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郑愁予《野店》
对郑愁予来说，写诗不能为小名小利，诗的志业是追探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诗和诗人是不会被时间打倒的。
著名诗人郑愁予受新跃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之邀，来临的星期六将到访新加坡在艺术之家（旧国会大厦）与本地诗人杜南发及潘正镭进行座谈。目前在台湾国立金门大学任教的他，接受本报长途电话专访，侃侃而谈他的诗观，并回顾台湾诗坛之种种。
一、
郑愁予1933年出生于中国山东济南，15岁开始写诗，1949年随父到台湾，1956年与诗人纪弦等人创立现代派诗社，那首著名的《错误》，达达的马蹄声响传天涯，被选入本地与中港台课程内，广为传诵。
郑愁予认为，诗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诗情，一个是诗才。
诗情人人皆有，但每个人关心的都不同，这种不同便构成了诗人的气质。
他认为，人是文明的，群居的，这是诗产生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没有跟人群来往，我想这个人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诗人一定和人群之间有许多交集来往，和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是属于生活的，关怀人类生活的状态。”
而诗才就像建材，从生活的细节中凝集成诗意的潜意识。
“诗才不是天才的意思。才是磨练出来的。从阅读别人的作品开始，发现有诗这样的东西，开始觉得自己的性情和这些诗人所表现的，文字上的，有许多契合的地方，希望可以表达。碰到一个场景的时候，有这个欲望，将这个场景用诗表现出来。”
因此诗是直接于心迸发出来的，很少是预设一个目的和架构去书写。于郑愁予更是如此，他写诗总是内容决定形式。
上世纪50年代，对于台湾文坛是一个诗的时代。郑愁予认为自己适逢其盛，当时许多爱好文艺的人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他们经历抗战、内战等大时代，许多还有军旅经验，这些都内化成那一代人浓浓的诗情。郑愁予特别推崇纪弦。纪弦在大陆时便是戴望舒现代社的一员，来到台湾后更大力推广前卫的现代诗理论。
“内战时政治的因素很强，很多人写诗为政治服务，纪弦提倡现代诗，认为现代诗是国际化的，特别在技巧方面。影响很多人。那时代很多有才情诗情的人，再加上有这个诗的向前，向高度，向宽度，向深处去探索的精神，就形成了一个时代。”
诗的发展也印证了文明的进程，郑愁予指出，从原始时代的歌舞，到一神教宗教精神的影响，到后来的重商主义，诗变成一种娱乐品，社会与生活境况的关怀变得淡薄，直到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诗人才觉醒，觉得诗人有义务帮助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这也便是诗从西方象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蜕变。
“现在年轻人常常说自己写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时间上是后现代，在精神上不是，因为后现代的诗是关怀人类的，关怀社会的，保护环境的，抗议资产阶级政府的。”
二、
本月1日，台湾著名诗人周梦蝶病逝，郑愁予日前出席了周梦蝶的追思会。
虽然两人私交不深，但郑愁予十分敬重周梦蝶。
他说，只能用“高洁”两个字来形容周梦蝶。
“许多诗人，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生活，有人总想出人头地（这跟性情有关系），希望诗集能有很多销路，能在社会发生影响力，其实所作所为都是小名小利。诗人不是大企业家，不能赚钱，也不是政客。政客脸皮厚可以乱说话，诗人不能如此。而这就影响了诗的正常发展。”
他认为周梦蝶拒绝商业行为，总能保持高洁的诗品，值得后人学习。周梦蝶写的《孤独国》很有意味，深具启发性，并不是把自己拘泥在小范围内，精神层面很广，因此许多人认为周梦蝶的诗作能成为一种典范。
郑愁予1967年离开台湾，11年后才再次踏上台湾，与周梦蝶摆书摊的日子交集不多，但郑愁予写武昌街时都有周梦蝶的影子。他推崇周梦蝶，因为周梦蝶始终都和政治没有关联。
郑愁予在《武昌街东坡》中写道：那将是一个预言的故事／青藤缠身，紫露封唇／年年拍打两眉的花粉／而对岸，梦蝶仍坐在高峰上／明星仍然闪光／脚下一拨拨金黄的天鹅就越游越小了
一旦坠入小名小利的陷阱，所写的就成了商场诗的语言，而不再是文学，因此诗人要保持至高的诗格，不要去伤害诗，这都是郑愁予对当下的批判与警语。
他说，纵观华夏民族的诗，从祭神的歌谣，到唐诗宋词，到现代诗，什么形式都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诗所表达的精神。“我们读诗的时候，常常得到这种哲学性的启发，常常把诗的句子当成座右铭等等，因为有了这个内涵，诗便会一直传下去，不会被流行音乐、小说，甚至于电影什么打倒。要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够保持这个精神在诗的内涵里面，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三、
郑愁予本名郑文韬，他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其笔名“愁予”便出自楚辞《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以及辛弃疾《菩萨蛮》：“江晚正愁余，山间闻鹧鸪”。
音乐性是构成郑愁予诗的重要元素，此外读者也总能从诗中感染到中国传统诗词中儒家济世、忧国忧民的情怀。
郑愁予认为诗是儒家的产物。
“有人说诗是道家的，那不对。老子和庄子，他们不提诗，他们提诗就好像走远道绕远路了，他们要直接了解宇宙了解人生，不要经过这么多的，即后来人说的‘诗教’。所以说诗还是儒家思想的产品。孔子谈仁，孟子取义，这个精神，其实是诗的内涵，从尧舜时代向来就在里面了，是一种很深层的关怀，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的侠义精神。”
15岁开始写诗，如今郑愁予已81岁，他从大陆迁往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最后又回到金门，频繁往返岛与大陆。
从《错误》到《烟火是战火的女儿》，郑愁予的创作内容也随着他的生活、阅历在改变，而近年的诗作更显厚重。
如今当他检视自己作品时，他说，自己已从早年的“游世”，到现在的“济世”，从“艺术”回到了“人术”。
四、
郑愁予至今写诗不辍，他说，目前打算依自己的精神和体力来整理作品。“我的作品内容风格差别很大，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当我在书斋中沉思时写的诗是简短的，用精致的短句，很安静的节奏。或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散诗记游。我也很关心社会，涉入这个层面的尝试。也有很多诗是赠给朋友的。我想这是中国传统诗中最重要的题型，看李白的作品就知道。这些诗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简讯一样，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和理性，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状态，互相能够沟通，用艺术性使之持久。我也写了许多相当长的诗。我想分门别类出成集子，用现代的方法，毕竟现在出版比较容易。”
他说，以往出版诗集都是洪范书局一手包办，他们会把他刊登在报章诗刊上的诗，用剪报先编好，再通知他“量够了，可以出版了”。
访谈间他特别提起他写于1966年的《衣钵》。这首诗是他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而写，意图摆脱当时口号式的政治宣言，检视民族与文化传承的问题。他把中华民国建国初期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浓缩为意象写进诗里。“清末民初的时候，总是有人留下绝命的诗。在监狱墙壁上，有很多真正的诗。这种情怀，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就是仁念。我认为《衣钵》是用诗说仁，把仁的精神表达出来了，就是牺牲自己，泽被众生。”
而当谈到“义”，郑愁予则提起他去年为追念纪弦所写的一首诗。他说，这是他为好朋友所尽的义。
五、
访谈过程中，郑愁予多次谈到了纪弦。
纪弦是台湾诗坛旗帜性诗人，去年7月逝世，享寿101岁。
去年10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登了郑愁予追悼纪弦的长诗《我穿花衫送你行，天国破晓了》，诗中追述了两人的情谊，也牵出一件往事：“我忍不住感慨，你使台湾现代汉诗足以自豪，至于／我收到一九七七“十大诗人选集”的邀请名单竟缺纪弦！／我怒不可抑提出究问抗议直觉这是妬客的苟且，／我立即退出名单留下空位促使编辑延纪弦入座，／我从此要终生瞒着你了，不自辩，也不许世人知晓，”
《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源成文化图书社）的主编张默不久后投函《中国时报》回应，指编诗选时纪弦一直在名单中，反驳了郑愁予的观点。
谈起此事，郑愁予激动地说，他曾收到最早的邀请函，10人名单中的确没有纪弦。他认为当年纪弦为现代诗提出六个信条，第一条“横的移植”，在上世纪60年代诗战以来，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甚至于有谣传，横的移植是很危险的，因为马列主义就是横的移植。”
郑愁予也说，当年源成文化图书社同时出版十大诗人、十大散文家与十大小说家选集。“这个时候，我退出了，纪弦可以放进去了。然后他们想不到周梦蝶也退出不愿意参加。那么就变成九大诗人。他们就把羊令野从十大散文家里面拿出来，放到十大诗人里面去。十大是一个商业用语，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现象。”
他认为当年剧烈诗战，以及台湾戒严社会的氛围下，纪弦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进而发生了那样的事。正如纪弦自己在《四十的狂徒》中所说的：“我既贫穷，又无权势，／为什么这样地容不得我呢？”
读到张默的回应，郑愁予说，本来此事只是澄清就好，现在成为了公案，大家都得把所有证据都公布出来才行。他表示会整理当年相关的书信来往，“我要把它弄清楚，因为别人会怀疑我的人格，我的诗品。”
载2014年5与人27日《联合早报·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