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伯提到陈六使纪念活动后忿忿不平，他说，如果要评断陈六使是不是失败了，不如谴责当年执政者发动机器对付一介草民是否合理。我在文中没能很好的把这番话说出来，但要纪念陈六使就不能再扛着政治包袱，不然再多的纪念也只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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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学者专家报告时，多以陈六使先生企业家背景、实业家的办事理念阐述了陈六使其人与南大作为一个大专学府以及政治机构间的种种矛盾，再加上1950年代那种后殖民民族主义风潮席卷全球，以及国际冷战的背景，更加深了南大的宿命，仿佛诉说着陈六使与南大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洪流。
当大会主席林任君先生提问学者，南大是不是注定失败的时候，大家却又不愿意多说什么，仿佛南大短暂的命途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恸，一时遗憾满溢。
为了解决华校生升学无门的问题、为了培育更多具大专资格的华校教员、为了在中国大陆以外继续传承中华文化，陈六使于1953年倡立一所华文大学，就这样，南洋大学在民间的热情资助下宣告成立。
创立初期，以陈六使为首的校董与第一任校长林语堂之间发生关于校政职权之争，舆论一时哗然，两人最终不欢而散。与其说是争夺校政的主导权，两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其实是办学理念，陈六使以实业家的眼光，希望大学首先惠及南洋华人学子的生计问题，通过大专教育为他们的前程开路；林语堂则以一个文人、教育学者的眼光，期待南大成为世界顶级大学。前者务实、后者理想，道不同不相为谋，却意外地对刚诞生的南大造成不小的打击。
这些例证，会上的学者多有提及，甚至是批评陈六使独断校政的作风，与南大创立初期的风雨飘摇十分有关系。回到林语堂事件，与会者却似乎不愿深论陈六使自身的亲中亲共立场，与林语堂的自由派反共立场之间的博弈，如何深化两人的分歧，以致那场尴尬的校政风波，也造成陈六使不敢随意将校政权力假手于人。
1963年，人民行动党赢得新加坡大选，陈六使因为个人政治倾向以及支持南大毕业生参与政治，大选次日被剥夺公民权，黯然辞退南大董事会主席身份。这段历史于世人而言苍白得可以，但实际上万缕千丝，有许多不明白，席上学者恰巧没有谈及此处，有与会者发问：“请问为什么陈六使会被剥夺公民权？”台上嘉宾却令人遗憾地说：“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吧。”
于我这一80后而言，这是一段历史可说是一片空白，正等待学者专家为我填补，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不用我多说，你都懂的啦”的观念，这段历史只会成为一种刻板印象，甚至在参与者一个个老去后消失无形，更无助我们去反思。
随口搪塞恐怕不是治学的态度。
我在想2012年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仿佛还有太多政治包袱，哲人说：我一日三省，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认真地反思历史呢？上述提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秘密，对我来说只是一场神话（Myth），并没有所谓的强权会阴谋地迫害任何人，它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被我们长久的犬儒以及不够自信所培育出来的自我审查制度，总有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不得，但我相信现实并非如此，对话会都以福建话展开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时代在改变。与会的哈佛知名学者在另一个讲题中以林文庆为例子，说他1920、30年代到厦门大学当校长时，大力推广儒教，却因为当时新文学运动兴起，遭到文坛巨匠如鲁迅先生等的排斥，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却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仿佛证实了林文庆的先见之明。
回到新加坡的语境，从1950年代独立前期提倡英文的教育制度，到1965年《王赓武报告书》后南大逐渐走向英文大学的改制之路，到后来1980年南大正式合并/关闭为止，新加坡的英文崇尚教育推行了这么多年，千禧年后却又开始提倡双语，要补救学子的母语尤其是华语的能力，难道不也证明了陈六使的先见之明吗？
我们把一切归咎于历史情境，而不去反思情境中个体与机构之间的交流、妥协与对抗中，一个个人甚至一个群体所遭受到的困境是如何造就的，历史仿佛只是看图说故事。陈六使其人已逝世40年，我们还需要多少个40年去纪念这个人物，才能厘清那段历史？如果不厘清那段历史，又如何说服后人去纪念这位前辈，纪念他又有什么意义？
载2012年11月4日《早报星期天》（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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