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油书评04】故事早已开始

　　继《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1986-1996）》和《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之后，在台马华作家黄锦树等人，今年再次选编了马华当代小说选集《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2004-2012）》（宝瓶出版）。

　　《故事总要开始》一共收录15名马华作家的作品，其中14篇为短篇小说，1篇为年轻作家黄玮霜长篇小说《母墟》的节录《羊水》。当中又以70年代出生的青壮作家为主，有贺淑芳、冼文光、黎紫书、翁弦尉、梁靖芬、龚万辉、曾翎龙、陈志鸿、吴道顺和张柏榗，60年代生作家只有黄锦树，另还有三位马华文坛老作家温祥英、洪泉和丁云入选。

　　选集以洪泉的短篇小说《故事总要开始》为名，这篇小说本身即是一场小说叙事的实验，由船难者漂浮到孤岛这一“罗宾逊漂流记”式的梗概，以九个小节，每节以“故事总要开始”，不断重述，重新设定叙事，重写，暴露叙事本身的游戏性，故事发展的多种可能：“故事总要开始，我们在舞台上结婚吧！告诉大家我们是社会参与者，在舞台上，岛是一个社会……下了舞台之后，我们各走自己的路，回复自己的身份，找回自己的同性伴侣，在这个舞台之后，回到自己的岛屿生活，回到自己的舞台生活。”（页54）——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试验了叙事，也借此隐射社会现实对个体的凝造，一如小说中的叙事者，荒谬而不可忤逆。

　　这本选集的一大特色是，在每篇小说后都附上一篇短评。黄锦树在评论这则短篇时便称洪泉为“马华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仍然关注形式实验的”作家（页56），并认为当形式实验与现实问题结合，将呈现另一种景观，对马华作家而言深具启发意义。

　　上个月16日，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病逝泰国，适逢马来西亚成立日，赋予这个日子以历史的吊诡，使这个多年的历史情仇更显纠结。恰好上个月黄锦树在台湾出版小说集《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收集了他近年来大量写就的马共题材小说，当中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就被选入《故事总要开始》。

　　黄锦树是当代马华文坛大将，不断探索文体结构与叙事出口，曾是文坛不老的坏小孩，敢于颠覆传统，备受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的赞誉，台湾作家骆以军也称他为同代中“最极限顶尖小说实践者，一种量子宇宙撬开强大子加速器或投射到太阳系之外的旅行者一号”。

　　《南洋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不能算是颠覆性的小说，而更多的是反思。小说讲述一个马共成员老金，在马共签署和平协议回返家园，与年老的母亲团聚。归返后，老金拒绝与前马共成员来往，耽溺在自己的历史建构之中，但没几年老金便死了。

　　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生前正准备创作一部小说，在他的构想中，共产党革命成功了，新马乃至于东南亚，形成了“南洋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中国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

　　在他的历史建构中，老金在军旅生涯中死去的两个弟弟，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他甚至虚构了弟弟的年龄，让他们更老一些，使他们更像是一个资深的领导人。但老金留下来的笔记内容，不仅零落，到处删节，而且缺页，甚至用了他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书写，呈现于读者眼前，老金的内心想望更加支离破碎，与现实遂成反讽，正如老金侄儿所说的：“适应森林外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他的情况更特殊，完全没有朋友来拜访，没有找他的电话，也没有见过他打电话。好像他的过去是一场虚构，没有人可以论证。”（页91）——仿佛老金的一切被里里外外全盘否定了。

　　另一方面，选集中的作品也选入了马华文学中不能缺席的关于种族课题的作品，如贺淑芳《湖面如镜》和冼文光《缝隙》，而梁靖芬的《黄金格斗之室》则以家庭日常那极琐碎的事务中，再现华人与马来人之间表面平静，私下却诸多误解甚至互相角力的共生形态。

　　所谓“黄金格斗之室”其实指的是厕所，这是关于一个华族家庭与一个马来族家庭两家共享一个厕所的故事。两家虽共用厕所，但没有亲密往来，总是流于表面的谦让。叙事者忆述儿时年幼失聪的妹妹，不知何故喜欢让邻居马来大婶替她洗澡，而引起母亲与对方的“争风吃醋”，马来大婶不再为妹妹洗澡后，妹妹却在一次意外中溺死在浴室里。

　　高嘉谦在短评中写道：“姆妹的意外溺毙，戮破表面和谐的假象，却不经意掀开了两个异族家庭欠缺互信和沟通的相处模式，像是长满水苔的浴缸软塞，魔鬼藏在大家自以为管控良好的生活细节。”（页225）

　　而备受国际文坛瞩目的黎紫书，其被选入选集的作品《生活的全盘方式》便完全跳脱马来西亚的地域限制，讲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故事。小说以于小榆杀人事件为契机，不时穿插诗人顾城的诗句，透视主人翁压抑而冰冷的内心。于小榆在一次为父母购买博彩时因一件小事与店员发生争执，最后竟把对方杀死，仿佛人生仅是一场没有意义的赌注。

　　黎紫书以充满诗意的句子，像是“但我们被世界借走，再不会被放回原处”（页181）与“你翻了翻，那诗仍在原处。黑影尚在，死在，爱犹在”（页183）之类的字句，让小说人物与顾城有了联系，更甚者顾城自身便是一个亲手杀死家人再自杀的凶手同时却又是那么充满创造力的诗人，仿佛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此外，温祥英《同治复辟》、翁弦尉《蝃蝀（dì dòng）》与陈志鸿《腿》则以情欲为主题，分别讲述老男人与外甥女的畸恋、老教授对年轻学者的同性情欲，以及马来绘画老师的娈童癖。

　　至于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则被黄锦树赞誉为其“近年最好的作品”。龚万辉今年也出版了小说集《卵生年代》，上述作品也收录其中。

　　《无限寂静的时光》的叙事者与妻子都是一般的城市白领上班族，好不容易结婚了，向银行贷款购买了公寓，但入住后妻子却被一种莫名的症状侵袭，陷入沉沉的睡眠，始终无法被唤醒。

　　龚万辉以他一贯绵密的笔调，从听觉描绘公寓内那沉重的寂静与孤独，任何微小的声息都被无限放大，仿佛进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他发现妻子的身影正在慢慢地稀薄，仿佛错觉了自己可以穿过妻发出荧光的肉体，透视到床单的图案。嗤嗤咯咯，嗤嗤咯咯。那细微的声响此刻又自寂静中浮泛出来。他凑近妻的脸看她，想是妻子又在磨牙，却发现那细琐烦躁不住的咀嚼声来自屋子的各处，从木条砌成的地板，纸箱的背后，掩盖了水渍的天花板和墙壁之中流泻出来，无处不在。”（页239）

　　无处不在。15个马华作家，15篇风格主题各异的短篇小说，无所不写，无所不谈，其实故事早已开始。

【牛油书评03】飘荡的可能

如果有一天，人类像气球一样失重飘向空中，终将是爆裂消亡于无形，抑或是抵达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

香港作家韩丽珠再次以她魔幻的笔触，探讨城市人的虚无。

飘荡症是贯穿长篇小说《离心带》（印刻文学出版）的命题与意象。小说中的人物，因莫名的缘由患上飘荡症，先是记忆斑驳脱落，失去方向感，最终像气球一样失去方向飞上天空，消失无踪。

韩丽珠以一贯的手法，从《风筝家族》、《灰花》、《缝身》到《离心带》，创造了一个个苍白昏暗的城市世界，让一个个没有面目、甚至没有名字的人物（如卖气球的男人、执法者），为读者开启象征解码的阅读游戏。

小说不以情节为重，小说家更像是在描述一种又一种延绵不绝的状态，行文如一篇篇灰色忧伤的散文，以及一段段过于敏感、神经质的心理独白。小说情节恍如蔡明亮的电影，意象浓烈，剧情却只是时光流逝的使然。看似无机、断裂的聚合。而人物间的关系、对话与交流更显疏离，但这种疏离感却让人感到真实，正如我们深陷其中的城市生活里那种情感丧失的人际状态。

飘荡症是不可理喻的、先验存在的、宿命般的梦魇。

阿鸟认为飘荡症无药可医，而人们总是逃避，自欺欺人妄图安逸：“要是飘荡症患者走到公共医院的诊疗室，向医生诉说自己的早期症状，其实医生跟病人一般无助。她可以设想，医生会给病人开出像糖果那样的安眠药，然后对他们说，保持心境舒畅是对抗任何疾病的不二法门，但他心里明白，没有任何人能避免病发。医生跟病人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以一直信靠的幻象保持定静，要是人们想要待在安稳的生活里，便要假装使他们无能为力的问题并不存在，而为了维持仅存的假象，没有人愿意说穿这一点。”（页12-13）

因无可救药的病症而展开的叙事，与其说是一场寻找解药的旅程，小说开放式的格局，让阿鸟的决定更像是在寻求与飘荡症达致和解，以致最终阿鸟像风筝一样飞起来，放弃抵抗，“她不再抵抗随风荡漾的本能，也不再忧虑，那将会把自己引领到哪里去，她只是放松了全身的肌肉，感到前所未有的困乏，便闭上了眼睛，打算好好地睡上一觉。”（页253）

不同于西西笔下《浮城志异》的香港寓言，浮城所在的土地，是无根的飘荡，致使个体离散，而韩丽珠《离心带》中，飘离消亡的是个体，而城市、历史都无法予以任何情感上的关联，也无处寻觅任何国族政治指涉，使她对城市生活的挖掘更显纯粹。

除了飘荡症，每个出场的小说人物都各自患有奇异的症状，如被子弹穿透脑部而变得犹豫的执法者，以及视觉出现障碍的摄影师白，人物们总有不可名状的重要的东西因患病而缺席了。这种缺席使人的个性残缺，也渐渐使个体被物化，像一个个被观视拍摄的模特儿：“模特儿便坐在一旁，让化妆师为她涂上彩色的胭脂，绘上眼睛的线条，穿上悉心配搭的衣服，使她在镜头前自如地展示种种与她无关的神情和姿势，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当他们围拢在电脑的荧幕前，确定摄影师和模特儿已经把被拍摄的对象本来是个怎样的人，或，她根本仍然悬空的这一个事实完全掩盖，使照片中的人更接近一件华美的货物，他的工作便会顺利结束。”（页168）

或许正是这种物化的现实让阿鸟放弃治疗飘荡症而选择拥抱与和解。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远古部落“勒贝度”神话，肯定飘荡，膜拜飘荡。与其恐慌，与其为了阻止飘荡而造成浑身瘀伤，阿鸟放任飘荡的这个选项成为她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想望，毕竟天空中有城市所没有的辽阔。阿鸟的名字，便是一种最直接的意义指涉，只可惜，飘荡并不等同于飞翔。

或一如卖气球的男人对她的表白：“白天的生活令他不解而迷乱，唯有在夜里，他入睡以后，可以掌握和运用睡梦世界的规则和逻辑，那使他在格格不入的现实，找到生存的勇气。”（页133）——认识虚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飘荡有了别的可能性。

与其批判当下情感沦丧与极尽压迫的城市生活，韩丽珠更热衷于将城市生活的荒谬，升华成种种意象，并围绕着意象铺陈她对城市个体的观察，以她抽离式的语调，构筑强烈的画面感，就像一幅幅魔幻化的几米插图。董启章说韩丽珠的小说中有卡夫卡，的确不为过。

通过一个个城市个体对生活的最沉重独白，或许在这个每个人都可能患上飘荡症的城市现实中，这本书能提供的，是开放式的反思与玩味，而其书名“离心带”本身即是一种线索。

飘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还未意识到飘荡之前，便已随风而逝：“每天清晨，从梦里醒来，也可以清晰地感到，那又少了一点，每天都比之前的一天减少了，但，却做什么也无法阻止。四周的人的脸面，轮廓仍然相同，却逐渐遥远，直至某一刻，身体终于不受控制地飘起来。”（页17）

【小生之言38】哪怕是以卵击石

                “如果塔利班的枪手来刺杀你，你会怎么办？”

                “我想我会拾起鞋子打他。但后来想想，如果我用鞋子打他，我岂不是无异于恐怖份子？我不能对人以暴力，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抗争，诉诸对话和教育。所以我会告诉他，教育的意义，我甚至要为他的孩子争取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后我会对他说：‘这是我要说的，现在你做你要做的事。’”

这是16岁的马拉拉（Malala Yousafza）在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回答主持人乔恩·史都华（Jon Steward）时的一段话。

这位年轻的巴基斯坦姑娘，去年在放学途中遭到塔利班枪手刺杀，头部颈部中弹，震惊世界。她后来被送往英国接受治疗，终于逃过死劫。

马拉拉的父亲是个女权运动者，她受父亲启发，认为自己不能坐着等待救赎，而应该为自己的权益发言，年纪轻轻就走上维权之路，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揭露塔利班毁校杀人、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极端行为，致使她成为恐怖份子的目标。

非比寻常的勇气和毅力让马拉拉受到世界的敬仰，她所继承的是印度圣雄甘地和平主义抗争理念，诉诸于教育，寻求制度上的改革，而坚决反对暴力。

这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黄德。

他发起绿色联盟反对莱纳斯到关丹设立稀土厂，步行300公里从关丹到吉隆坡向国家元首呈交请愿书。因为一系列的和平抗争运动，他广为人知，也受人尊重。在5月全国大选，他加盟民联，引起非议，不少人质疑他之前的抗争是否在为政治目的铺路，但也有支持者认为这是他投入抗争的最实际展现，即进入国会力求改变国家政策。

他挑战文冬国会议席，对垒马华署理总会长廖中莱，最终以几百票的微差落选。正因为他备受尊敬，选举后也因此传出“大马停电”的传闻，质疑选票经黑箱操作。这些或许是谣言，但民间深信不疑，无非显示人心之所向。

大选后许多课题都被荒置，各个政党专心于各自党选，逐渐将选前信誓旦旦要解决的民生议题抛掷脑后，比如车价不但没有按承诺降低，反而减少了汽油津贴，致使汽油调涨，制造通膨压力。再者选前承诺的利民政纲，到最后沦为土著优先的经济政策，只为报答土著对国阵的鼎力支持。再比如大选前因民意所趋，以《防范罪案法令》取代《内安法令》，但大选后，内政部以黑社会罪案猖獗为由，向国会提呈《2013年防范罪案修正与扩充法案》，三读通过，再度引起争议。

选后，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在大选后相继进行党选，竟也各自展开各自的族群议题，动辄诉诸种族主义，比如警方杀无赦的清剿黑社会行动，打死不少印裔黑社会党员，警方与内政部长阿布扎希一系列针对印裔黑社会强硬手段，无疑加剧了马来西亚选后紧张的族群矛盾。以及副首相慕希丁对大选院校改用马来文教学的建议，更引起人们不安，担心马来语霸权主卷土重来。马华则陷入蔡细历派与廖中莱派的明争暗斗之中不可自拔。反观民联一方，似乎没有了选前的激情和活力，在几场黑色集会后仿佛底气全失。

这又让我想起了黄德。

就在那一系列党选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黄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露宿街头37天。为了要收集100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联署抗议莱纳斯稀土厂投入运作。

黄德展现的是那些政客所缺乏的坚韧不拔之人格，即便在大选后，人民激情不再的时刻，他毅然付诸行动，誓言收集100万个签名，没有休止地为反公害反辐射污染的议题奋斗。

露宿独立广场期间，警方不时到场要求他离开，他这样回应那些警员：“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这个国家。（稀土污染）不止是关丹那些受影响渔村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为什么要破坏这么美丽的国家？这是我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

收集到100万个签名，抗争之路或许才正要开始。

正如马拉拉被子弹穿过的身体，那是以肉身抵抗暴政，最伟大行程的第一步而已。

无论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信念是对是错，或许只能如村上春树2011年到以色列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说的那样吧：“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我爱我的国家

比如被强奸后的死亡
——像一朵失明枯萎的花
比如蒙古女郎的爆炸
——像一颗星球毁灭的刹那
比如私家侦探心脏的高压
——我们都在急切的心跳节奏中迷失了真相
比如稀土与泥土的微差
——种花种树以及栽种死亡
比如一座村子的诞生
——决不能让娃娃知道妈妈
——妈妈是背负原罪的
——原罪，啊！
比如除不尽的茅草
比如烈火不息的燃烧，黄色
绿色红色的色盲，免费的
蓝色的身份证，故事里的
苏禄王朝，比如，比如
五十六张空头支票
五百一十三颗假牙
以及一千九百五十七个玩笑
还有，还有
比如那子弹乱飞的下午茶
——加炼奶加糖，再苦再涩也要喝下

【牛油书评02】如果一切归零

　　今年3月9日，台湾各地展开公民运动高唱反核，要求停建核四发电厂，蓝绿两营也借公投与否吵吵闹闹，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炙手可热的议题。

　　适逢311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危机发生两周年，全球各地都深刻反省着核能的潜在危险，毕竟末日不再是电影想象，311那一幕幕海啸摧枯拉朽的骇人画面，以及核危机无远弗届的威胁，无不更加坚定了人们反核的信念。
　　台湾小说家伊格言最近完成长篇小说《零地点Ground Zero》（麦田出版）。他高呼：“我将介入此事”，企图通过可怕的台湾预言∕寓言，讯唤现实。

　　《零地点》书写了一个被毁灭了的不远的将来。核四发电厂在2015年10月19日商转当天发生重大意外，辐射外泄。加之台风来袭，辐射水流入附近的翡翠水库，最终导致台湾北部地区民众食水后遭辐射“内暴”，死病无数。

　　灾难发生后，台湾进入戒严，北部包括台北、基隆和新北市，被划为禁制区，沦为荒
城鬼域。

　　核四工程师林群浩灾后不仅失去了同僚与未婚妻，更失去了灾难发生期间的记忆。核灾肇因成谜，致使他必须通过梦境寻找遗失的记忆，重构真相，也因此一步步剥开可怕的政治弊案。

　　小说以两个时序开展：核灾发生以前以及核灾后的台湾总统选举，弥漫浓浓的政治意味。当中出现不少当下台湾的公众人物，如马总统、行政院江院长、苏贞昌、余莓莓以及戴立忍等人，同时也糅杂了现实事件，情节始终游走在虚实之间，这或许就是伊格言所谓的介入，让想象无限贴近现实。

　　林群浩反复批判拖延多年的核四厂工程，在无数大小承包商及无数个可能的政治弊案间流转，最终罔顾核电厂安全，成为核灾元凶。更可恨者，竟借用灾难捞取政治资本，使小说陷入不可自拔的阴谋论基调之中。

　　台湾当代小说旗手骆以军与伊格言对谈时，这么形容这部小说：

　　“它既是诗意（同时失忆）的推理——密室谋杀案——当时是如何如何的？只是死者是近乎全部的人和文明本身。说这是一本‘反核小说’，还不如说它已设定在‘核灾已无法挽回地发生过了’，再无任何赎偿、可拯救之物了。它比较像一本‘死者之书’。譬如日本1945年后那批‘战后派小说家’大罔昇平、太宰治，甚至像川端的《山之音》——超乎个人命运与意志的国家等级军事动员，使个体面对单独个人义理善恶无法承受之‘反人类’恐怖之景。”（页301）

　　个体在无知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牺牲品，核灾发生了，世人只能继续被蒙在鼓里，被把玩在权谋者的鼓掌之间。正如奥威尔那部著名的预言式小说《1984》里头那无所不在的大哥，林群浩追逐真相的过程总是暴露在那位大哥的眼底，致使他的所有努力总显得如此无力。

　　或许反思现代性与科学迷信才是小说最大的主题。对林群浩而言，核危机就像潜伏在每个人体内的癌细胞：“之所以核四的问题比核一核二核三更严重，是因为分包太多，又层层转包，当初又没有好好监工的缘故。那是只失控的兽啊。像乱长的癌，长着长着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巨大的模样。”（页117）

　　这是很古典的工业怪兽想象，也是很典型的批判，现代性与科学迷思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一旦人心败坏，便没有现代与科学正义可言。

　　日本福岛核危机、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泄漏事故以及美国三哩岛核泄漏事故，一直
延伸到台湾核四问题，进一步让林群浩∕小说家质疑“文明是不是过度自信了”（页124）。这就像回归到工业革命初期，人们开始思索人类与大型机器、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那样。正当现代主义以其经济优越性垄断社会主流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二战最终只能悲剧性地在广岛与长崎开出两朵蘑菇云告终，以无数生灵为代价。

　　伊格言与骆以军对谈时追溯了核能本身的杀戮初衷，却在历史的推演中，核武∕核能在美丽的妄想下“被成功地陌生化，疏离化，被政府拆解切分成为只有核电专家才有资格发言的事；所有可能的人文思考均被排除在外。”（页302）

　　当核问题的话语权被把持在专家和政府手里，沉默的大多数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或许正是小说家要“介入”的理由。

　　为寻找真相，林群浩最终潜入禁制区：

　　“暗影中，他先是听见猫叫，而后看见两只猫蹲坐在水泥地上。许是因为怕生，它们立刻往外窜出，不见踪迹。室内沙尘漫漫。墙上尚且贴着几帧照片，然而色泽已然淡去。蜘蛛在电扇与藤椅之间结网，水泥地的缝隙上长出了几茎草叶。电视机被包覆在灰尘中，像个灰黄色的木箱子（他想象着，在银幕熄灭前最后一刻，那永远被紧锁在木箱子中的声音与人影）。厨房里，锅碗瓢盆还堆在不锈钢水槽里，长满了皮肤病变般已然死灭的霉斑。”

　　即便是这样的残景，仍有一群人坚持生活在禁制区内，宁愿暴露在辐射威胁之中也要断绝与社会的来往，仿佛禁制区才是桃花源的所在，吊诡地，任由各种辐射引发的病症摧残致死。这或许是他们对抗腐坏文明的最极端表现。

　　小说出版前于今年七月号的《联合文学》杂志配合“我们迟早会被自己毁灭的灾难小说”专辑刊载部分片段，在其他作家作品的网络中酝酿出浓重的末世气氛。诗人吴晟写道：“灾祸，谁也躲不过/你，有权力的决策者/灾祸，谁也躲不过/你，恋栈小小利益的附从者/灾祸，谁也躲不过/你，纵容恶行的沉默大众”。

　　如此一句句控诉，一声声召唤。

　　至于这场小说里的末日预言，仿佛就是小说家给现实社会的最后通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