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重视诗的时代，人们意外地对马华诗人陈强华涉嫌抄袭一事感到义愤与忧思。
7月27日，台湾诗人鸿鸿在面簿上揭露，即将出版新诗集《烂泥》的陈强华，涉嫌在七八年前起便开始抄袭，其中抄了多首鸿鸿的创作，甚至原原本本大段落抄录。
鸿鸿也指陈强华抄袭美国诗人詹姆斯·泰特 (James Tate)、以色列诗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及台湾诗人夏宇等的作品，例举了多首涉嫌抄袭的诗，与原诗对照，一切证据如此确凿，遂在网络与诗坛掀起惊涛骇浪。
有人出版社事发后迅速停止新诗集的宣传，并表示原订八月推出的诗集不会上架，陈强华也在面簿向读者致歉，表示会对自己的“不耻行为”负责。接着，几个星期前刚颁发海鸥文学奖新诗首奖予陈强华的工委会，也在事件后声明，接到陈强华来函主动放弃奖项并退回奖杯与奖金。
在这个不重视诗的时代，许多人就此事表达了失望，许多不读诗的人也就此表达了失望，痛斥抄袭的行为，少数有“护短”的，也有人重提《星洲日报》去年主笔涉嫌抄袭的事件混为一谈，引发不少口水战。
大量看客的加入，以及一些使人痛心的风凉话，使这场抄袭事件模糊了焦点，更显悲凉。然后不断有论者介入，仿佛无意识中为了满足看客欲望，不断推演事件发展，以致争论不休。
创作与抄袭本是对立的概念。
古人有集句诗，当中以王安石为集大成者，集句诗考验诗人能否灵活运用古人诗词，将一句句意境相连的诗句拼凑，遂重新创作成另一首诗。今人有后现代拼贴与戏仿，夏宇将自己的旧诗剪碎了重新拼凑成诗，或如周星驰电影挪用其他电影的情节，借用戏仿达到解构严肃叙事的效果。
集句诗与后现代诗突出剪贴的姿态，但似乎并不适用于陈强华事件，不容抵赖。
抄袭亵渎了创作者的道德原则，更何况在追求原创的艺术世界中，第二个以玫瑰形容女人的都显得太过庸俗太没创意，艺术创作者都在追求如何才能开创新气象、新天地。
陈强华是马华诗坛一颗闪耀的明星，曾获花踪文学奖，入选马华诗选，也获得马来西亚华文报章文艺版的诸多肯定，在新马华文文坛颇负盛名。
他2008年在一次文艺版访问中提到，04年他第一次创作《烂泥诗选》后，便发愿每年创作烂泥诗。
他说，在那期间他经历健康、感情与家庭的剧变……仿佛便是“烂泥”之滥觞，当然抄袭之罪不容辩解。
被查出问题的都是《烂泥》里的诗，一语成谶，这些诗（或都不能再称之为诗）如今都只能如烂泥一样被践踏被唾弃，印刷成册的诗集，只能成为废纸。接下来恐怕还得追究旧作，追究那些得奖作品是否涉及抄袭。
这是沉痛的代价与教训，也是对每个创作者的警戒。
诗是文字淬炼思想升华的结晶，抄袭是最可悲的死罪。马华文坛里哀鸿遍野，溢满无尽哀伤，毕竟陈强华育人无数也备受敬仰，抄袭事件冲击颇大。
抄袭事件长达七八年之久竟无人揭弊，蓄压的力量遂达不可挽回的地步，有人开始反思，文坛的把关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文艺编辑是否应当更加努力让自己具备严防抄袭的眼光？
但在这个写“诗”比读诗的人还要多的时代里，抄袭/借鉴/挪用是如此方便，而对编辑应该遍览群诗的要求，复仇般地扫荡文抄公的要求，恐怕是不成比例的重担罢。
唯有求人以自律，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文学也不似学术论文有严格的体制与规范，毕竟文学总在寻求突破，累赘的包袱只会钳制文学之生长。
说白了，创作靠的始终是自己，审查机制只是他律式的辅助。
比较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人们不再重视诗的时代里，当一个诗人被发现抄袭行为后，人们竟如此关注，哪怕他连陈强华是谁，鸿鸿是谁都不知道。
人们虽然不读诗，却仍然关心着诗的核心道德，就像阿姆斯特朗服禁药一事，大家不懂环法脚踏车赛，却仍守护着运动竞技的基本底线。
这种关注，与其批判为凑热闹，不如说是另一层意义的公共监督，虽然偶尔杂音很多。
对陈强华作为诗人的期盼越大，失望也越大，马华文坛或因此深受打击，但不如借此为诗正名，鞭策自己创作更好的作品，毕竟自省才是写作者最基本的素质。
至于那些风凉话与口水战，原只不过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唯有自重与自省方是穿越万重青山的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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