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塔利班的枪手来刺杀你，你会怎么办？”
“我想我会拾起鞋子打他。但后来想想，如果我用鞋子打他，我岂不是无异于恐怖份子？我不能对人以暴力，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抗争，诉诸对话和教育。所以我会告诉他，教育的意义，我甚至要为他的孩子争取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后我会对他说：‘这是我要说的，现在你做你要做的事。’”
这是16岁的马拉拉（Malala Yousafza）在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回答主持人乔恩·史都华（Jon Steward）时的一段话。
这位年轻的巴基斯坦姑娘，去年在放学途中遭到塔利班枪手刺杀，头部颈部中弹，震惊世界。她后来被送往英国接受治疗，终于逃过死劫。
马拉拉的父亲是个女权运动者，她受父亲启发，认为自己不能坐着等待救赎，而应该为自己的权益发言，年纪轻轻就走上维权之路，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揭露塔利班毁校杀人、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极端行为，致使她成为恐怖份子的目标。
非比寻常的勇气和毅力让马拉拉受到世界的敬仰，她所继承的是印度圣雄甘地和平主义抗争理念，诉诸于教育，寻求制度上的改革，而坚决反对暴力。
这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黄德。
他发起绿色联盟反对莱纳斯到关丹设立稀土厂，步行300公里从关丹到吉隆坡向国家元首呈交请愿书。因为一系列的和平抗争运动，他广为人知，也受人尊重。在5月全国大选，他加盟民联，引起非议，不少人质疑他之前的抗争是否在为政治目的铺路，但也有支持者认为这是他投入抗争的最实际展现，即进入国会力求改变国家政策。
他挑战文冬国会议席，对垒马华署理总会长廖中莱，最终以几百票的微差落选。正因为他备受尊敬，选举后也因此传出“大马停电”的传闻，质疑选票经黑箱操作。这些或许是谣言，但民间深信不疑，无非显示人心之所向。
大选后许多课题都被荒置，各个政党专心于各自党选，逐渐将选前信誓旦旦要解决的民生议题抛掷脑后，比如车价不但没有按承诺降低，反而减少了汽油津贴，致使汽油调涨，制造通膨压力。再者选前承诺的利民政纲，到最后沦为土著优先的经济政策，只为报答土著对国阵的鼎力支持。再比如大选前因民意所趋，以《防范罪案法令》取代《内安法令》，但大选后，内政部以黑社会罪案猖獗为由，向国会提呈《2013年防范罪案修正与扩充法案》，三读通过，再度引起争议。
选后，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在大选后相继进行党选，竟也各自展开各自的族群议题，动辄诉诸种族主义，比如警方杀无赦的清剿黑社会行动，打死不少印裔黑社会党员，警方与内政部长阿布扎希一系列针对印裔黑社会强硬手段，无疑加剧了马来西亚选后紧张的族群矛盾。以及副首相慕希丁对大选院校改用马来文教学的建议，更引起人们不安，担心马来语霸权主卷土重来。马华则陷入蔡细历派与廖中莱派的明争暗斗之中不可自拔。反观民联一方，似乎没有了选前的激情和活力，在几场黑色集会后仿佛底气全失。
这又让我想起了黄德。
就在那一系列党选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黄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露宿街头37天。为了要收集100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联署抗议莱纳斯稀土厂投入运作。
黄德展现的是那些政客所缺乏的坚韧不拔之人格，即便在大选后，人民激情不再的时刻，他毅然付诸行动，誓言收集100万个签名，没有休止地为反公害反辐射污染的议题奋斗。
露宿独立广场期间，警方不时到场要求他离开，他这样回应那些警员：“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这个国家。（稀土污染）不止是关丹那些受影响渔村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为什么要破坏这么美丽的国家？这是我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
收集到100万个签名，抗争之路或许才正要开始。
正如马拉拉被子弹穿过的身体，那是以肉身抵抗暴政，最伟大行程的第一步而已。
无论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信念是对是错，或许只能如村上春树2011年到以色列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说的那样吧：“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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