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哀

今天上youtube想看一看昨天的《锵锵三人行》，找不到，转去土豆，土豆停止了功能。刚才打开皮皮，黑色屏幕列着一行字：向青海玉树地震中遇难的同胞致哀！皮皮网21日暂停提供所有影视娱乐节目。

还有冰岛火山爆发、各地地震、旱灾、水灾、森林大火……波兰总统、莫斯科黑寡妇、非洲杯足球赛……车祸、打枪、欺骗、剥削、自杀、自残……

致哀予所有挚爱。活着。真好。

制度与尺度

英格兰超级联赛讲求身体强度的竞争，粗野的拦截铲挡司空见惯，这都是由于裁判判罚的尺度关系。在意大利甲级联赛，轻轻犯规了裁判就会举牌，严重一些就直接驱逐出场。裁判使用制度的尺度，关乎到一场球赛的观赏性与艺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球员脚法细腻，粗野的犯规也就相对减少，因为大家都对盘带美学有所共识。

英超裁判总会给犯规队员口头警告，把两个争执的大汉拉到身旁，双掌做一个向下压的动作，像打太极练气功的收势，让他们冷静脑袋。重犯再犯，裁判逼于无奈才会掏牌。红牌只有在严重事故发生了，或是最后防守球员（Last Back）放倒了对方，刻意犯规阻止对方可能进球机会的时候，才会发生。意甲就不一样了，只要防守方脚上有动作，哨子就响不停，裁判的严苛导致意甲球员热衷于假摔——明明那种身体接触是最有看头的暴力美学范畴，可当一方手上轻轻使劲，另一方即夸张地摔倒，一点美感也没有，背后被推了，却捂着脸在地上打滚，当着全世界的面演出一场闹剧，最可笑的是裁判愿意相信并且送给防守方一张金色贺卡。当然英超也有假摔的，但因为裁判尺度宽了，所以假摔的景况必须在对方动作较大时才会演出，反倒觉得真实了。意甲球员因此给人以嗜好假摔的称号，其实大家都在假摔。本来一个转身后可以透过身体碰撞甩掉防守球员然后射门或传中的，可技术精湛、身体素质强悍的球星却一下子摔倒了。他的坠地中断了叙事，把美丽的足球技术化作乌有。

英超犯规的尺度较宽，球员的发挥也就更自由，小聪明显得笨拙无意义，激烈碰撞的后果是伤痕累累。意甲严刑执法，有犯规动作就等于犯规了，犯规了就等同于严重犯规，球员总会双手合十耸耸肩作一个哀求的动作，或拇指与食指捏在一块儿轻轻地甩，一脸无辜的样子，他们失去了足球员徜徉的自由，油然而生一些小聪明来保护自己。或许这将避免小腿骨被铲断的可怕事故发生。

难道要向NBA学习总是回放录像协助判罚？足球爱好者们却有一种传统的坚持：这样会失去人性。

漏油

医生说小生左手腕的骨头正常得很，那一点点隆起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次关节受伤后，机械的润滑油泄漏了，漏得旁边的沟渠严重堵塞，于是她拿起油泵扎入淤塞的沟床，却什么也抽不上来，逆向思考令她决定在沟内注射毒素，期盼毒素能把臭机油吃干净，因此看起来更肿了。

为哈姆找个男朋友

为哈姆找了一个男朋友。他二话不说就急着闻哈姆的屁股，她不喜欢，不习惯这样，爬上了二楼的餐饮间，那里放了瓜子、瓜子还有瓜子。她最喜欢瓜子了，抓起就咬，磕磕磕磕磕去黑壳，黑眼睛一如既往没有表情。男孩转了一圈撒了泡尿追了上去，哈姆以为他是小偷扑了过去，两个纠缠在一起。唧唧唧唧的，跳开，各占一隅对望着。哈姆整理了下毛发把腮囊里的瓜子仁全都吐了出来，作势要开战了。男孩绕到哈姆背后鼻子睁睁闭闭碰了碰哈姆的小屁股，她一转身男孩即刻窜到了她身后。怎么也甩不掉吊钩上的这条鱼，哈姆也就倦了下楼去歇息。

男孩趁女孩睡觉时压在女孩身上，女孩一惊跃上跑步圈想逃走，男孩紧跟其后。圈太小，两个小家伙时常要撞在一起，哈姆的屁股似乎渐渐习惯了男孩的尖鼻子，忽然急停，跌坐在男孩头上。女孩踩了他两脚回到木屑堆里，去整理仓库。男孩无所事事到处参观也拿了点瓜子解馋，接着回到他刚撒尿的位置躺下修养。

他们经常相互追逐，一次哈姆生气了咬掉男孩一小块耳朵，哈姆的背上也少了几撮毛。不知道该不该隔离他们，但他们每天都必定要在拥挤的跑步圈里砸成一团，才开心。男孩说，走吧，带你去一个漂亮的地方，女孩什么也不必说。浴室太小他俩没办法共浴，看得出他们很烦恼，男孩把沙使劲掏出来，整个二楼都是浴砂。他们一起挠痒痒。

某天发现的那几只小小嫩嫩粉红色微微颤抖的小幼虫，在两个月后只剩下小哈姆，哈姆也走了，但爸爸仍在。他教小哈姆跑步，带她到处散步，陪她一起在沙池里搔痒，嗑瓜子时分一点给她。跑步圈还是太窄，父女俩砸作一团淡黄色毛球。小女孩很是活泼可爱，她的黑眼睛跟母亲一样，呆滞而天真。

几个月后，在尿臊味浓郁的小笼子里，一群宝宝诞生了。

自我告解与批判他人

“我说：‘我喜欢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我的朋友说：‘我没那么喜欢。’可是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作者吗？我读了康拉德的两本小说，我的朋友只读了一本我不知道的。然而我们都在极其天真的情况下（极其天真的鲁莽），认为自己对康拉德的想法是正确的。”

‘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脑子；不同的艺术以不同的流畅性、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无可避免的简化程度进入人脑；还有不同的持续性。’

——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香港：皇冠文化，页71-72）

阅读完这段文字，完全有种为自己怠惰的罪名开脱的舒适。一段告解由一位伟大的作家口中替自己说出，内心有说不出的舒松。总是认为自己读书太少，许多名家的作品都不曾接触，可又往往没去实践，买了些书，就都摆在柜子里，作某种摆设，以为虚荣。当然，责任与兴趣是不同的，如果读书可以这么区分。

昆德拉列举了太多小说家、哲学家、诗人、作曲家，这些人都是那么陌生，这些人都必须靠页面边缘的小注释来稍微认识，随即就遗忘了。他谈贝多芬的《汉马克拉维奏鸣曲》，对牛弹琴的结果是牛只看见了文字，古典乐一窍不通。近来迷上广东歌《一丝不挂》，这正是当下所谓的流行，林夕和陈奕迅的组合代表某种贵族气息抑或爱情的哲学家。许子东教授在“锵锵”上说所谓流行如果把时间跨度无限扩张，真正流行，真正销售冠军、一版再版的，是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而不是那些时下。The Legend of 1900 这部悦耳优雅的电影把钢琴演奏推向普罗，爵士与即兴象征一种热烈的追捧，但萦绕在脑中的却是一段不知名的曲调，不断重复着Do Re Mi/Mi flat（两个半音的相互纠缠）Sol、Do Re Mi/Mi flat Sol（什么大调、什么小调，不是一个门外汉可以辨识的），四个小节后才出现一次La，然后左手以半个音阶的降幂慢慢沉没海底。不曾踏足陆地的1900属于漂浮不定的大海，他意识到无限的创造力是建基在狭小的甲板上、建立在88个琴键的有限上的，因此决定与轮船一并死去。陆地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却是存在过，就像诸多曾经活着却没有让人留下记忆的人事物，是一种“（显而易见却令人惊讶的事实）：一切存在的东西（国家、思想、音乐）也都可能不存在”（页99-100）。

为了做报告逼着自己啃下史碧华克（Gayatri Spivak）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逝当下的历史》（国立编译馆译，台北：群学出版），许多晦涩深奥的部分教人直打哈欠，泪眼盈眶，但也不失有趣的分析片段：

“白种男人，在试图把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手中救出来的同时，在这些女人身上强加了一套更大的意识形态建构物，因为，透过一种无知的（但被许可的）提喻法（synecdoche），他们在论述实践中，把‘身为良妻’绝对等同于‘在亡夫的火葬堆上自尽’。由此建筑起来的客体【目标】：废除（或拿掉）这种仪式将提供创造一个好社会的机会，而不再是个邪恶的社会；而反面则是印度教对女性主体建筑的操弄；”（页343）

读到这里马上就联想起近日观赏的电影The Blind Side。Sandra Bullock实至名归的演出感动了许多人，情节的铺排也很理所当然，加之“改编自真人真事”，因此某种批判的力道就无法直接抨击在电影上。这种叙事架构总是不经意地就与史碧华克的诊断发生对话，只不过在性别上有了某种置换，但本质却是一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