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你们宽中生?!”那位先生满口怨言,却终是打开钱包,塞了几块钱进入筹款箱,一个接着一个,也有怎么劝也不买单的,也有罗哩叭嗦数落一番才捐钱的,也有老远就落跑的。
少年少女穿着白衣白裤白鞋白袜穿街走巷,在新山已是近百年的风景,每年六、七月,这些耀眼的白色青春年华便都抱起筹款箱子,几个人一组,逢人便问能不能乐捐一点,或购买金砖,为宽柔中学筹募建校基金。大多数人也不问缘由,更不必查看证件,凭着那穿著,凭着那脸稚气未脱,十分有默契地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乐捐也成了新山人每年必须的生息活动,恐怕哪一年,宽柔中学不再筹款了,那才让人觉得别扭。
这大抵便是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现状,年年轮回,筹款活动仿佛一场场洗礼,独中生之所以成为独中生的成长仪式,而校庆庆典更是嘉年华,各种义卖、展览、演出,学生们把平日所有精力都在这场典礼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日常的花费也都转移到义卖活动里,学校食堂的摊主也能欣然接受,就让生意平静几个星期,就都为了让这所独立中学能够继续营运,继续招收子弟。
当年我们这些学生仔或都没有深切地去思考这背后到底有几多艰辛,我们只觉得当下很畅快,或遇到一些困难时觉得索然无味几乎就要放弃了,终是尽情地把汗水和泪水都在那光辉岁月中挥洒。
5月18日是新山宽柔学校99年生日,为配合这个特别的日子,校友会特地拍摄了一部小电影《一块钱》,找来宽柔校友师长演出,同时写作演绎主题曲与插曲,书写学生参与筹款的过程,也感谢社会大众长年的支持。
1913年,这所华文小学诞生于新山直律街陈旭年先生一厝老房子里,当年只设男校,直到二战前夕才加入了女校,但很快被炮火逼停,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这所华校才终于复办起来。
看着宽柔中学位于Stulang海边的校舍,倚山面海,实难想像99年前,创校人历经多少磨难才成功播下教育的种子,并以《中庸》“宽柔以教,无报无道”为这所“南方之强”命名。
学校之所以要募款,第一因为不受政府津贴,第二因为学费无法完全负担营运以及未来维修开销,这在马来西亚60所独立中学中甚是家常便饭,其实无足道哉。遥想二战后马来亚寻求独立,马来土地(Tanah Melayu)上,各族群正处在磨合成为一个大民族的时期,但却因为政治因素,自独立前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以来,各族的母语教育便成为十分敏感的词汇,一旦错误表态便赌上一个政治人物或一个政治团体的命途,就在这种后殖民时期的乱象之中,马来亚联邦政府分别于1957年与1961年制定《教育法令》,以马来语为国语的“终极目标”,要求独立中学接受改制,宽柔中学最早高声否决,开启了独立中学与国家教育系统割裂的局面,放弃津贴,始终维持民办的路线,压低学费,尽量让华社子弟能够接受母语教育,这也是宽柔学生之所以要筹款背后的繁冗历史情仇。
就在这篇文章刊登的同时,一群热心捍卫华教的人士,举着横幅聚集在关丹,为彭亨州复办独中集会请愿。华教运动之前在“族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的率领下,主动向当权者提出诉求,让华文教育不至于没落,他们的下场,便是在内安法令下锒铛入狱,长年来隐隐形成一种华人政治不敏感,自图安逸的形势。但随着近来马来西亚政治气氛风云变换,自去年709净选盟2.0集会以来,多场环绕苏丹街文化保育的活动、反对莱纳斯稀土厂的环保运动以及要求公正选举制度的公民诉求运动,动辄上万人走上街头抗议,野火般燃起,遂成燎原之势。华教人士把握时机,今年3月25日,领导全国独中的董教总召开华教救亡大会,向教育部抗议华小师资不足以及不谙华文的教师派驻华小的情况,接着杯葛教育部为此举行的圆桌会议,务求问题得到政策性的解决。
彭亨州本有8所独中,全都在60年代因改制而走向没落,现实显示,独中数量只有越来越少,唯一的亮点发生在1999年,宽柔中学成功获得政府批准,以分校之名在古来建校,仿佛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这些激烈的行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种族与宗教的社会里显得民粹,像小群体在画圈圈,但多元的本质就是要在融合的过程中保持差异性,维持各自的独特,学会相互尊重并互相影响,而不是通过政策,进行同化。融合不是同化,同化就像取消了地方性一样,人人成为失根的游民,没有根,生命无所依凭,人只是一个躯壳,没有任何意义。
而在马来西亚,华教问题始终是政治角斗中的重大资本,无论谁当政都不会完全解决,就像上钩的鱼,钓竿始终掌握在别人手上,一放一收,就要看谁能坚持到底,虽然被动,但别忘了,鱼总有能扯断鱼线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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