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在

这篇写在709之后的文章，本想写更长一些的，却一直下不了笔，最后草草了事，却十分切合当时的心境——到底要参与还是要抽离，的那种胶着。文章送到《文艺春秋》，主编很快给了答复，挑出当中一些毛病，结果反复修改四五回，终于成形。第一次感受到原始意义的文字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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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芭的烈日能够把人晒成焦黄的午后，我从学林书局走出来，告别堆叠成林的书籍以及那种被侵腐的气味，也告别了隐逸密林的叔本华与尼采，迈开脚步，逆着车流，走向金三角星光大道，把茨厂街抛在后头，拐个弯，赫然发现富都车站已被墨绿色波浪形的笼子禁锢，底层的巴士毛虫般，精疲力竭地蠕动，却怎么也突破不了堵塞的灰褐色车流。我走得比车快，这典型的热带城市风情。

一路上都是游人，背个背包捏张地图，碧发蓝眼的更不必说了。偶尔，看见身穿Arsenal球衣的人出现，越是前进看得越多，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恍如早已躲藏在城市之中，四面八方涌现，抑或他们本属于城市，并没有所谓埋伏。直到兵工厂热辣辣的红艳将我吞没——浑然不觉首都仍陷落对颜色的激情与恐慌之中，仿佛就是那一天，街道上突然涌现的人潮那般默契十足。

若不是警方的围城，星期六热闹的街衢怎么可能空荡如广场适合人们步行，忙着奢侈消费的大厦怎么可能宁静如洗方便心声传递？709后的星期三，我走在首都街道，错过了那场烟雨朦胧的漫步活动，眼底依旧是日常的首都式生息，以人潮与淤塞不动的车辆接驳血脉，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走到同善医院门外，那些照片以及政客的嘴脸反复播映。我发现老旧的医院建筑白墙上长满青苔，停车楼里躺满沉睡的车子。

“没有人砸车子，也没有人捣蛋把垃圾桶拖到马路中间，这次动员很守规矩。”伯父说：“这不是示威，是请愿。”

709后的几天里，我住在八打灵伯父家中，听他老人家论政，听他诉说学运浪潮沸腾的50、60年代，还拜访了另外两位历史见证者。

“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G当年早就上山了。”——多么遥远的词汇。G先生写了许多文章，当年为了不让政治部搜去，全都封在一个圆桶里深埋老家，如今已经忘记确切的埋葬地点，“算了，找到也被蛀光了。”

已逾七旬的Z老先生则很温和，耳朵不灵光，听我说话时还得用手托着耳朵，仿佛那样子可以收集更多声响。他是张活地图，哪是单行道，哪有免费停车位都了如指掌，吉隆坡市每条道路、每栋建筑的历史更是如数家珍。伯父说：“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吉隆坡人。”

而我们，是失落的一代，对街道失去了方向感。

709那天下午，我在迪沙鲁海滩。车子驶过柔佛河，一道壮丽的吊桥，高耸的立柱以石灰色临摹神秘宗教的神殿，仿佛每个路过之人都在昂首朝拜——如今人们可以不必取径哥打丁宜，直接横越宽广的柔佛河，抵达半岛东南一隅。

本应是烈日当空的，却飘来乌云，轻洒一阵细雨，却没有淋湿土地。听说首都下起大雨，携雨的风一时打散了催泪弹的呛鼻，但后来雨停了，狼烟又起。709后我走在首都街头，因为邻国烧芭而惹来迷蒙及烟霾，我想尽量感受，却寻不回当时残存的半点辛辣，一滴泪也没有流。

后来海面越涨越高，很快淹没了我的心口，白花花的浪头席卷而来。为了海滩，一早和友人特地买了一颗小黄球，全从一个玩笑开始，然后一路上尽说些黄色笑话，揶揄这个时代。若不是从网上观看到镇暴部队整齐的开枪手势，我不会相信那个洋溢着欢笑的假日海滩，与政治机器用高压水枪清洗街道对颜色过敏时的那种紧绷感， 竟发生在同一个时序之中。于是我开始爬墙，在墙上涂鸦我的惶恐与愧惭。而后阅读报章评论，观看短片，碰见朋友一定要谈一谈事件原委——

凝造我在场的证据。

载2011年10月30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