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引颈期盼的事终于发生了：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首位中国籍作家？不不，2000年那位高行健先生怎么办呢？哦，原来他是法国籍，所以莫言才是第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国籍身份的定位确实十分正确，无懈可击了。
星期四晚上，看了瑞典文学院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简短片段，一切如此平静，主持人念着我不明白的语言，莫言就这样得奖了，台下掌声零星，一如既往地平静。
消息传出后，华人世界里却一点也不宁静，道贺与质疑的声音四起，相互较劲。
不少人认为莫言其人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密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制内人。大家开始讥嘲：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名字“不能说”（达赖喇嘛）；第二个诺贝尔奖得主，名字“不能说”（高行健）；第三个诺贝尔奖得主，名字“不能说”（刘晓波）；第四个诺贝尔奖得主，干脆名字就叫“不能说”了（莫言）——却也实在调侃得有修辞张力。
另一种声音是坚持回归文学，毕竟文学奖就应该谈论文学本身，莫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乡土文学，从寻根到魔幻写实，其作品对文革/当代中国与乡土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探索，揭露丑恶人性，叙述体制如何改变乡土人民的生活与心智。
作为当代文学大家，他早就获奖无数，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就称他无论书写什么作品都能展现“其人丰沛的想象力及长江大河般的叙事能量”，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以降，创造了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原乡，同时结合民间叙事艺术，形成中国乡土文学独具一格的风貌。
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个热门人选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于喜欢村上春树小说的我来说，我还真的无法接受他如果真的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主，甚至怀疑届时我还会不会继续看他的书。
这个至高无上的文学奖全球瞩目，历届得主无不背负国家、民族、历史之重担，喜欢村上春树的读者如我，就是喜欢他小说中那种，由个体内部发出悲鸣的淡淡苦痛，没有宏大叙述，令人耽溺的城市孤独节拍，因此结果公布时倒蛮庆幸自己的文学情趣没有被正典化，也没有被神圣化。
有评论者说这次莫言的得奖象征着瑞典文学院评审标准的转变，以往获奖者大多是自由派作家，这次莫言可谓生存于体制中，其作品更可说是十分畅销。另一热门村上春树也何尝不是畅销小说家？曲高和寡的评审旨趣恐怕从此改观，但这没什么不好。
回到汉字文学的世界，以莫言作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说故事，如何说好故事，如何酣畅淋漓地把故事说好，是其最引人入胜之处，其他作家如韩少功、毕飞宇无不道尽乡土的迷离。另一边厢，台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几十年来都是占据重要地位，但近几年，从两大报，《联合报文学奖》及《中国时报文学奖》的得奖作品来看，似乎慢慢回归到“说故事”的旨趣中，仿佛已无须再沉浸在淬炼叙事结构与如何突破形式局限的困顿之中，一切回归叙事的原点。
谈到国籍，几年前马来西亚留台学者作家黄锦树教授便提出了“无国籍文学”的概念，以解决文学史划分中，谈到国籍时，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尴尬境况。为了解决世界各地以华语创作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从属/殖民关系，学界如今更偏向于使用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来分类，这是类似英语语系、西班牙语语系文学分类的一种分类方式。
无论是莫言还是高行健，两人作为华语语系文学的健将，其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早已不关乎国籍问题，也不关乎其个人政治倾向的问题，因为站在某种立场上肆意责备人的那些人总是站着不腰疼的，无须多加理会。
华语系文学备受世界肯定的同时，我的母校南洋理工大学也捎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文学院与国家艺术理事会合作，打算聘请一位本地作家及一位外国作家成为驻校的华文作家。校方于是准备了新闻稿，同事和我拿到新闻稿时，却十分惊讶，怎么华文作家驻校计划的新闻稿密密麻麻都是英文，一个方块字也找不到。我于是向师长打听，原来校方觉得中文新闻稿没必要，如果真是如此，想想也真无奈，文学世界庆贺华语系作家文学成就的同时，某地某校却依旧看不起方块字，继续打算以英文稿聘请中文作家到校提高校园中文的写作风气，莫大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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