时没有多少方便的油站可供选择。肚子饿了，这些小镇上虽也有为旅人而设的餐馆，但业者往往在夜幕降临前便收拾生意，加上大洋路颠簸难行，路上随时可能跳出袋鼠、沙袋鼠等小动物，路况难测，因此我们自墨尔本市租车以来，便在车上准备一些面包饼干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巧克力，在冬夜里确实有让人精力倍加的奇效。

从大洋路东端出发，会经过两座灯塔，第一座是Split Point Lighthouse，第二座则矗立在大洋路最南端的奥特韦海岬（Cape Otway）上，可购票登塔参观。我们旅费不足，不敢多加消费，在灯塔入口处稍作停留便离开。离开时想说，何不绕道远处欣赏灯塔？仨人便抓起地图，点击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显示屏开始搜索，最终凭感觉乱走一通，总之是往海的方向走吧，于是撞着胆驾入十分僻静的黄土路，行着，突然发现前面有车子停驻，乘客下车盯着树上看，原来是野生的无尾熊。黄土路四周尽是尤加利树，四五只灰褐色的无尾熊几乎与树干融成一体，就在枝桠交织中隐现。野生无尾熊慵懒依旧，攀爬速度缓而滞，找到定点就缩成一团，眼珠子不肯张开多一秒。在旷野中遇上动物界的明星十分荣幸，比起购票进入动物园触摸驯养的家伙来得真实。

下了车才发现满地都是牛屎，湿冷空气却意外的好闻，呼吸起来畅快无比。偶尔也还有沙袋鼠、兔子这些矫捷的生灵从一边窜到另一边的矮树丛里，恬逸而充满悸动，如果跟着动物们再往深处走便是奥特韦国家公园了。

开车继续往西，终于在日落时分拜谒十二门徒，临走时太阳虽已落下但看看天色尚残有幽冥的靛蓝，我们猛踩油门，全不顾时速80公里的限制，来到Port Campbell镇外的“伦敦断桥”（London Arch）。有朋友抱怨说，到大洋路无外乎就是看石头、石头还有石头，伦敦断桥说白了不也就是一个底下被海水凿穿大洞的岩石景观罢了，看起来似桥而已，但换个方式思索，这可是以时光慢慢雕琢的艺术，手法可能粗糙但却总是鬼斧神工让人拜服于那些造型的神采。许多年前，岩层的桥面是连接着陆地的，1990年的一天，桥的中段突然崩陷，两名游客被困在四面悬崖的断桥上，最后被直升机救走，我一边阅读这些资料一边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突兀地配上入夜的海潮声，一波一波，实在不很搭调，却有趣得很。

最后我们摸着黑回返旅馆，才发现大洋路上不设路灯，只有拐角处有反光片，旅伴一时兴起，突然放缓车子，把车灯熄灭，世界顿时陷入无止尽的漆黑。旅伴大概也吓了一跳，马上拧开灯，又惊又兴奋地说：“真的很黑。”

这一霎那的黑，大概就是远离尘嚣最传神的凭证吧。


载2012年3月19日《联合早报·现在·旅游》

【小生之言13】一座城市

（取自《联合早报网》，摄影：叶振忠）

我们都喜欢故事，尤其当牵涉男女，牵涉情欲。

李安导演《色·戒》，观众们都看见了“色”却隐没了“戒”，张爱玲笔下的，其实并不如此感官刺激，那枚戒指才是意义所在，但任谁都被电影感所撼动了。

一个菲律宾女佣，一个孟加拉客工，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年轻小伙子，一间酒店客房，一滩血，在一个岛国上。或许他们的鲜血早已混在一起，再也无法分离，哪怕是被清洁工人洗了千遍万遍。这些字词若在小说家笔下，会是怎么样的演绎？

巧的是，就在惨案发生的同时，神圣的国会大厦里传来了给女佣每周休假的宣布，也传来了加强法令保护客工的讯息。

有人不禁怀疑，哪怕是老调重弹，始终质疑女佣休假日可能引起的道德危机：“想像一下20万女佣星期天涌上街头的情景！”（哪怕这句话的背后含义是：“想像一下20万女佣都怀孕的情景！”） 

媒体则争相报道一些女佣们的感情轶事：足不出户仍与公寓保安人员发生恋情、叔侄为一名女佣争相吃醋等等……等等，或许我们都不把他们当人看了，以“女佣”或“客工”简化他们的人格，再通过道德价值的包装，合理化我们对他们的想望/束缚。

性道德危机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一颗重要棋子，欧洲的贞操锁、中国的贞节牌坊，不都是父系社会发明的道德枷锁吗？今年以来，两名内政团队高官的桃色丑闻、校长与社会名流嫖妓风波的事件所掀起的歇斯底里，都与性道德脱不了关系。道德操守也成为了国会辩论的议题，以致“品行”也将成为学生们可以竞相争取的奖学金资本，这是闻所未闻的：“你真是个好孩子，给你两块钱买糖果吃吧。” 

我们好像回到了汉朝，那个“举孝廉”的时代。

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位心理医生这样告诉我，或许这些雇主都把女佣当成自己的闺女了，外出不能迟归，像灰姑娘，需要严加管束，毕竟同住一个屋檐下。

嗯，我是以灰姑娘作为隐喻的：把灰姑娘关在家里，意味着不让她的姿色／才华有机会被人发掘，多可怕的自私。

我采访了许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籍的女佣，她们渴望假日，不贪多，每个月至少一两天也好。她们承认不少女佣与客工之间有恋情，也承认一些女佣趁假期卖身偷赚，但驱使他们去做这些事的，是不知廉耻吗？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现实因素。

我们不曾回头去想我们对女佣的依赖，其实仅仅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根本不是一种必然要维续的常态。

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人去推动金融市场，因此红男绿女通过象牙塔来到市场经济的汪洋中，努力泅泳，不让自己沉沦。也便是这样，家中缺了人料理，我们聘请了女佣；也因为如此，建筑工地缺少了工人、街道的垃圾没有人清理，于是我们从躬耕的社会中吸引来了人力。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早在100多年前便精辟地告诉我们，城市资本主义将每个个体专业分工，为每个人赋予其“所长”。这种微分的方式，来到当下的社会已是极尽至臻，我们失去生活的基本能力，仰赖一环接一环的他人的专业，取得衣食住行以维系自己的生活。

城市也便是以这种模式维系它的经济活力，但深陷其中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消磨殆尽，还天真地以为：自己不用下厨，真好。

性道德也便是用以掩饰我们生活逻辑之不合理的最有效工具。

我最后想以一个客工的故事作结：

照片中的他叫沙克，今年23岁，来自孟加拉，去年11月，一场工业意外造成他的左手桡骨龟裂，但他的雇主拒绝赔偿，将他逐出宿舍，他只好露宿街头，到慈善机构领取免费膳食过活。 

两个月前我访问了他，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那时他说，他还是很喜欢新加坡。

就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时候，沙克哭了。

载2012年3月18日《早报星期天》

如此多娇

巴士要走了，我跑下電扶梯，在遠離車站的轉角處攔截。這就是新山，無論到何處，招招手，司機看見了就會把門打開。巴士迎面而來，門甫張開，車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我與車逆向，蹬了上去，撞在門沿上，好在握緊了扶手，一陣搖晃，掙扎踏著梯階上來，恍惚間掏出二令吉七十仙，換取一張打印模糊的車票，逕直走到最後一個座位一屁股坐下。路程顛簸，書裡的文字狂歡亂跳，不讓我閱讀。這就是新山，平靜又那麼張狂，鑲嵌著小小的險峻如寶石如鑽。願意這樣犯險登車，大抵是因為深知錯過一輛巴士意味著什麼，我們總急不及待。如今也只剩下這趟二二五號，行經家門外那條大馬路，回教堂外那小小的巴士車站，每次都鮮少人下車，司機便也蜻蜓點水的，沒完全靜止我就得跳車，一個踉蹌，卻很有那麼颯颯的電影感。

和同事聊天，講起新山的治安，「沒有被搶過就算不得新山人！」——或許被我們新山人講得過於誇張了，但其實生活照常，日子照過，依舊十分恬靜安逸。最近幾場大雨讓家門外那條小河幾次氾濫，來往車子陷在黃泥水中不可自拔，大家相互埋怨幾句，也不十分積極上訴市政府，大多是怨天不尤人，發發洩，不幾天就繼續穿行，行經時還不忘告訴身邊的人，那天才被水給淹了。我告訴同事，某次在書展裡看書，渾不覺書包被人拉開，想起要打電話才發現遭了扒手，頓有種完成新山人身份認同的懊惱與自豪，總可以到處吹噓了，以一個過來人的經歷，堂而皇之，說得唾沫星子都會閃光。那天我沒買書，一如竊賊偷走幾頁黃金屋，卻是黃雀在後。我始終慶幸小偷沒把書包裡的錢包一併探囊取走，算是給自己的一點點慈悲。晚上恰好與友人共餐，才撥電給姐姐要她幫我割掉電話線，一口若無其事地應對姐姐的奚落與責備——為什麼把手機放在背包裡？月底結帳一張兩百多塊錢的單子，全是當天撥到莫名國度的號碼，想想，或許是打回家鄉報保平安的吧，誰能不在那麼一個時刻想起家呢？

高中時班上諸多語文口試要學生分組參與，馬來文課裡老師最鍾愛的就是戲劇演出，要一句句國語台詞的那種戲。我們幾個同學排了一場短劇，對白不多，全是哭爹喊娘的情景。劇情用音樂串聯，有馬斯涅的《沉思》，這首已被戲謔萬千的悲慘小提琴名著，聽著聽著成了粵語殘片，還有《上海灘》氣勢磅礡的前奏，哪怕再加上一曲《小刀會》，課堂內笑聲此起彼落，考試分數完全不要緊了。那時候同學間最喜歡比拚搞笑的本領，博大家印象深刻，可如今想起，倒是十分意外當時竟然選擇為一名攫奪匪銘寫身世，浪漫地為他書寫妻離子散走投無路的境遇，以致走上街頭，風馳電掣地掠攫行人，無情地搶走手機、提袋，乃至性命，荒謬的輪迴。

老爸一次在門外講電話時，一輛電單車駛來，跳下一個男人，罩著安全帽，像假面超人，忽地就是巴冷刀揮落，冰涼的刀鋒抹在老爸額上，鮮血沿著眉間汩汩泉湧，彷彿當年鬧劇中的攫奪匪走入現實，以假面超人的模樣，奪走那台手機揚塵而去，太陽已經落山，灰茫茫，情節如戲。我當時剛打完工回家，口裡嚼著飯菜，聽見老媽的驚喊，一看，老爸捂著臉血淋淋地走了進來，特虛妄的畫面。

生活就是那麼荒唐可愛，診所醫生一邊裹紗布一邊說，快去醫院，我們就匆匆飛車前往那新張不久的蘇丹伊斯邁政府醫院。空調吹得很猛，嶄新的儀器讓人聯想起江口洋介和松島菜菜子的救命病棟，理想與現實膠著的虛榮與使命感。急診部裡護士們坐著放閒，一見我們進來，像一群貓鼬，伸直腰背從座椅上伶俐地彈起，直盯盯打量我們一家不速之客。高聳的天花板迴旋當時氣氛的緊張，護士小姐們顧左忙右，老爸被眾星拱月一般，卻突然一句「得醫生檢查了才能縫合傷口」，我們才驚覺急診部裡原來沒有醫生。等了半個多小時，醫生姍姍來遲，以惺忪的眼神判斷老爸額頭的刀傷已經止血結痂，「吃點抗生素就好」，安排我們拿藥回家，輕描淡寫地終結日常生活中突如其來的紅色警戒，以致後來我們不得不取笑那兩個攫匪愚鈍，不懂得鎖定值錢的目標：想那被盜的，是Ericsson公司未被Sony收購時生產的老舊電話，記憶體存不了十則簡訊，拆作零件也賣不到好價錢，只好下次打劫時當作榴彈襲擊下一個目標。玩笑過後，老爸休息了一天，復工作如初，眉眼上的白紗布天天更新，耀眼得很。

此後對摩哆車的聲響十分敏感，像一個真正的新山人，每每機警地往回看，老媽時常囑咐車子開到家門口，下車前要記得往車鏡裡探，注意那些可疑人士，我倒一直沒有遵循。倒是老媽自己每天這般絮叨，卻還是被歹人抓住時機，鑽進車裡輕鬆拿走了錢包，如黃鼠狼叼小雞，不費吹灰之力。接下來一整天到處辦證，麻煩得要命。許多人家為此安裝了自動閘門，省去人工開門的活兒，也省去遭遇毒手的機會。老家是新山治安黑區，三四十年的單層舊排屋，巷陌橫斜，從來不設警衛亭，即便是體認到事態急切，卻依然不願被陌生的警衛員以鐵閘區隔鄰里的敞曠，至於自動閘門也一直懶惰去換。鄰居間為此曾設立了一個志願巡邏隊，收了幾次維持費後也不了了之，街道依舊。

說是如此，開車送人回家的時刻，還是養成習慣一定要親眼見到人家走入兩層家門後方肯離開，確保自己以車子擋在人家大門前，歹徒不至於有機可趁。想，人家定要回身鎖門的，一轉身自然要打個照面，點點頭微笑揮手送別，隔著幾重門卻十分親暱。這些瑣碎的細節一直奉行至今，像是新山生活的憑據，嘮叨而又溫柔。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所在。


载2012年3月1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周记一则

一直有种突如其来的昏眩感，本以为只纠结在请病假的那天，谁知接连数日都是如此。刚才在JBCC走到大家面前报告的时候，一阵昏眩来袭，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心跳发狂加速，脑袋一片空白，几乎陷入失语的状态。

南洋风情3.0

印钞机 的
外面  还有印钞机  的
外面  还有印钞机  的
外面  还有

然而账单  以及债的罗列
然而账单  以及债的罗列



后记：
有感于国家政治经济的低迷以及没有创意的办法，心血来潮戏仿林亨泰先生的诗，以为排解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