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脑子；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流畅性、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无可避免的简化程度进入人脑；还有不同的持续性。’
——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香港：皇冠文化，页71-72）
阅读完这段文字，完全有种为自己怠惰的罪名开脱的舒适。一段告解由一位伟大的作家口中替自己说出，内心有说不出的舒松。总是认为自己读书太少，许多名家的作品都不曾接触，可又往往没去实践，买了些书，就都摆在柜子里，作某种摆设，以为虚荣。当然，责任与兴趣是不同的，如果读书可以这么区分。
昆德拉列举了太多小说家、哲学家、诗人、作曲家，这些人都是那么陌生，这些人都必须靠页面边缘的小注释来稍微认识，随即就遗忘了。他谈贝多芬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对牛弹琴的结果是牛只看见了文字，古典乐一窍不通。近来迷上广东歌《一丝不挂》，这正是当下所谓的流行，林夕和陈奕迅的组合代表某种贵族气息抑或爱情的哲学家。许子东教授在“锵锵”上说所谓流行如果把时间跨度无限扩张，真正流行，真正销售冠军、一版再版的，是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而不是那些时下。The Legend of 1900 这部悦耳优雅的电影把钢琴演奏推向普罗，爵士与即兴象征一种热烈的追捧，但萦绕在脑中的却是一段不知名的曲调，不断重复着Do Re Mi/Mi flat（两个半音的相互纠缠）Sol、Do Re Mi/Mi flat Sol（什么大调、什么小调，不是一个门外汉可以辨识的），四个小节后才出现一次La，然后左手以半个音阶的降幂慢慢沉没海底。不曾踏足陆地的1900属于漂浮不定的大海，他意识到无限的创造力是建基在狭小的甲板上、建立在88个琴键的有限上的，因此决定与轮船一并死去。陆地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却是存在过，就像诸多曾经活着却没有让人留下记忆的人事物，是一种“（显而易见却令人惊讶的事实）：一切存在的东西（国家、思想、音乐）也都可能不存在”（页99-100）。
昆德拉列举了太多小说家、哲学家、诗人、作曲家，这些人都是那么陌生，这些人都必须靠页面边缘的小注释来稍微认识，随即就遗忘了。他谈贝多芬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对牛弹琴的结果是牛只看见了文字，古典乐一窍不通。近来迷上广东歌《一丝不挂》，这正是当下所谓的流行，林夕和陈奕迅的组合代表某种贵族气息抑或爱情的哲学家。许子东教授在“锵锵”上说所谓流行如果把时间跨度无限扩张，真正流行，真正销售冠军、一版再版的，是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而不是那些时下。The Legend of 1900 这部悦耳优雅的电影把钢琴演奏推向普罗，爵士与即兴象征一种热烈的追捧，但萦绕在脑中的却是一段不知名的曲调，不断重复着Do Re Mi/Mi flat（两个半音的相互纠缠）Sol、Do Re Mi/Mi flat Sol（什么大调、什么小调，不是一个门外汉可以辨识的），四个小节后才出现一次La，然后左手以半个音阶的降幂慢慢沉没海底。不曾踏足陆地的1900属于漂浮不定的大海，他意识到无限的创造力是建基在狭小的甲板上、建立在88个琴键的有限上的，因此决定与轮船一并死去。陆地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却是存在过，就像诸多曾经活着却没有让人留下记忆的人事物，是一种“（显而易见却令人惊讶的事实）：一切存在的东西（国家、思想、音乐）也都可能不存在”（页99-100）。
为了做报告逼着自己啃下史碧华克（Gayatri Spivak）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逝当下的历史》（国立编译馆译，台北：群学出版），许多晦涩深奥的部分教人直打哈欠，泪眼盈眶，但也不失有趣的分析片段：
“白种男人，在试图把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手中救出来的同时，在这些女人身上强加了一套更大的意识形态建构物，因为，透过一种无知的（但被许可的）提喻法（synecdoche），他们在论述实践中，把‘身为良妻’绝对等同于‘在亡夫的火葬堆上自尽’。由此建筑起来的客体【目标】：废除（或拿掉）这种仪式将提供创造一个好社会的机会，而不再是个邪恶的社会；而反面则是印度教对女性主体建筑的操弄；”（页343）
读到这里马上就联想起近日观赏的电影The Blind Side。Sandra Bullock实至名归的演出感动了许多人，情节的铺排也很理所当然，加之“改编自真人真事”，因此某种批判的力道就无法直接抨击在电影上。这种叙事架构总是不经意地就与史碧华克的诊断发生对话，只不过在性别上有了某种置换，但本质却是一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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