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October 2013

【牛油书评03】飘荡的可能

如果有一天,人类像气球一样失重飘向空中,终将是爆裂消亡于无形,抑或是抵达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

香港作家韩丽珠再次以她魔幻的笔触,探讨城市人的虚无。

飘荡症是贯穿长篇小说《离心带》(印刻文学出版)的命题与意象。小说中的人物,因莫名的缘由患上飘荡症,先是记忆斑驳脱落,失去方向感,最终像气球一样失去方向飞上天空,消失无踪。

韩丽珠以一贯的手法,从《风筝家族》、《灰花》、《缝身》到《离心带》,创造了一个个苍白昏暗的城市世界,让一个个没有面目、甚至没有名字的人物(如卖气球的男人、执法者),为读者开启象征解码的阅读游戏。

小说不以情节为重,小说家更像是在描述一种又一种延绵不绝的状态,行文如一篇篇灰色忧伤的散文,以及一段段过于敏感、神经质的心理独白。小说情节恍如蔡明亮的电影,意象浓烈,剧情却只是时光流逝的使然。看似无机、断裂的聚合。而人物间的关系、对话与交流更显疏离,但这种疏离感却让人感到真实,正如我们深陷其中的城市生活里那种情感丧失的人际状态。

飘荡症是不可理喻的、先验存在的、宿命般的梦魇。

阿鸟认为飘荡症无药可医,而人们总是逃避,自欺欺人妄图安逸:“要是飘荡症患者走到公共医院的诊疗室,向医生诉说自己的早期症状,其实医生跟病人一般无助。她可以设想,医生会给病人开出像糖果那样的安眠药,然后对他们说,保持心境舒畅是对抗任何疾病的不二法门,但他心里明白,没有任何人能避免病发。医生跟病人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以一直信靠的幻象保持定静,要是人们想要待在安稳的生活里,便要假装使他们无能为力的问题并不存在,而为了维持仅存的假象,没有人愿意说穿这一点。”(页12-13)

因无可救药的病症而展开的叙事,与其说是一场寻找解药的旅程,小说开放式的格局,让阿鸟的决定更像是在寻求与飘荡症达致和解,以致最终阿鸟像风筝一样飞起来,放弃抵抗,“她不再抵抗随风荡漾的本能,也不再忧虑,那将会把自己引领到哪里去,她只是放松了全身的肌肉,感到前所未有的困乏,便闭上了眼睛,打算好好地睡上一觉。”(页253)

不同于西西笔下《浮城志异》的香港寓言,浮城所在的土地,是无根的飘荡,致使个体离散,而韩丽珠《离心带》中,飘离消亡的是个体,而城市、历史都无法予以任何情感上的关联,也无处寻觅任何国族政治指涉,使她对城市生活的挖掘更显纯粹。

除了飘荡症,每个出场的小说人物都各自患有奇异的症状,如被子弹穿透脑部而变得犹豫的执法者,以及视觉出现障碍的摄影师白,人物们总有不可名状的重要的东西因患病而缺席了。这种缺席使人的个性残缺,也渐渐使个体被物化,像一个个被观视拍摄的模特儿:“模特儿便坐在一旁,让化妆师为她涂上彩色的胭脂,绘上眼睛的线条,穿上悉心配搭的衣服,使她在镜头前自如地展示种种与她无关的神情和姿势,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当他们围拢在电脑的荧幕前,确定摄影师和模特儿已经把被拍摄的对象本来是个怎样的人,或,她根本仍然悬空的这一个事实完全掩盖,使照片中的人更接近一件华美的货物,他的工作便会顺利结束。”(页168)

或许正是这种物化的现实让阿鸟放弃治疗飘荡症而选择拥抱与和解。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远古部落“勒贝度”神话,肯定飘荡,膜拜飘荡。与其恐慌,与其为了阻止飘荡而造成浑身瘀伤,阿鸟放任飘荡的这个选项成为她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想望,毕竟天空中有城市所没有的辽阔。阿鸟的名字,便是一种最直接的意义指涉,只可惜,飘荡并不等同于飞翔。

或一如卖气球的男人对她的表白:“白天的生活令他不解而迷乱,唯有在夜里,他入睡以后,可以掌握和运用睡梦世界的规则和逻辑,那使他在格格不入的现实,找到生存的勇气。”(页133)——认识虚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飘荡有了别的可能性。

与其批判当下情感沦丧与极尽压迫的城市生活,韩丽珠更热衷于将城市生活的荒谬,升华成种种意象,并围绕着意象铺陈她对城市个体的观察,以她抽离式的语调,构筑强烈的画面感,就像一幅幅魔幻化的几米插图。董启章说韩丽珠的小说中有卡夫卡,的确不为过。

通过一个个城市个体对生活的最沉重独白,或许在这个每个人都可能患上飘荡症的城市现实中,这本书能提供的,是开放式的反思与玩味,而其书名“离心带”本身即是一种线索。

飘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还未意识到飘荡之前,便已随风而逝:“每天清晨,从梦里醒来,也可以清晰地感到,那又少了一点,每天都比之前的一天减少了,但,却做什么也无法阻止。四周的人的脸面,轮廓仍然相同,却逐渐遥远,直至某一刻,身体终于不受控制地飘起来。”(页17)


14 October 2013

【小生之言38】哪怕是以卵击石

                “如果塔利班的枪手来刺杀你,你会怎么办?”

                “我想我会拾起鞋子打他。但后来想想,如果我用鞋子打他,我岂不是无异于恐怖份子?我不能对人以暴力,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抗争,诉诸对话和教育。所以我会告诉他,教育的意义,我甚至要为他的孩子争取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后我会对他说:‘这是我要说的,现在你做你要做的事。’”

这是16岁的马拉拉(Malala Yousafza)在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回答主持人乔恩·史都华(Jon Steward)时的一段话。

这位年轻的巴基斯坦姑娘,去年在放学途中遭到塔利班枪手刺杀,头部颈部中弹,震惊世界。她后来被送往英国接受治疗,终于逃过死劫。

马拉拉的父亲是个女权运动者,她受父亲启发,认为自己不能坐着等待救赎,而应该为自己的权益发言,年纪轻轻就走上维权之路,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揭露塔利班毁校杀人、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极端行为,致使她成为恐怖份子的目标。

非比寻常的勇气和毅力让马拉拉受到世界的敬仰,她所继承的是印度圣雄甘地和平主义抗争理念,诉诸于教育,寻求制度上的改革,而坚决反对暴力。

这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黄德。

他发起绿色联盟反对莱纳斯到关丹设立稀土厂,步行300公里从关丹到吉隆坡向国家元首呈交请愿书。因为一系列的和平抗争运动,他广为人知,也受人尊重。在5月全国大选,他加盟民联,引起非议,不少人质疑他之前的抗争是否在为政治目的铺路,但也有支持者认为这是他投入抗争的最实际展现,即进入国会力求改变国家政策。

他挑战文冬国会议席,对垒马华署理总会长廖中莱,最终以几百票的微差落选。正因为他备受尊敬,选举后也因此传出“大马停电”的传闻,质疑选票经黑箱操作。这些或许是谣言,但民间深信不疑,无非显示人心之所向。

大选后许多课题都被荒置,各个政党专心于各自党选,逐渐将选前信誓旦旦要解决的民生议题抛掷脑后,比如车价不但没有按承诺降低,反而减少了汽油津贴,致使汽油调涨,制造通膨压力。再者选前承诺的利民政纲,到最后沦为土著优先的经济政策,只为报答土著对国阵的鼎力支持。再比如大选前因民意所趋,以《防范罪案法令》取代《内安法令》,但大选后,内政部以黑社会罪案猖獗为由,向国会提呈《2013年防范罪案修正与扩充法案》,三读通过,再度引起争议。

选后,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在大选后相继进行党选,竟也各自展开各自的族群议题,动辄诉诸种族主义,比如警方杀无赦的清剿黑社会行动,打死不少印裔黑社会党员,警方与内政部长阿布扎希一系列针对印裔黑社会强硬手段,无疑加剧了马来西亚选后紧张的族群矛盾。以及副首相慕希丁对大选院校改用马来文教学的建议,更引起人们不安,担心马来语霸权主卷土重来。马华则陷入蔡细历派与廖中莱派的明争暗斗之中不可自拔。反观民联一方,似乎没有了选前的激情和活力,在几场黑色集会后仿佛底气全失。

这又让我想起了黄德。

就在那一系列党选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黄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露宿街头37天。为了要收集100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联署抗议莱纳斯稀土厂投入运作。

黄德展现的是那些政客所缺乏的坚韧不拔之人格,即便在大选后,人民激情不再的时刻,他毅然付诸行动,誓言收集100万个签名,没有休止地为反公害反辐射污染的议题奋斗。

露宿独立广场期间,警方不时到场要求他离开,他这样回应那些警员:“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这个国家。(稀土污染)不止是关丹那些受影响渔村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为什么要破坏这么美丽的国家?这是我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

收集到100万个签名,抗争之路或许才正要开始。

正如马拉拉被子弹穿过的身体,那是以肉身抵抗暴政,最伟大行程的第一步而已。

无论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信念是对是错,或许只能如村上春树2011年到以色列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说的那样吧:“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2 October 2013

我爱我的国家

比如被强奸后的死亡
——像一朵失明枯萎的花
比如蒙古女郎的爆炸
——像一颗星球毁灭的刹那
比如私家侦探心脏的高压
——我们都在急切的心跳节奏中迷失了真相
比如稀土与泥土的微差
——种花种树以及栽种死亡
比如一座村子的诞生
——决不能让娃娃知道妈妈
——妈妈是背负原罪的
——原罪,啊!
比如除不尽的茅草
比如烈火不息的燃烧,黄色
绿色红色的色盲,免费的
蓝色的身份证,故事里的
苏禄王朝,比如,比如
五十六张空头支票
五百一十三颗假牙
以及一千九百五十七个玩笑
还有,还有
比如那子弹乱飞的下午茶
——加炼奶加糖,再苦再涩也要喝下

1 October 2013

【牛油书评02】如果一切归零

  今年3月9日,台湾各地展开公民运动高唱反核,要求停建核四发电厂,蓝绿两营也借公投与否吵吵闹闹,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炙手可热的议题。

  适逢311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危机发生两周年,全球各地都深刻反省着核能的潜在危险,毕竟末日不再是电影想象,311那一幕幕海啸摧枯拉朽的骇人画面,以及核危机无远弗届的威胁,无不更加坚定了人们反核的信念。
  台湾小说家伊格言最近完成长篇小说《零地点Ground Zero》(麦田出版)。他高呼:“我将介入此事”,企图通过可怕的台湾预言∕寓言,讯唤现实。

  《零地点》书写了一个被毁灭了的不远的将来。核四发电厂在2015年10月19日商转当天发生重大意外,辐射外泄。加之台风来袭,辐射水流入附近的翡翠水库,最终导致台湾北部地区民众食水后遭辐射“内暴”,死病无数。

  灾难发生后,台湾进入戒严,北部包括台北、基隆和新北市,被划为禁制区,沦为荒
城鬼域。

  核四工程师林群浩灾后不仅失去了同僚与未婚妻,更失去了灾难发生期间的记忆。核灾肇因成谜,致使他必须通过梦境寻找遗失的记忆,重构真相,也因此一步步剥开可怕的政治弊案。

  小说以两个时序开展:核灾发生以前以及核灾后的台湾总统选举,弥漫浓浓的政治意味。当中出现不少当下台湾的公众人物,如马总统、行政院江院长、苏贞昌、余莓莓以及戴立忍等人,同时也糅杂了现实事件,情节始终游走在虚实之间,这或许就是伊格言所谓的介入,让想象无限贴近现实。

  林群浩反复批判拖延多年的核四厂工程,在无数大小承包商及无数个可能的政治弊案间流转,最终罔顾核电厂安全,成为核灾元凶。更可恨者,竟借用灾难捞取政治资本,使小说陷入不可自拔的阴谋论基调之中。

  台湾当代小说旗手骆以军与伊格言对谈时,这么形容这部小说:

  “它既是诗意(同时失忆)的推理——密室谋杀案——当时是如何如何的?只是死者是近乎全部的人和文明本身。说这是一本‘反核小说’,还不如说它已设定在‘核灾已无法挽回地发生过了’,再无任何赎偿、可拯救之物了。它比较像一本‘死者之书’。譬如日本1945年后那批‘战后派小说家’大罔昇平、太宰治,甚至像川端的《山之音》——超乎个人命运与意志的国家等级军事动员,使个体面对单独个人义理善恶无法承受之‘反人类’恐怖之景。”(页301)

  个体在无知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牺牲品,核灾发生了,世人只能继续被蒙在鼓里,被把玩在权谋者的鼓掌之间。正如奥威尔那部著名的预言式小说《1984》里头那无所不在的大哥,林群浩追逐真相的过程总是暴露在那位大哥的眼底,致使他的所有努力总显得如此无力。

  或许反思现代性与科学迷信才是小说最大的主题。对林群浩而言,核危机就像潜伏在每个人体内的癌细胞:“之所以核四的问题比核一核二核三更严重,是因为分包太多,又层层转包,当初又没有好好监工的缘故。那是只失控的兽啊。像乱长的癌,长着长着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巨大的模样。”(页117)

  这是很古典的工业怪兽想象,也是很典型的批判,现代性与科学迷思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一旦人心败坏,便没有现代与科学正义可言。

  日本福岛核危机、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泄漏事故以及美国三哩岛核泄漏事故,一直
延伸到台湾核四问题,进一步让林群浩∕小说家质疑“文明是不是过度自信了”(页124)。这就像回归到工业革命初期,人们开始思索人类与大型机器、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那样。正当现代主义以其经济优越性垄断社会主流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二战最终只能悲剧性地在广岛与长崎开出两朵蘑菇云告终,以无数生灵为代价。

  伊格言与骆以军对谈时追溯了核能本身的杀戮初衷,却在历史的推演中,核武∕核能在美丽的妄想下“被成功地陌生化,疏离化,被政府拆解切分成为只有核电专家才有资格发言的事;所有可能的人文思考均被排除在外。”(页302)

  当核问题的话语权被把持在专家和政府手里,沉默的大多数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或许正是小说家要“介入”的理由。

  为寻找真相,林群浩最终潜入禁制区:

  “暗影中,他先是听见猫叫,而后看见两只猫蹲坐在水泥地上。许是因为怕生,它们立刻往外窜出,不见踪迹。室内沙尘漫漫。墙上尚且贴着几帧照片,然而色泽已然淡去。蜘蛛在电扇与藤椅之间结网,水泥地的缝隙上长出了几茎草叶。电视机被包覆在灰尘中,像个灰黄色的木箱子(他想象着,在银幕熄灭前最后一刻,那永远被紧锁在木箱子中的声音与人影)。厨房里,锅碗瓢盆还堆在不锈钢水槽里,长满了皮肤病变般已然死灭的霉斑。”

  即便是这样的残景,仍有一群人坚持生活在禁制区内,宁愿暴露在辐射威胁之中也要断绝与社会的来往,仿佛禁制区才是桃花源的所在,吊诡地,任由各种辐射引发的病症摧残致死。这或许是他们对抗腐坏文明的最极端表现。

  小说出版前于今年七月号的《联合文学》杂志配合“我们迟早会被自己毁灭的灾难小说”专辑刊载部分片段,在其他作家作品的网络中酝酿出浓重的末世气氛。诗人吴晟写道:“灾祸,谁也躲不过/你,有权力的决策者/灾祸,谁也躲不过/你,恋栈小小利益的附从者/灾祸,谁也躲不过/你,纵容恶行的沉默大众”。

  如此一句句控诉,一声声召唤。

  至于这场小说里的末日预言,仿佛就是小说家给现实社会的最后通牒吧。

28 September 2013

【牛油乐评】如此贪婪的奢求 


亚当·德·柯斯特尔(Adam De Coster)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油画作品《三位歌手》中,右侧那位女子一手捧着乐谱,一手捏着围巾,左侧的男子也举起手捧起乐谱的另一端。两人之间,另一个男子弯着腰,陡斜从女子身后穿进画面,脸庞陷在阴影中。三个人低头看着歌谱,专心地歌唱,很直接简单的一幅画。

  就在这幅画下,大提琴家秦立巍和钢琴家蓝斯基(Bernard Lanskey)合作演绎了巴哈、波切利尼(Boccherini)以及贝多芬的大提琴名曲,正好相映成趣,画中之人在歌唱,音乐会现场的演奏家也被观众用视线框起,装裱成画。

  17日晚上,到国家博物馆“列支敦士登大公国珍品特展”展厅里欣赏“画展音乐会”。大提琴沉厚的乐音在91件列支敦士登王室藏品间回荡,果然不同“反响”。

  展出的画作,不乏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大师作品,如拉斐尔(Raphael)、鲁本斯(Rubens)、范代克(Van Dyck)及布李赫尔(Jan Brueghe)。

  音乐会也紧跟着画展的时代风格,从巴洛克到古典末期,无论视觉或听觉,总令人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奢侈了。艺术本身并无界限,音乐与绘画(当然还有文学),彼此影响着,以至于有了一个时代的艺术表现形式,毋宁也展现了一个时代之内涵,这场音乐会恰恰让人得以一窥两种艺术之渊源。

  但画展展厅终究不是音乐厅,空间太干,声音反响的素质也差,冷气机“呼”声不断,十分干扰,几乎听不见秦立巍对于提琴弱音的处理,唯幸空间小,能够近距离地面对音乐家,不到十米的距离,不时能听见秦立巍随乐曲波动的气息,强化了乐曲的戏剧张力。

  或许此消彼长,如想一次过想饱览名画、名乐,恐怕是太贪心。

  只是那样一个空间,对观众是一种新的享受,对演奏家而言相信也是很特别的体验,毕竟那个时代的音乐,与那个时代遗留至今的实体画作,竟在音乐会的当下重逢了,重新产生对话,观众能够通过音乐遥想当年画家生活创作的背景,演奏家也能借此让音乐的叙事性得到更直接的表现。

  蓝斯基演奏前对观众说,他弹琴的位置,抬头正好瞥见三幅以史诗故事为题材的画,浓烈的色彩与神话想象,恰如其分地与他即将弹奏的贝多芬《G小调第二号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形成共鸣。诚如他所说的,贝多芬的浪漫主义色彩与画作里的神话浪漫想象彼此相通,情感张扬外露。许多观众因而在音乐会结束后特地走到画前欣赏一番,只可惜精彩的音乐与精致的画作太多太繁密,浓缩在那一个多小时里,致使一切显得太过仓促。

  或许这是一次契机,毕竟是国家博物馆第一次举办画展音乐会,未来或可在空间上多下功夫,毕竟视觉与听觉并重。如果说画展音乐会的构思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奢侈,那么就该让场地空间更适合琴声飞扬,尽善尽美把这种奢侈推向极致——如此贪婪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