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May 2014

高举诗的风灯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郑愁予《野店》

  对郑愁予来说,写诗不能为小名小利,诗的志业是追探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诗和诗人是不会被时间打倒的。

  著名诗人郑愁予受新跃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之邀,来临的星期六将到访新加坡在艺术之家(旧国会大厦)与本地诗人杜南发及潘正镭进行座谈。目前在台湾国立金门大学任教的他,接受本报长途电话专访,侃侃而谈他的诗观,并回顾台湾诗坛之种种。

一、      
  郑愁予1933年出生于中国山东济南,15岁开始写诗,1949年随父到台湾,1956年与诗人纪弦等人创立现代派诗社,那首著名的《错误》,达达的马蹄声响传天涯,被选入本地与中港台课程内,广为传诵。

  郑愁予认为,诗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诗情,一个是诗才。

  诗情人人皆有,但每个人关心的都不同,这种不同便构成了诗人的气质。

  他认为,人是文明的,群居的,这是诗产生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没有跟人群来往,我想这个人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诗人一定和人群之间有许多交集来往,和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是属于生活的,关怀人类生活的状态。”

  而诗才就像建材,从生活的细节中凝集成诗意的潜意识。

  “诗才不是天才的意思。才是磨练出来的。从阅读别人的作品开始,发现有诗这样的东西,开始觉得自己的性情和这些诗人所表现的,文字上的,有许多契合的地方,希望可以表达。碰到一个场景的时候,有这个欲望,将这个场景用诗表现出来。”

  因此诗是直接于心迸发出来的,很少是预设一个目的和架构去书写。于郑愁予更是如此,他写诗总是内容决定形式。

  上世纪50年代,对于台湾文坛是一个诗的时代。郑愁予认为自己适逢其盛,当时许多爱好文艺的人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他们经历抗战、内战等大时代,许多还有军旅经验,这些都内化成那一代人浓浓的诗情。郑愁予特别推崇纪弦。纪弦在大陆时便是戴望舒现代社的一员,来到台湾后更大力推广前卫的现代诗理论。

  “内战时政治的因素很强,很多人写诗为政治服务,纪弦提倡现代诗,认为现代诗是国际化的,特别在技巧方面。影响很多人。那时代很多有才情诗情的人,再加上有这个诗的向前,向高度,向宽度,向深处去探索的精神,就形成了一个时代。”

  诗的发展也印证了文明的进程,郑愁予指出,从原始时代的歌舞,到一神教宗教精神的影响,到后来的重商主义,诗变成一种娱乐品,社会与生活境况的关怀变得淡薄,直到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诗人才觉醒,觉得诗人有义务帮助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这也便是诗从西方象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蜕变。

  “现在年轻人常常说自己写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时间上是后现代,在精神上不是,因为后现代的诗是关怀人类的,关怀社会的,保护环境的,抗议资产阶级政府的。”

二、  
  本月1日,台湾著名诗人周梦蝶病逝,郑愁予日前出席了周梦蝶的追思会。

  虽然两人私交不深,但郑愁予十分敬重周梦蝶。

  他说,只能用“高洁”两个字来形容周梦蝶。

  “许多诗人,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生活,有人总想出人头地(这跟性情有关系),希望诗集能有很多销路,能在社会发生影响力,其实所作所为都是小名小利。诗人不是大企业家,不能赚钱,也不是政客。政客脸皮厚可以乱说话,诗人不能如此。而这就影响了诗的正常发展。”

  他认为周梦蝶拒绝商业行为,总能保持高洁的诗品,值得后人学习。周梦蝶写的《孤独国》很有意味,深具启发性,并不是把自己拘泥在小范围内,精神层面很广,因此许多人认为周梦蝶的诗作能成为一种典范。

  郑愁予1967年离开台湾,11年后才再次踏上台湾,与周梦蝶摆书摊的日子交集不多,但郑愁予写武昌街时都有周梦蝶的影子。他推崇周梦蝶,因为周梦蝶始终都和政治没有关联。

  郑愁予在《武昌街东坡》中写道:那将是一个预言的故事/青藤缠身,紫露封唇/年年拍打两眉的花粉/而对岸,梦蝶仍坐在高峰上/明星仍然闪光/脚下一拨拨金黄的天鹅就越游越小了

  一旦坠入小名小利的陷阱,所写的就成了商场诗的语言,而不再是文学,因此诗人要保持至高的诗格,不要去伤害诗,这都是郑愁予对当下的批判与警语。

  他说,纵观华夏民族的诗,从祭神的歌谣,到唐诗宋词,到现代诗,什么形式都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诗所表达的精神。“我们读诗的时候,常常得到这种哲学性的启发,常常把诗的句子当成座右铭等等,因为有了这个内涵,诗便会一直传下去,不会被流行音乐、小说,甚至于电影什么打倒。要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够保持这个精神在诗的内涵里面,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三、
  郑愁予本名郑文韬,他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其笔名“愁予”便出自楚辞《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以及辛弃疾《菩萨蛮》:“江晚正愁余,山间闻鹧鸪”。

  音乐性是构成郑愁予诗的重要元素,此外读者也总能从诗中感染到中国传统诗词中儒家济世、忧国忧民的情怀。

  郑愁予认为诗是儒家的产物。

  “有人说诗是道家的,那不对。老子和庄子,他们不提诗,他们提诗就好像走远道绕远路了,他们要直接了解宇宙了解人生,不要经过这么多的,即后来人说的‘诗教’。所以说诗还是儒家思想的产品。孔子谈仁,孟子取义,这个精神,其实是诗的内涵,从尧舜时代向来就在里面了,是一种很深层的关怀,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的侠义精神。”

  15岁开始写诗,如今郑愁予已81岁,他从大陆迁往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最后又回到金门,频繁往返岛与大陆。

  从《错误》到《烟火是战火的女儿》,郑愁予的创作内容也随着他的生活、阅历在改变,而近年的诗作更显厚重。

  如今当他检视自己作品时,他说,自己已从早年的“游世”,到现在的“济世”,从“艺术”回到了“人术”。

四、
  郑愁予至今写诗不辍,他说,目前打算依自己的精神和体力来整理作品。“我的作品内容风格差别很大,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当我在书斋中沉思时写的诗是简短的,用精致的短句,很安静的节奏。或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散诗记游。我也很关心社会,涉入这个层面的尝试。也有很多诗是赠给朋友的。我想这是中国传统诗中最重要的题型,看李白的作品就知道。这些诗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简讯一样,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和理性,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状态,互相能够沟通,用艺术性使之持久。我也写了许多相当长的诗。我想分门别类出成集子,用现代的方法,毕竟现在出版比较容易。”

  他说,以往出版诗集都是洪范书局一手包办,他们会把他刊登在报章诗刊上的诗,用剪报先编好,再通知他“量够了,可以出版了”。

  访谈间他特别提起他写于1966年的《衣钵》。这首诗是他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而写,意图摆脱当时口号式的政治宣言,检视民族与文化传承的问题。他把中华民国建国初期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浓缩为意象写进诗里。“清末民初的时候,总是有人留下绝命的诗。在监狱墙壁上,有很多真正的诗。这种情怀,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就是仁念。我认为《衣钵》是用诗说仁,把仁的精神表达出来了,就是牺牲自己,泽被众生。”

  而当谈到“义”,郑愁予则提起他去年为追念纪弦所写的一首诗。他说,这是他为好朋友所尽的义。 

五、
  访谈过程中,郑愁予多次谈到了纪弦。

  纪弦是台湾诗坛旗帜性诗人,去年7月逝世,享寿101岁。

  去年10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登了郑愁予追悼纪弦的长诗《我穿花衫送你行,天国破晓了》,诗中追述了两人的情谊,也牵出一件往事:“我忍不住感慨,你使台湾现代汉诗足以自豪,至于/我收到一九七七“十大诗人选集”的邀请名单竟缺纪弦!/我怒不可抑提出究问抗议直觉这是妬客的苟且,/我立即退出名单留下空位促使编辑延纪弦入座,/我从此要终生瞒着你了,不自辩,也不许世人知晓,”

  《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源成文化图书社)的主编张默不久后投函《中国时报》回应,指编诗选时纪弦一直在名单中,反驳了郑愁予的观点。

  谈起此事,郑愁予激动地说,他曾收到最早的邀请函,10人名单中的确没有纪弦。他认为当年纪弦为现代诗提出六个信条,第一条“横的移植”,在上世纪60年代诗战以来,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甚至于有谣传,横的移植是很危险的,因为马列主义就是横的移植。” 

  郑愁予也说,当年源成文化图书社同时出版十大诗人、十大散文家与十大小说家选集。“这个时候,我退出了,纪弦可以放进去了。然后他们想不到周梦蝶也退出不愿意参加。那么就变成九大诗人。他们就把羊令野从十大散文家里面拿出来,放到十大诗人里面去。十大是一个商业用语,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现象。”

  他认为当年剧烈诗战,以及台湾戒严社会的氛围下,纪弦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进而发生了那样的事。正如纪弦自己在《四十的狂徒》中所说的:“我既贫穷,又无权势,/为什么这样地容不得我呢?”

  读到张默的回应,郑愁予说,本来此事只是澄清就好,现在成为了公案,大家都得把所有证据都公布出来才行。他表示会整理当年相关的书信来往,“我要把它弄清楚,因为别人会怀疑我的人格,我的诗品。”


载2014年5与人27日《联合早报·现在》

11 May 2014

【小生之言47】忧伤的母亲节


28岁的加西亚·马奎斯(Garcia Marquez)在哥伦比亚的《观察报》任职,那是1955年2月,一艘哥伦比亚军舰在加勒比海遇上风暴,八名水手意外抛入海里,其中一人紧抓木筏漂流了十天最后得救。

  马尔克斯契而不舍地跟进这起事件,前后与这位获救水手做了14次访谈,记录每个细节,写成连载的报道,获得读者热烈的回响。

  就在似乎什么都问完了的当儿,马尔克斯又让水手再次回忆坠海的细节,结果这位水手像是放弃了似的,给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答案:原来没有所谓暴风雨,完全是因为军舰上装载了太多走私物品,那些货品放在甲板上没绑好,物品一滑,就把八个船员撞落茫茫大海。

  ——于是揭发了海军的丑行。

  这系列报道最后集结成《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杨照在《马奎斯与他的百年孤寂:活着是为了说故事》里复述了这个故事。

  没有绑好走私物的这个细节,让我想起最近韩国世越号船难悲剧。

  这艘超载近三倍的渡轮,4月16日不堪重负在韩国珍岛岸外翻覆沉没,船上当时载着476名乘客,其中有325名就读同一所高中的学生。救援部队最终只救出179人,蛙人救援队至今仍在沉入海底的船身内寻找失踪者的下落,那些在岸边等待奇迹的家属,承受着巨大的伤痛仍在祈祷着,教人不忍卒睹。

  岁月号出事时载重3608吨货物,比它所能承载的987吨,超过了近三倍。一名曾在穿上工作的船员透露,在船上若要捆绑集装箱需要12条捆绑带,每条8000万韩元(约10万新元),许多公司为省钱,仅用一般的绳子捆绑,罔顾安全。

  这似乎与马尔克斯发现的哥伦比亚海军丑闻如出一辙。

  岁月号悲剧令世人唏嘘不已,首先是不负责任的贪生的船长与船员急忙脱去制服钻入第一趟救生艇逃生;然后是官方救援的迟钝不利;接着又揭露了运输行业长久以来的弊病:超载、缺乏正式船员、船只年久失修、营业者唯利是图……

  舆论压力下,韩国总理郑烘原辞职,总统朴槿惠也多次公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媒体全程追击,娱乐节目停播,韩国陷入无尽伤恸。

  岁月号悲剧的不可挽救,在于一层又一层厚不可破的人祸积弊,而今痛定思痛,却挽救不了那些逝去的生命。

  这是一个异常忧伤的母亲节,毕竟这么多芳华正茂的少年们在船难中先父母而去。   
  我想起中国杭州一位客车司机吴斌。

  2012年5月29日,吴斌载着一车乘客,由江苏锡宜高速公路从无锡返回杭州,途中一金属块不知从何处高速砸向客车,穿透挡风玻璃射穿吴斌的身体。重伤之下,他依然拨开信号灯坚持着控制客车缓缓停下,还忍着剧痛站起来疏散受惊的乘客。

  吴斌被送入医院后因伤势过重而亡,年仅48岁。

  整个过程被车内闭路电视拍下,视频在各大媒体与网上流传,观者无不震动。人们最后尊称他为“最美司机”。

  吴斌的舍己为人,与岁月号船长的贪生自保,像是人性的两个极端。

  如果说人性的光辉能够救人,那么,人性的弱点就也能够杀人。
  

6 May 2014

【牛油书评】再读一首周梦蝶



一、

他已经瘦成
线香

雨丝
柳条
芦苇杆
瘦成冬日
一只甲虫坚持的
触角

(陈育虹《印象:梦蝶先生卧病初愈》)


传奇的周梦蝶很瘦,所有有他的照片里,他都是如此细瘦,乃至于几年前他大病初愈时更加消瘦了,在诗人陈育虹的眼里,几乎瘦成一缕轻烟。

94岁的周梦蝶在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下午在台北慈济医院病逝,留下不朽的诗作,传奇的人生。

仿佛生命真如庄周梦蝶,大梦一场,不知是我梦蝶还是蝶梦我,或许诗人只是化蝶而去了,回到梦的彼岸。

瘦小的周梦蝶28岁时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补充部队,从武昌流转到上海,最后1948年登陆台湾基隆,直到1955年才退伍,结束七年的军旅生涯。周梦蝶晚年回忆这段日子时说:“譬如说有人问我,周先生你为什么去当兵?你弱不禁风,哪里是个当兵的材料啊?我说,我也想不到啊,但是这个大时代啊,一阵狂风啊,把我吹到军营来。但是有时候痛定思痛,任何一个情况发生都有因有果啊。”

他是那个恒河般大时代里的一颗沙,被历史的浪潮卷到台湾,从一个军人到一个诗人,一生清苦,人如其诗,诗如其人:“真难以置信当初是怎样走过来的/不敢回顾,甚至/不敢笑也不敢哭——/生怕自己会成为江河,成为/风雨夜无可奈何的抚今追昔”(《走总有到的时候》,收录在《有一种鸟或人》,印刻文学,页107)——恍惚间,已谱写一则神话。


二、

1959年4月1日,是孤独国的独立纪念日。

周梦蝶是孤独国的国父。

那一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那本奠定他诗坛地位的诗集。那一年那一天,他也获得了营业许可证,在台北武昌街骑楼底下摆书摊,自此成为台北最美丽的文化地标,成为后辈文人渴慕的文化圣地:仿佛传说中有一个清瘦贫苦的诗人,在忙碌而事故的城市里,逆流活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里,遁世而孤独。

2011年台湾文学纪录片系列“他们在岛屿写作”之《化城再来人》里,周梦蝶说:“你以为我坐拥书城,错了。老实你,我只有一个高三尺七寸,宽二尺五寸的书架子,在本市本街一段五号的走廊下,只有四个榻榻米那么大的一块领土,架子上的书,我刚才一本一本地数了两遍,也只有四百二十一本而已。还不说其中,至少有一半,是重复的。反正,我祈求于生活的不多,只要每天能净赚新台币三十元,就可以Pass。”

诗人为自己70岁寿辰而写的《花,总得开一次》附注里忆起这段往事说:“我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门口卖书二十一年——四十八年四月一日起,六十九年四月一日止——以愚人始,愚人终,终始皆愚:可谓信而美,善且巧矣!”(收录在《约会》,九歌出版,页143)

1980年,周梦蝶患严重胃病,动手术切割四分之三胃,也结束了他21年的摆摊生活,4月1日也正是那美丽城市隐者风景线的终止之日。

周梦蝶是台湾重要诗人,是蓝星诗社成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出版《孤独国》与《还魂草》后名声大噪,他虽写诗不辍,却经久没有出版诗集,直到晚年才一口气出版了《十三朵白菊花》、《约会》,以及90岁时印刻文学配合他新诗集《有一种鸟或人》面世而出版的《周梦蝶诗文集》。

《孤独国》与《还魂草》带着一股狷狂之气,想象奔奇浪漫,有李白李贺仙鬼的傲狂与谜魅。《孤独国》如是宣称,仿佛让人们看见楚辞里屈原用诡奇文字创造出来的天地:

这里没有嬲骚的市声
只有时间嚼着时间的反刍的微响
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
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
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
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
这里白昼幽闇窈窕如夜
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
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着诗和美
甚至虚空也懂手谈,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

但作为诗人,周梦蝶诗作更为人道者,是诗中深刻的禅意。他谈劫难、如来、今生与来世。周梦蝶中年接触佛法,皈依佛门,终生研习,听高僧讲经,并与哲学大师南怀瑾交友交流佛理。加上他一生清贫度日,孑然一身,故有诗坛苦行僧之称。

《八行》
谁画的秋池
谁画的?这秋池上的荒烟
荒烟上的枯荷
枯荷上的冷雨:
绝似谁的一弦一柱
在坐立都不知如何是好的今夜
自无量劫前,一挥手
已惊痛到白发
(《约会》,页96)

无尽留白的淡淡水墨画,让人想起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之感慨,但周梦蝶一个“惊”字,仿佛棒喝,让人再三咀嚼荒烟弥漫的画面里,那悠远的诗意。

1921年出生在中国河南省淅川县,原名周起述的周梦蝶自小读私塾,学习传统文学。工于文言,因此进入到白话现代诗的创作,他的诗作依然典雅脱俗,交融古今文辞意境之美。

他一生追求诗的至高境界,每当心中有了诗题,便一次次尝试,这个过程有时迂回漫长,非常痛苦。他曾说,有时有了好题材,衡量自己不够分量去写,又舍不得放下,于是存寄心中许多年,几十年后再完成,如《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这样的作品。“总之这种事,不是人干的。”

这首写给一座桥墩的《约会》或正象征着周梦蝶与诗的关系:“约会的地点/到达/总是迟他一步——/以话尾为话头/或此答或彼答或一时答/转到会心不远处/竟浩然忘却眼前这一切/是租来的:/一粒松子粗于十滴枫血!/高山流水欲闻此生能得几回?/明日/我将重来;明日/不及待的明日/我将拈着话头拈着我的未磨圆的诗句/重来。且飙愿:至少至少也要先他一步/到达/约会的地点”。(《约会》,页94)

读周梦蝶的诗,有时会没有办法呼吸,但他的诗也不尽然全是如此孤寂沉重,比如《九宫鸟的早晨》这样因日常所见而有感之作,没有太多生命之沉,洋溢着晨早第一抹日出那样温柔与和煦:“在离女孩右肩不远的/那边。鸡冠花与日日春的掩映下/空着的藤椅上/一只小花猫正匆忙/而兴会淋漓的/在洗脸/于是,世界就全在这里了”(《十三朵白菊花》,洪范书店,页99)

而今诗人化蝶仙逝,他把一生献给诗,读他的诗,好似一遍遍讯唤诗魂的复返。

纪念一位诗人,让我们一遍一遍读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