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之言70】巴黎恐袭之后

欧美诸国空袭叙利亚，百姓死伤并不亚于恐袭，反而成为伊斯兰国宣传的工具。

11月13日晚上，我在布里斯班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看音乐剧《悲惨世界》，次日一早搭飞机回来，一下机就读到巴黎遭遇恐袭的新闻。死伤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巴塔克兰（Bataclan）剧院。我透过视频，想象那过程的骇人，剧场的密闭空间、子弹、鲜血、死亡，以及其后的警匪驳火、哀伤、报复……凡此种种，想象那天身处表演艺术中心的我，如果遭遇这样的袭击，该怎么办？

剧场空间变成一个杀戮的舞台，很多人看到了伊斯兰基本教义极端主义，但那事件也令我联想起2012年美国奥罗拉电影院枪击事件，以及挪威纳粹分子布列维克。

回顾九一一事件以降，我们总能透过媒体直播、复制恐怖袭击的画面，飞机撞入世贸大厦、爆炸、惊慌逃窜……到今年初法国《沙尔利周刊》（又称《查理周刊》）编辑室遭枪手血洗，人们也通过直播目睹了警方追捕恐怖分子的全过程，还有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后惯用的恐吓性斩首、屠囚画面，恐怖主义在这十几年间，反复作为可视的事件被复制、重演。

法国已故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即谈到西方媒体的操作，如何把暴力的内容简单化、纯粹化，使受众的理解变得片面，而忽略了西方自身如何制造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变得片面，反思缺席。

在《恐怖主义的哲学》中，德希达与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r Habermas）分别就恐怖主义提出见解，这本于九一一事件后出版的书，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令人不得不深切反思，敌我关系是如何变得像今天这样的理所当然：是因为美国的邪恶轴心论调？还是恐怖主义的反扑？

哈贝马斯以现代性的历史角度检视恐怖主义。17、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进入启蒙时代，开启现代性，理性主义得到发展，但19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取得主导地位，经济与资讯进入全球化的年代，西方列强瓜分中东，现代性并没能让阿拉伯人民取得民主与自由，反而在传统生活被拔除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矛盾。

德希达也批判了美国在中东的布局，比如扶持独裁政权，均为恐怖主义铺路。

如果以后殖民主义的脉络来批判欧美诸国百年来如何瓜分中东的石油利益，从一战后，英、法、俄三大霸权瓜分鄂图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秘密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就可见一斑。其后遗症，就是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国界的划分，暴力撕裂自然民族聚落的分界，为多年来族群冲突留下伏笔。

巴黎恐袭事件后，各国表达反恐立场，仿佛万众一心，但俄罗斯战机遭土耳其军方击落，却在在暴露了各国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观之，整个中东权力集团的矛盾，其程度并不亚于冷战，各个政权与武装组织在诸国的资助下，多年来扮演利益争夺的代理人。

单就叙利亚内战，阿萨德政权背后有伊朗和俄罗斯做后盾，反对派如自由叙利亚军等组织，背后则有美国、法国、沙特、约旦等在撑腰。土耳其虽是美国盟友，却压制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库尔德人，现在还射下俄罗斯的战机。混乱的合纵连横局势中，伊斯兰国组织趁机崛起，通过极端意识形态、走私石油古迹的利益，建立庞大势力。

回到哈贝马斯与德希达的观点，前者认为恐怖主义是现代性中，理性沟通扭曲崩裂的结果，后者认为恐怖主义更像是自体免疫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九一一事件被纪念日化；第三阶段则是镇压的恶性循环，西方正走在自毁之路。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机构，更深化的世界主义，但十多年后的今天，联合国、国际特赦组织等世界主义机构，依然受国家主义绑架。这些机构从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便不断向国际社会疾呼，却四年来不受重视，以致有今日巴黎恐袭如此标志性的悲剧发生。

或许空袭之外，国际社会更应该建构一个更有效的国际主义机制，对付犯下战争罪行的阿萨德政权与伊斯兰国，匡正普世正义，才能消弭极端主义，但在各自权、利面前，普世价值似乎显得一文不值。

【牛油书评】恐怖时代的哲学

　　11月13日，法国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夺走100多条人命，数百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ISIS）高调承认策划袭击，法国随即空袭报复，事件被比作欧洲版的911事件，迫使欧美诸国加紧协商对付伊斯兰国。

　　巴黎恐袭不久后，也证实了10月份坠毁的俄罗斯客机遭炸弹袭击而解体坠毁，俄罗斯也因此投入更多军力打击伊斯兰国，中东局势越发紧张。

　　一系列恐袭事件拉响安全警钟，意味着自911事件以来，中东的不稳定因素，仍然能以跨区域的方式，将战场再现和平地区，制造恐慌，撕裂社会。

　　事件也迫使人们思考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之根源。在哀悼死难者之余，也检视历史与媒体的操作，开始有人反思欧美主导的媒体，歇斯底里地聚焦巴黎恐袭，而忽略了巴黎事发前一天的黎巴嫩自杀炸弹袭击，以及中东长久以来乱局所带来的人命伤亡，以及人道危机（叙利亚难民问题就是长久以来国际忽视中东局势的最显著表征）。

　　恐袭与空袭，一字之差，如果按照解构主义的批判方式，去除其中权力关系的二元对立，恐袭与空袭，对一般百姓的伤害，以及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几可对等，正义的定义陡然变得模糊，所有行动的正当性与内在正义都须被重新检视。

今年初，台湾南方家园出版了《恐怖时代的哲学》（叶佳怡翻译），本书是作者吉尔安娜·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2001年在911事件发生后与当代两位重要哲学家尤根·哈伯马斯（Jurger Habermas）及雅克·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对话记录。两位哲学家以各自学派的视角，解释恐怖主义的内涵，并试图为恐怖主义危机寻找对策。

　　出生于意大利的博拉朵莉（1963-）是美国瓦萨学院的哲学教授。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1929-），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主张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开创理性沟通行动理论（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学说。法国已故哲学家德希达（1930-2004）则是解构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强调去中心，取消二元对立，解构文本深层结构。

　　哈伯马斯与德希达的学派观点非常不同，博拉朵莉试图从与两人的对话中，为恐怖主义危机找到哲学出路，并在对话录后，撰文从两人哲学体系的框架，强化对谈的内容。911事件距今14年，但两位哲学家的观察与思考，在方方面面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局势，为今人提供哲学参考。

　　博拉朵莉在中文版序中也提到了，去年起伊斯兰国斩首人质的视频流通，与911事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的画面，如何被媒体不断复制放送。她指出，人质身穿关塔纳摩监狱风格的囚服被斩首的画面，以及操着英伦口音英语的侩子手圣战约翰（Jihadi John），极其有效地“刺穿全球的荧幕”，但在墨西哥被斩首的许多记者却从来不被注意到，这便是当代媒体机制造成的吊诡现象。

　　博拉朵莉指出，这种影像复制使得受众成为“麻木的见证者”（哈伯马斯语），扩大了恐怖主义的骇人效应，打击多元主义，将受害者与施暴者简单二元对立，“后果将非常严重”（德希达语）。

　　这也正是当今人们面对的严峻挑战，尤其巴黎恐袭事件之后，各国首脑、各地民众同声谴责，加上网络的推波助澜，敌我关系越往两极分化。

　　本书中，哈伯马斯从康德以降的理性哲学诊断恐怖主义，认为西方社会应当检视自我文化，因为现代性除了发展理性之外，其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无道德的西方世界对上理应充满精神力量的宗教基本教义派”（页38）的两极化冲突。

　　哈伯马斯认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将世界分割成三种国家：赢家、受益者与输家。这个过程中，阿拉伯国家以欧美经济霸权马首是瞻，“在不停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人民不停被从传统文化中拔除。在欧洲的情况较好，其体验较接近创造性破坏，但在其他国家，他们的生活习惯仍在解体，而创造性破坏却无法承诺补偿那种痛苦。”（页55）

　　这时候“暴力”则充当激化的媒介，将基本教义派变为恐怖主义，最终导致沟通断裂。

　　哈伯马斯相信，只有通过透明、不被扭曲的理性沟通，才有可能医治恐怖主义这一现代性病症。

　　德希达则认为，恐怖主义是现代社会的自体免疫过程，是现代性形同“自杀”的一种自我反应机制。

　　在讨论911事件的一开始，德希达便反问：911事件是史无前例、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吗？事实上911事件以前，世贸大厦就曾遭遇炸弹袭击，若追溯历史，世界各地其实正不断发生同质性的恐怖主义活动，但911事件却在媒体的操作机制下，产生了更重大的意义。

　　德希达认为，从冷战时代开始，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其中包括武装阿富汗武装组织等做法，其实早为世贸大厦“悲剧”铺好了路。若以同样思路来看当今伊斯兰国问题，美国与俄罗斯两大阵营，多年来在叙利亚的部署，利益的争夺，无疑也为伊斯兰国的崛起铺好了路。世界政治并未吸取教训，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主义，到卡伊达组织无定向式的恐怖主义（哈伯马斯认为卡伊达组织活动中，政治目的已经消解），到伊斯兰国欲建立基本教义国度的恐怖主义，历史不断回旋，恐怖主义则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德希达也提出“将临的民主”（La democratie a venir）的概念。他认为，在众多政治政体中，只有民主的概念欢迎挑战，也愿意自我批判，甚至无止尽地改善，但民主不会完全的落实，它是一个将临的概念，其不可能发生，却也正是“民主的承诺”。（页133-134）

　　
哈伯马斯与德希达都提到国际法所能扮演的重要性，列举联合国、海牙战争法庭等机构，都能够扩大世界主义的影响力，但问题在于，现实中，国际组织仍受制于强权，未能发挥最大的功能，因此德希达特别强调世界主义应该摆脱国家主权的概念，超越国家。

【小生之言69】一种宁静的政治抒情

马来西亚网络歌手阿米鲁丁（Amirudin Hizadin）一曲“Mana Hilang 2.6 Bintang”（2.6颗星星都去了哪里）在网上爆红，才几天就累计近15万点击率。

他在歌曲简介中写道：“这是一首，关于一个生活在黑暗国度的忧郁年轻人的歌。”

熟悉马来西亚政治的朋友，或许单看题目就很快能联想到首相纳吉的“26亿门”捐款事件。

今年7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后，纳吉陷入上位以来最严峻危机，虽然他仍在党内稳坐帅位，但在前首相马哈迪派系挑战、净选盟4.0和平集会、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916马来人尊严大集会等一系列事件后，人们对纳吉政府的信心再创新低，10月份默迪卡民调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其支持率只剩下23%。

阿米鲁丁民谣式的曲风，让人想起鲍勃·迪伦年代的那些歌谣，那些面对政治巨兽感到悲愤彷徨，却又不得不抒发情怀的歌曲，没有哗众取宠，只有绵延的哀伤。就像杜甫说的“感时花溅泪”，民谣的曲风本就像花，用以时代抒情，无不催人伤感，阿米鲁丁这首歌，就有如此感染力。

这首歌不像嘻哈歌手黄明志那些极富争议的作品，没有激烈的语言，没有浮夸的音乐录像，就凭一把吉他，忧郁的歌词，通透的歌声，阿米鲁丁为政治议题提供了另一种抒情方式。

这几年，马来西亚公民运动在一次次集会中慢慢建立秩序，集会中人们不忘保持卫生、友族间互助，这些表现都在国际媒体中得到正面报道。

不过，基层在面对政治，尤其是“26亿门”这样的事件时，语言上总是抒愤，甚至暴力的，像践踏领导人肖像的事件就变相成为焦点，总逼着政治议题的辩论节外生枝。

阿米鲁丁的出现，或许提供的，是一种宁静致远的力量。

两周前董桥来新加坡演讲，席上与杜南发先生对谈，也谈到了文字沉静的力量，那些滥情的、感情流露的、情绪化的文字，没办法感动人，所以在下笔前必须找到内在的平和。

两位前辈的观点，用在政治抒情上，我想道理也是共通的。

阿米鲁丁在歌中谈到了消费税、油费、大道收费等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相信也是许许多多马来西亚城市马来年轻人近来备感压力的民生课题。他也讽刺人们竟一厢情愿等待一马援金，将之视为救命稻草，而忽略了整体政治格局对个体生存的影响。

上周，我开车北上居銮和加影给学生办讲座，一路上过了好多个收费站，尤其是从八打灵到加影短短20多公里的路程，竟就过了三四个收费站，花了十多块钱，暗忖当地人如果每天开车来回该怎么应付？这时阿米鲁丁的曲调就很快碰触到那种心情了。

这几个月回新山时常搭德士，与德士师傅聊天，想听听他们对马来西亚政局的看法，有一个大哥相当愤怒于慕尤丁被撤副魁职务，认为那是中央对柔佛州巫统的削权；又一个大哥感慨安华出狱后已近七旬该如何延续政治生命；还有一个大哥告诉我，他相信纳吉，他认为作为最高领袖，纳吉收到政治献金之后存放个人户头，能够方便在竞选期间随时提款，把钱分给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听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而他继续告诉我，如果把钱放到党的户头或是别的什么监控制度底下，就太麻烦了。

或许，这已是一种地方政治行之有年的规则，有人拥抱它，也有人嗤之以鼻。马来西亚的政治问题，或许就在于制度迟迟无法建立，许多败劣的习惯已成自然。虽说纳吉在事件后急急忙忙成立国家政治献金咨询委员会，表现姿态，但态度有多彻底始终备受质疑。

阿米鲁丁在歌的尾声唱道：“我开口问他，可是他还是沉默不语”，感觉就像“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就在风中荡），的确，许多来自基层的疑问，还是没能得到解答。

载11月8日联合早报《早报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