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3年12月8日《早报星期天·周刊》
序：
该如何定义文艺青年这个群体？不同时代恐怕有不同的诠释。
20世纪初的文青，可能指的是那群富有五四精神的年轻人，谈新文学新作风。到了二战前后，文青又与民族主义热情息息相关，再到了60、70年代，文青与文化热忱依旧脱不了关系。
8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改变，尤其在新加坡的语境里，语言政策的改变，让华文教育为背景的文青感到了切身的变化，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文青教育背景不同，大多都是双语人才，思维和接触信息的方式也都不同。
互联网在千禧年前后开始发挥影响，文青结社出版也有更多的平台，文青生态其实更多元。吊诡的是，在新加坡务实主义的氛围里，文艺气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人们的消遣娱乐选择更多了，文艺变成一种很小众的活动，加上华文的非主导地位，文艺活动已不再是上世纪的全民热潮，以至于有人大声疾呼：“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
可喜的是，华文文青并没有湮灭，文青活动还是不时出现在人们眼前，只是规模比较小了，影响力也比较小，但并不代表一切归零。
南洋理工大学最近一批学生自组“新文潮文学社”，费时一年出版了半年刊《Why Not 不为什么》文学杂志，并坚持以印刷品出版，虽然刚起步，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多少世代前文青前辈们所秉持的，不也是一样的初衷吗？
或许文青的共性，第一是文学艺术，第二是文字所承载的精神。他们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启发，进而透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发扬自己的想法。
文青结社、办刊物、搞文艺活动，无非是想分享心中信念，可能有时候是一种使命感，可能有时候又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态，无论什么念想，其实并没有高下，只有热情的持续与延烧，有星火燎原的时候（如50、60年代建国热情高涨的年代，左翼右翼思潮的碰撞年代），当然也就有光烛残影的时候。
1970年代：周维介
上世纪70年代，南洋大学是培育文青的大基地，杜南发、潘正镭、周维介都是那时候浸濡南大的年轻诗人。
点子很多的周维介（61岁，华语文中心创办人），从学生时代到青壮时代，一直活跃于文艺活动。他说，70年代是一个文艺杂志蓬勃出版的年代，他举例，单单南大中文学会就推出了学生报《旱雷》、《中国语文学报》和《北斗》。
“一个学会可以有这种精力去推动，是一种文化热情。”
他说，每次考试前他和同学却仍聚集在丹戎巴葛俊源街的印刷厂，处理刊物付梓印刷。
此外，各大中学、初级学院自五六十年代起，也积极出版各自的校园刊物，这些刊物大多对外流通。周维介毕业后到国初教书，当时中文学会学生策划出版了《晨曦》，他便带着学生到各校“推销”，或互相交换刊物，以至于他的办公桌底下都是各校出版的刊物。他说，当时限制较少，各校师长都很支持文艺活动，但现在环境所限，涉及书籍买卖，教师比较难在课堂内推荐或代售这些刊物。
那个时代，人们消遣活动较少，电视也还不普及，阅读是学生们很重要的选择。周维介说，当时有一种他们称为“广告车”的流动书摊，每周固定时间在不同的小学附近摆卖书本，凡有流动书摊学生们便会提早到校，没钱买书就站在书摊阅读。
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d）一带当时有许多学府如莱佛士学院、圣尼各拉中学等，且沿街都是中英文书店，阅读氛围非常蓬勃，直到后来政府将学校迁出市区，书店纷纷倒闭，曾经的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后来，新加坡管理大学在书城附近开辟校园，加上周边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勿拉士峇沙一带渐成为艺术文化街区。但观察几年后，周维介发现这个文化街区不够蓬勃，“在台湾的话，文化气氛浓厚的小店会慢慢迁入，渐渐形成文化生态圈，但新加坡好像又不一样。”
文青时代除了创刊写诗，周维介和朋友们还积极推动“诗乐”，诗乐可算是新谣的前奏。他们曾邀请台湾民歌歌手杨祖珺、吴楚楚到新加坡演唱本地诗人作曲家编写的诗乐，获得很大反响。
他也将诗乐的录音寄给台湾作家三毛，结果三毛将卡带介绍给台湾的一家电台，由主播凌晨播出，竟引起台湾听众共鸣。周维介说，后来三毛寄来一大袋读者来信，令人振奋。
到了80年代，周维介与身边的文青依旧活跃，他在杨松年教授的牵线下，在阿裕尼联络所旗下成立了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出版文艺杂志《同温层》，并在1982年初举办了“面对我们的文学史”展览。
周维介说，当时野心很大，不想局限在单调的平面展览，于是决心动手做许多立体模型，让展览更丰富。同时也请了书法家吕振端挥毫，但字样太小，他们必须在烈日下，在联络所篮球场用投影机放大字体，勾写到大布条上。
展览成功举行，后来还受邀到南洋商报展览，接着又受雪兰莪华人大会堂邀请，北上吉隆坡展出。
周维介笑说，当时白天上班晚上到联络所，周末甚至不回家，完成展览简直“元气大伤”，但这就是年轻时代一往无前的魄力，深具满足感。
纵观新加坡文艺氛围的变迁，周维介发现，无论文学、剧场、美术、舞蹈等领域，总能看见华语源流艺术家的身影，“我相信这种现象说明，文化还是得靠母语来推动。”
1980年代：柯思仁
1988年年末，本报《文艺城》推出年轻族群系列，每期一大版介绍当时深具潜力的文艺青年，一连介绍12个青年才俊，包括柯思仁、梁文福、蔡深江、殷宋玮、韦铜雀、圆醉之等人，他们现在大多仍活跃于新华文坛与学术领域。
谈起自己的文青时代，现已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柯思仁副教授（49岁）说，80年代的校园文艺风气非常盛，不是现在可比。
柯思仁在公教中学与华中初级学院上学，师长中许多是上一代文青，如现任文艺协会名誉主席骆明、白荷、冯焕好、陈田启等作家。师长们推荐文学作品，介绍学生投稿，开启了写作兴趣。中二中三的柯思仁开始投稿《南洋商报·学府春秋》，他还记得第一次领稿费7块钱，是笔不小的数目。
接着，他便把眼界放在两大报副刊《文林》与《世纪风》。他说，那时候副刊文艺版是很高的指标，年轻人能把文章刊载到副刊是很大的肯定，仿佛进入了文坛。
他与梁文福同窗十年，两人经常一起参加文学奖比赛，一起参加文艺活动，“我们算是当时一起出道的文艺青年。”
那一代的文青，有不少是领教育部奖学金到台湾深造的，如柯思仁、蔡深江、黄木水等人。柯思仁更是第一位成为台湾大学中文系系刊《新潮》主编的新加坡人，他所编的《新潮》当时还获得全台湾大专刊物首奖。接着，每三五年又出现新加坡学生当主编，表现非常卓越。
当时，台湾正处在解严前夕，文化思潮暗流汹涌，小剧场运动、新电影浪潮，《联合文学》、《当代》文学杂志也在那时期创刊，柯思仁说，对他们这代留学生而言，是巨大的滋养与震撼，“只能说‘生逢其时’。”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柯思仁依然活跃于文艺与剧场界。他认为培养文青，需要副刊、期刊、杂志等发表空间；二是能把文青聚集起来的文艺活动，如八九十年代本报主办的国际文艺营；三则是各种文学奖项，如金狮奖便造就了希尼尔、张曦娜、谢裕民、潘正镭等作家。
柯思仁说，这一代文青较少参与社团，但在1994年，作家协会集合了他、梁文福、韦铜雀、沈鹰、李慧玲等创办了《后来》杂志。
除了办刊，年轻的柯思仁在工作之余，还积极筹办文学奖。90年代他以华初校友会的名义，主导了“狮城扶轮文学奖”，公开予本地中学及大专生参赛，后来扩大到马来西亚和文莱。
他说，当时他们与扶轮社会员洽商，这些人都是大商贾，必须拿出详细计划说服出资赞助，说明这是可行的活动，最终才促成了这项民办的文学奖。反观当下，文学奖主要由官方机构赞助、主办。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项文学奖的，不乏大家熟知的作家，如黄凯德、郑景祥、潘家福，以及马来西亚的陈大为与钟怡雯，可见其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后来，他也与李慧玲合力主导了“华岭学生散文奖”，继续鼓励年轻一辈创作。
柯思仁说：“真是一时多少豪杰。这些奖项和活动，都是后来文学场域的前奏。比赛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我当时希望能为下一代文青开拓平台，给他们更多肯定。”
他说，文学奖有很多层次，有最高荣耀的，如金笔奖，或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但不会让很多人得奖。另一种则是维持文学素质，但让更多写作爱好者有能见度，这就是他当时的初衷。
柯思仁认为，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必须有人在背后推动，才能创造新气象。
1990年代：陈志锐
谈起文青课题，诗人陈志锐（40岁，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问的第一句是：“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
陈志锐是第一届语言特选课程的学生，他说，当时选修课程的大多是本地同学，大家对华文确实充满热忱，同学间经常分享创作，相互点评。但这几年的观察，他发现，课程里本地学生的比率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个现象也不仅出现在语言特选课程，近年大专文学奖、新蕾奖的得奖者，绝大部分也非本地学生，以至于有了“新”秀组，鼓励新加坡公民创作。
陈志锐认为，教师其实站在文学教育的第一线，当年他的华文老师李白杨介绍了许多课外文学作品，让他们开拓眼界。他说，近年偶会听见教师说行政工作压倒教学工作，但他认为，只要有热情，在基本的教学中给学生多一些额外的文学滋养，学生是能够感受并接受的。
中学时代，陈志锐也是本报学生通讯员，有机会接触编辑《天空》，对他日后的文青生活颇多帮助。
他就读华初的时候也主编《华韵》，甚至把那时候的“华苑文林”改成小茶馆的模样，洋溢着浓浓的华族文化气息。
陈志锐这代文青，大概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
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兴起，陈志锐与同好们大概是本地首批成立网络刊物的文青。当时他们获得南洋理工大学的赞助，获得一个免费的网络空间，于是创立“大运河”，将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挂上网。
“上网最实际，不用钱。”
此外，他们也办了《身土不二》文学杂志，不定期出版了三期。
陈志锐自豪地说，这本刊物虽然短命，但听说有一本曾流传到了台北名校北一女，启发了一些学生以此为蓝本办刊。
1998年他从台湾学成归来不久，便受本报《文艺城》编辑林迪夫邀请，与陶宗旺、黄浩威、周德成、叶孝忠等年轻写作人参加《文艺城》文学座谈会，以“年轻的声音”畅谈新华文学。
陈志锐说，很感谢当时的编辑给年轻一代机会，对默默无闻刚起步的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帮助。他认为报章副刊文艺版是非常重要的园地。
年轻时的他几乎天天坚持写作，发愿一天要读完一本书，然后废寝忘食地阅读什么也不管，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很疯狂。
陈志锐目前带着四名本地学生参与华文创意写作计划，他说，这批年轻写作人其实很具潜力，只可惜总体人数还是太少。
他也认为现在民办的文学奖太少，没有办法激励学生写作。此外，新加坡的华文青少年出版也不足，找不到多少适合青少年的文学读物。为此，今年初他应玲子传媒之邀出版了少年小说《打嗝的亲情》，希望填补这个真空。
2000年代：曾昭程
文青这个词，对90年代末千禧年之初求学的曾昭程来说，是鲜少听闻的名词。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攻读博士的他说，自己曾一度认真写作，但从未将自己看作是“文青”。
他接受电邮访问时说：“我自己对文青的联想，要么是五四前后投身社会运动，期冀通过文学实践改造国家社会，实现个人理想的知识青年；要么是今天纷繁表达形式中仍选择经营文艺创作的年轻人。后者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有时也指涉某种留意潮流时尚的文化姿态，兼或某种追求生活品味的价值观。”
他认为，这两种形象均和他的经验不符。他90年代后期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创作，那时的岛国相当安定，他和同侪也许因而都没成为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
至于喜欢创作，他觉得，当时文学无须面对其他表达媒介，如短片或摄影等的竞争，而成为许多学生创作者的管道，因而也就少了今天“文青”偶尔沾染到的小资情调。
阅读、创作皆可中可英
文青来到曾昭程这个世代，因为语言政策的改变，他们自小接受双语教育，他们的阅读可中可英，因此在创作时能有所选择。
2001年他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回国后，开始服兵役，但周末离营时仍经常跑各中英文书店，如博德斯（Borders）、纪伊国屋、百胜楼、草根书室等。“也许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汲取的文学养分也不执着于中文，只要作品好看一般都能看完。”
当时，恰逢本地剧场蓬勃发展，他也和华初时期搞演出的老同学追看了不少华英语戏剧表演。“我当时觉得岛国比起我离开去念大学时（1997年），在文艺活动方面变得更丰富多元。但如今回想起来，讨论的空间其实不足，语文的鸿沟也越加明显。英语的活动无论是对受众的号召力，议题的多元性以及讨论的素质，都已超越华语节目。”
此外，曾昭程也是网上诗社“异质诗社”的创社成员。诗社于2003年4月1日注册成立，十位创社成员是：陈华彪、张愫玲、林容婵、方伟成、刘燕燕、曾昭程、陶宗旺、杨伟宁、邓倩兮、阮子源、黄凯德、黄浩威与陈志锐，都是当时年轻有为的文学青年。
这个诗社也出版诗刊《异质诗刊》，以中文为主，但也接受其他语文作品，唯会请人翻译为华文。
曾昭程也参与了诗社诗歌合集《潘朵拉的任意门》的编委工作（本句报道有误，已修正）。他说，参与诗社比较像是自觉地希望延续高中时期就十分享受的文学生活，朋友见面时会谈阅读和写作经验，也会相互分享作品，给予意见。
异质诗社活跃时期常在学校和社区举办讲座或工作坊，如2004年在南洋女中的“周末两点档”，2006年新加坡美术馆的“文学101周末部落”，虽然反应并不热烈，但还是展现了诗社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力。
诗社现在已解散，而成员大多留在本地文教界工作。
曾昭程认为，新加坡应该采取文学教育，不应在课程安排上让文学课程成为一般人高攀不起的类别，而是通过普及文学勾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他说：“岛国的现实生活为何总让许多创作者最后掉队（包括我自己），抑或我们为何那么不经意地就放弃写作？掉队的现象在正常的文学生态里很自然，但我们得寄望校园里的文学教育，让新人一代一代通过文学表达思想，这样才能打造和维系一个社会集体的人文记忆。”
他说，当越来越多人见面时很自然地互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那种景况就是他最向往的文青生活。
2010年代：陈维彪
对新科金笔奖华文诗歌组首奖得主陈维彪（27岁）而言，华文文青群体在当下的新加坡，的确很少见。
他的文青圈子其实很“双语”。
陈维彪说，周末时候经常与朋友聚会，他形容这些朋友比较“怪胎”，不喜欢上餐馆吃饭，不喜欢去商场逛街，他们的聚会最后演变成到处野餐，比如在新加坡植物园，有时甚至远离城市到圣约翰岛去。聚会时，他们各自带朋友参与，谈天说地，陈维彪若有新诗作，也会拿出来朗读分享。
他说，即便朋友不擅长华文，也会认真听，认真提问。
陈维彪也参加一些本地英语社群主办的文青活动，如每月的“Books & Beer”，与同好喝酒交换书本。还有“Tete a Tete Language Table”活动，聚会者围坐一桌，以特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交谈。
这些年轻有活力的活动，在华语社群中相当难觅，陈维彪认为，新加坡的华语社群好像有许多包袱，让这个语言变得太沉重，其实只要改变想法，华语也可以很好玩，也不失内涵。
此外，英文独立书店如精选书局（Select Books）及Books Actually，不时会举办导读活动，英语文青的活动十分热闹，反观华文书店就比较冷淡。
他认为，导读是非常重要的引导过程，作品不仅需要有人写，还需要有人去评论，才能激发读者阅读。
陈维彪也曾是异质诗社社员，初院时期他是语文特选课程学生，受老师启发，产生了写作兴趣。后来他短暂成为本地诗人黄广青的助理，在黑箱剧场工作，让他的文青生活多姿多彩，也有更多震撼。
2010年代：汪来昇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新新华文文青组织是去年刚成立的“新文潮文学社”。社长是年轻诗人汪来昇（26岁），成员包括陈文慧（22岁）、沙怡靖（24岁）、房振坤（22岁）、郑伊婷（22岁）及邱勇康（21岁），除了房振坤外，其他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他们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但这个文学社却不附属于学校。
这群年轻人今年10月推出了半年刊文学杂志《Why Not不为什么》，虽然不支稿费，但仍收到不少新马资深及年轻作家的作品，当中包括作家协会会长希尼尔与马华知名作家黎紫书。
这本杂志坚持以实体出版，一反新新人类纵横网络空间的模式，回到早前文青的路子，只因为他们认为，实体出版比较庄严。
汪来昇说，文青应该具备深刻的批判性思考，也必须充满积极的人文关怀。文青须具有“时代意义”，懂得继承即是颠覆传统，又懂得自处，有计划，能自给自足，而自古不变的，文青应该喜欢“阅读”，有理想，也勇于“做梦”。
他说，创社创刊或能体现上述这种“新文青”的态度，但他觉得创社办刊的过程，尤其经费来源、市场因素等问题，总让他身心疲惫，而疏于课业和自己的创作。
欣慰的是，他认识了一批年轻的写作人。他认为，这本刊物或许正培养着一种新的创作氛围。
汪来昇坦言，自己成长在一个英化的环境，虽然喜欢华文，但中学时代完全不敢发声，仿佛喜欢华文的新加坡人是怪胎，直到他进入南大中文系，才渐渐找回自己。
谈到文青空间，汪来昇说：“我很羡慕台湾诗歌节近期的各项活动，其中有诗人在快餐店前摆上一个牌子写上‘诗跑路了’，然后朗诵诗歌，还有画家在旁作画。我想，就算芳林公园、购物中心、组屋楼下、画廊、漫画店，甚至在警察局前，都可以办‘文青活动’，新加坡缺乏的是让文学更自由发挥和创意的空间，而不是建了多少实体高级建筑。”
时代变迁，汪来昇对文青前辈的文青生活诸多向往，比如在南大湖畔写诗，唱新谣，卖文为生……但这些仿佛已经难以再续。
或许新新时代的文青就应该有新的方向与体悟，无须拘泥过去，要思考如何开创未来。
采访后记
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个专题没有办法再往前追溯，只能专注于70年代以后的文青生活。
从这四五十年的文青氛围变化中，我们或许也能有所启发。良好的大环境的确能够培养一波又一波的文青浪潮，但新加坡这座岛屿有其特别之处，当谈及华文文青时，又得牵扯上国家语言政策、教育体系，以及新新时代阅读风气不振的多重因素，像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境地。
物质生活的优越以及追求，逐渐放缓人们投入文艺的步伐，如是观之，新华文坛其实近年不少曾经的文青，在为生活奋斗多年后，终于在退休日子里重拾笔杆，一些新的文学会社也都由资深作家领衔。“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这个大哉问，恐怕也不无来由。
记者请教了作家流苏，她目前正在撰写有关新加坡现代主义的博士论文。她说，各个时代都有一批年轻作家冒起，有时候与老前辈的信念南辕北辙，就不免引起文坛笔战，但也蔚为一时风景。
比如说1990年出版的《风见鸡》杂志，当中健将蔡深江、黄广青等人创作内容艰涩、形式奇异的作品，深受台湾现在主义思潮影响，颠覆性很强，虽只出版了两期，但引起了不少波澜，让人印象深刻。
流苏也观察到，纵观新加坡文坛历史，活跃的文青中，女性的比例相对小，活跃者当属莫邪、非心等人，这也是新加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她也发现，许多本地新一代文青，最后都选择考取更高学位，越来越精英化。
另一方面，去年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到访新加坡，以十个关键词谈新加坡，关键词大多与文艺息息相关，其中一项“孤岛遗民”中，他以希尼尔和谢裕民两兄弟的创作为主轴，看他们如何思考新加坡人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思索新加坡的孤岛状态并总结南洋经验。
而他们兄弟两人，也正是80年代的文青代表，获奖无数，备受肯定，至今仍活跃于文坛。
另一个关键词则是“新谣”，亦是一代文青发光发热的热闹日子。
但我想说的是，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到底还有多少人在乎？
年轻作家的叛逆，与前辈作家的矛盾，好像很和谐地淹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不曾发生，文艺好像没有办法引起人们兴趣。就连金笔奖，关注的人到底有多少？
此外，文艺评论人也难以寻觅，能见度较高的当属作家林高，他致力于评论新华文学，但仍是杯水车薪。报章副刊的影响力也在新媒体竞争的大环境下式微，除了加强教育外，还能怎么培养新一代华文文青？
柯思仁受访时说，人是关键，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推手，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推手又会是谁呢？
我们不能马上提出解答，但希望这能供人借鉴，也成为反思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