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November 2014

访新草根书室

英培安第一次跟草根书室买书
陈宇昕/文

走进新的草根书室,迎面是放着绘本书和新书推荐的“小岛”,正门右边有一个小展示柜置放精美的手工笔记本,新东主之一林永心说,这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男艺术家巧手编绣的作品,购买者还可以要求他绣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都是桥北中心的旧草根书室所没有的。

上周六下午才刚尝试营业,新草根书室位于文化气息浓厚的武吉巴梳路,和许多历史悠久的会馆、湘灵音乐社、复古的大华酒店等毗邻,店面更加宽敞,洋溢崭新的气味:新漆的味道,木制橱柜木屑的气味,还有书本特有的书卷香气。

草根书室易主,在小小的新加坡华文阅读圈子里算是件文化大事,多少年来人们习惯把草根与英培安视为文化共同体,这家本地极少数的文人书店,甚至被视为新加坡的文化地标,更有许多国外的爱书人在旅游时特地走入桥北中心那栋已经没有什么门市店面的大楼,通过那台经常出问题的电扶梯走上三楼的草根书室。

草根书室易主已经三个多月了,林仁余、林永心和林韦地三人,从英培安手中接过书店,在桥北中心店面租约到期之后,物色了新地点。上个月18日,旧草根书室举办告别仪式,英培安到场和老顾客叙旧,到访的人把书店挤满了,这是书店营业20年少有的情景,发生在告别那天,让人多少有点五味杂陈。

英培安这些年患癌,碰上官司,这些事情在生理和心理上给他很多压力,加上书店经营近20年从未盈利,苦撑许久,他把写小说的收入、文学奖的奖金都用来补贴书店的亏损,还得花时间精力营运,压缩了自己的创作时间。英培安每次受访时都说,一想起书店就泄气,自己好像花费精力在经营人们不需要的东西,但每次想要结束营业,却又觉得可惜,想要继续为支持他的老顾客撑下去。不知不觉20年就过去了。

新东主林仁余、林永心都是草根书室的老顾客。70年代他们就常光顾英培安在黄金大厦经营的前卫书局。

林仁余说,几年前英培安和他提起要结束草根书室的想法,他还劝英培安果断关店,文化责任不应该只落在一个人身上,但随着时间推进,桥北中心店面租约的大限将近,他又感觉不妥,书店不应该就这样结束,每个城市应该有一家优质书店,于是他和好朋友林永心讨论起来,就像他们平常爱谈的开咖啡店、开书店的理想,谈着谈着,竟认真起来想要付诸实践。

与年过五十的林仁余、林永心不同,今年刚30岁的林韦地与草根书室的缘分比较浅。槟城出生的他,在英国曼彻斯特读医科,两年前毕业来到新加坡工作。他也是作家,在朋友介绍下拿着新出版的散文集《于是》到草根书室寄卖,和英培安一见如故,聊了许多,他也不希望书店关闭,想要出一分力,便在英培安的牵引下和林仁余、林永心见面,才有了今天的三“林”组合。

如今林仁余和林永心两人全职负责书店业务,林韦地则医院书店两边跑。

林韦地说,他17岁那年获得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新秀组奖项时到吉隆坡参加花踪研讨会,英培安正好是主讲嘉宾。当时他通过主办当局订酒店,结果拿到错的钥匙,他开门时发现门已反锁,结果走出来的人正是英培安,没想到十多年后他竟然又碰到了英培安,还接手了草根书室。

为什么对草根书室有如此特殊的情感,林韦地说,草根书室让他学到很多,看到架上那些文史哲书籍,他觉得自己渺小而变得谦卑。其实在这之前,他对独立书店的了解并不多。

采访那天,书店刚试营运一天,还有许多琐碎事物有待处理,林仁余精心设计的烘焙室因供电问题还没能运作,位于书店最深处的咖啡厅还没成型,书本之外的文具等小商品也还没上架,一切或许还要等一两个月后才能完成。

草根书室近20年来主要售书,偶尔会举办一些文化沙龙,新的草根书室,在空间的运用上展现了更多可能,12月中旬,绘本作家阿果新书发布的活动将在草根书室进行,届时活动式的书墙能成为展览壁,挂上阿果的画作。除了文学活动,三人策划未来在店内举办影音放映、手作工作坊、小型展览等文创活动,让人们与书店空间有更多互动。

林仁余说,这些做法都不新,近年国外媒体都在评选世界最美的书店,书店成为文化风景的重要坐标,说明面对经营危机的实体书店正在以新的方式回应局势。纯书店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可能了,尤其在新加坡,店租与工资只会越来越高,书店必须拥有其他的利润来源以平衡收支。附设咖啡厅是热爱烘焙的他最自然的选项,他也希望借此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

林韦地则认为实体书店的空间概念是网络书店不能提供的,他们希望能创造一个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自己所长。他始终相信“实体”的力量,觉得现在人们太高估网络的影响力了。

拜访新草根书室之前,我出了个题,希望他们各给我推荐一本书。林仁余推荐的是森下典子《茶道带来的十五种幸福》,林韦地推荐的是马华作品杨邦尼《古来河那边》与陈政欣《文学的武吉》,林永心则忙着招呼其他客人,把受访的任务交给了她的两个伙伴。

林仁余近年醉心于烘焙与烹饪,他说自己有个梦想,希望未来书店能在午夜12点的时候举办“深夜食堂”,亲手下厨煮几道菜,一直吃到凌晨4点。他对烹饪烘焙的兴趣也改变了他的阅读取向,年轻时喜欢文学创作,虽然现在也还在阅读文学作品,但像《茶道带来的十五种幸福》这类作品现在更深得他心。书中谈到手艺的传承,谈人们在以手劳作的过程中,将一门手艺化为感受生命的媒介,让他颇有感触。

林韦地介绍的则是来自他家乡的作品。《古来河那边》与《文学的武吉》分别描写作家生长的柔佛古来与槟城大山脚。他说,在全球化时代里,人们总追求流行事物,这引起不少人反思自己与生长的土地的关系。地方书写因此有着重大的正面意义,这也正好与独立书店的特质相关。

一家书店最重要的就是选书,书本内容决定了书店气质,草根书室20年来总显得孤绝,除了书店位置不佳的关系,英培安强调文史哲的选书理念,有时也让一些读者却步,担心读不懂。

草根书室有其独特的历史,其实当初三人有两个选项,一是接手草根,另一个是开设一家全新的书店,或许创新会比传承来得容易。

那为什么决定接手?林仁余说:“这个城市少了一点延续。”他继续说,书店还是会保持文史哲书籍的格局,但三位经营者各有其阅读兴趣,因此书店内容会有所扩张。林仁余喜欢绘本书、饮食相关的书籍还有旅游书,林韦地喜欢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林永心则喜欢手作文创作品,店内一些古董家私也是她的私人藏品。

现在的草根书室已明显有不一样的气质。

英培安曾说过,将书店交给三人他很放心。林仁余也说,英培安曾嘱咐他们不要有旧草根的包袱,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理念。回到根本,其实书店的特质是顾客塑造的,而他们要做的是,从每一种类中挑选最优质的书本。草根书室单凭三人之力绝对没办法继续下去,需要更多朋友和顾客给他们意见与帮助。

最现实的问题,是人们需不需要这么一间书店?

林仁余说,即便书店是文化产业,但处在一个商业社会,没有消费行为,实体书店不可能成立。他们现在投入的资金大概足够让书店维持两年半,到时候还没能取得收支平衡,书店没办法继续。他认为决定权就在消费者手里,人们不能一面叹息实体书店消逝,另一方面却无动于衷。

谈到传承,林韦地坦言这是个很尖锐的课题。面对过去,面对忠实读者的期待,要传承,压力很大。

的确,草根书室易主换店,在华文阅读圈子里引起不少讨论,许多人在新址还未开业之前就悄悄拜访了书店,期待满满。忠实顾客荆云(张淑华)就期望草根在新地点扎根后,能延续强韧生命力,带进更多好书,散发魅力,让所有人能在岛国享受阅读乐趣。

期待的人当然也包括前东主英培安。

采访那天,英培安和太太吴明珠到书店逛逛,看见新书店内中央放着从旧书店搬来的一张木制办公桌,上面摆满了英培安的作品,成为一个小专柜,他高兴地应邀拍照留念。林永心领着他参观,介绍他新书,包括不少中国出版品。以前英培安专门经营港台出版物,新的草根现在则添购了一些中国出版书籍。

英培安告诉我,新书店给了他一点“诚品书店”的感觉。那天临走前他买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米兰·昆德拉最新作品《庆祝无意义》,付款的时候还兴奋地说,这是英培安在草根书室买的第一本书。


·草根书室,武吉巴梳路25号/营业时间:每天上午11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


文载2014年11月18日《联合早报·现在》封面

9 November 2014

【小生之言55】简单就好



  
  在京都著名的锦市场入口对面,有一家挂着蓝色布帘,非常不起眼的小寿司店。掀开布帘,拉开木门,马上就和老板夫妻打上照面,老板和老板娘就各站在约一米宽的小方格内,一个负责准备料理,一个负责招待客人烧水热茶,而位于夹角处的桌台,只放了三张椅子和一张凳子,只能接待五到六个食客。
  “寿司さか井”是这家寿司店的名字。
  在桌台角落位子,我只能看见老板的背影,看他从台面下拿出食材,精细地切,就连将米饭放入碗里的动作都何其讲究,仿佛雕塑师傅。老板娘的水壶也没有停过炉火,每一杯茶都从罐子里倒出新茶叶,用滚水过筛才斟上。她的笑容有一种长者带着岁月风霜却又洞明的美丽,虽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一字一句却是如此温柔教人陶醉。
  托能说日语的旅伴代问,老板娘展开左掌,右手食指轻拍掌心,说这家老店已经61年了,正在准备料理的老板这时也补了一句,他是第二代了,老板娘接着算到,自己也在店里40年了。
  细细品尝,这或许就是60年前的味道吧。
  这家小店让我想起不久前在纪录片中看见的东京银座“数寄屋桥次郎寿司”,有“寿司之神”之称的米其林三星寿司店。今年四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才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陪同下,一起享用了小野次郎为他准备的寿司飨宴。
  次郎寿司也是一家一次最多只能招待十个客人的小店。
  高寿89岁的寿司之神小野次郎,前不久在日本外国特派记者俱乐部活动上不无担忧地提醒,全球性的过量捕鱼活动,已经深深影响了寿司的未来,恐怕再也找不到优质的渔获了。尤其日本海域内可捕获的金枪鱼已经殆尽,渔民现在都转向远洋捕鱼,冲击再明显不过。
  纪录片中,小野次郎负责到筑地市场选食材的大儿子,很多时候都找不到好鱼,只得空手而归。
  这些年,生态议题不绝于耳,向鱼翅说不,减少吃肉,禁止捕鲸,都是常听闻的口号,大概情况真的坏到这些话都每天挂在嘴边了。
  鱼肉是其中一个人类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随着各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对鱼的需求也一直成长,捕鱼量也就一年比一年大。根据欧洲生态保护计划“OCEAN2012”的报告,科学家估算,海洋中现有的大型鱼类已经比60年前少了90%,更可怕的是,如果放任下去,50年后可能什么鱼都吃不到了。
  罪魁祸首正是过量捕鱼。
  这个报告形象地告诉我们,现有所有大型渔船张开的网,足以吞下13台客机,而每次网获的,只有一两成是目标,其他的无论生死都被丢回海里,造成生态的巨大破坏。
  有时候人们会阿Q地说,如果蓝鳍金枪鱼吃光了,那么以后就改吃黄鳍金枪鱼吧,但生态是个庞大的系统,食物链里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蝴蝶效应,后果不堪设想。
  要如何力挽狂澜,除了希望业界规范,政治机构加强监法律约束外,个人也能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推动生态议程,并做到自身饮食习惯上的改变,减少浪费,也选择支持那些有生态良知的机构的食品,从需求去改变生产的源头。
  几个月前配合地球日做了一个专题,一位主厨告诉我,自给自足的饮食环境其实最是环保,碳足迹减少,食材也更新鲜,就像老子小国寡民的概念,那样或许这能自然而然了。
  回到京都那家小店,每样料理都很精致,重质不重量,这或许正是寿司这种食物的本质吧,如果变成自助餐大吃大喝那真是暴殄天物了。朋友说小店的氛围就像老爸老妈在给孩子做饭,怎么吃心里都是暖滋滋的,其他那些大鱼大肉根本难以攀比。
  或许,回家吃饭,简单餐食,也是解决过量渔猎的一个方式吧。

13 October 2014

【小生之言54】给自己多读一本书的借口



  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对许多人而言,这算是个冷门吧。即便与他长期合作的出版社社长都承认,莫迪亚诺在法国以外,读者并不太多。

  但其实每一年,无论谁获诺贝尔文学奖奖,或许都是冷门。

  去年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女王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前年的莫言、大前年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又有谁是大热门呢?

  大热门之类的修辞,无非是媒体的炒作,文学又不是足球赛。

  像村上春树连续五六年都被捧为大热门人选,还有殿堂级的大师米兰·昆德拉、菲利普·罗斯等,媒体的报道,赌盘的排行,仿佛人们每年都期待着这几个熟悉的名字能被念出来,可是每当瑞典文学院召开年度记者会公布这神圣奖项时,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又是谁啊?

  可能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地位和能见度太高,人们可以不知道普利策奖、曼布克奖,但不能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还要开赌盘。开赌盘就需要更多熟悉的名字,像是要刻意制造某种落差感。或许就因为这样,村上春树就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赌盘的最大受害/益者吧。

  而每次结果公布后,为照顾广大读者,编辑打标题时总必须这么写:“XXX打败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成为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云云。然后顺势解析为什么大热门总是陪跑,又是一篇文章。不过现实是,人们需要有名气的作家在榜单中,才能激起更大的关注,所以大热门还是永远陪跑的好。

  不过这种说法,其实对谁都不敬。

  这次奖项公布后,很快就读到一篇采访翻译家林少华分析为何村上春树接连落榜的文章。林少华认为,村上春树因为新作《1Q84》和《失去女人的男人》又回到男欢女爱的格局,作品的文学性更弱了,遂成主要原因。作家姜建强更批评村上春树只有性描写没有精神升华,也不关心日本,是以连日本最高地位的芥川奖也拿不到。

  我倒想问,为什么莎士比亚谈爱情就是文学宗师,村上春树谈爱情就庸俗了呢?其实不仅是读者,就连评论者有时都搞不清什么是文学性,更甚“纯文学”到底为何的概念了。到头来全世界都在消费村上春树。

  有时候想着好笑,难道喝酒精才算是喝酒?威士忌呢?清酒呢?啤酒呢?

  文学奖总是教人醉。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期待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期待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认识多一位身处世界某角落,用某种我不认识的语言书写的文学家。

  去年门罗得奖,这位八旬老太太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接受采访,那场面就和她笔下的故事一样,来得突然。

  其实奖项宣布前,我对她一无所知。习惯中文阅读,我甚至一时间找不到门罗的中译本,只能零星从网上找到她在《纽约客》杂志的小说片段。后来买到新出版的译本,读了才不禁赞叹:她的笔触怎能如此轻描淡写却又意味深长呢?像《空间》这样精致的短篇,从一个女子不敢面对杀死自己孩子的疯癫丈夫,到她最终的自我救赎,读着读着何其揪心。

  文学世界如此广大,个人的眼界却是有限,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最具能见度的文学指标,人们便有多一个理由和机会,多读一家之著作,也是一件美妙的事。

  最怕的是,当奖项揭晓时,找遍全城竟找不到任何一部得主的作品。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我马上联系草根书室,揭晓后隔天早上就去取书了。虽然也就只有《暗店街》这么一本,但也已足够打开一道门。

  反过来思考,为什么总是如此无知于世界文学呢?或许在这时候,除了学堂,人们需要一本文学杂志,一家优质书店,才能好好让自己更有知一点。

21 September 2014

【小生之言53】一起创作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10周年系庆那天有一项喊标筹款的项目,学生当中有人本身从事标会主持工作,一上台就让现场充满浓浓的岛国乡情。柯思仁老师捐了一本高行健亲笔签名的《论创作》,最后被我标下来了,柯老师后来也在书上给我签了名,久违的同学们都说,十年后让我再把书捐出来,那就真的够有意思了。

南大这几年变得厉害,世界排名节节上升了,整个校园大兴土木,学子一批批毕业,教员也有变更,每次去都是不同风景,但中文系依旧亲切。

九年前因为中文系毕业论文选项当中有一项说明可以写长篇小说当论文,激起许多年少的激动和向往,可惜入学后因为一些程序问题这个选项最终不能实现,但大三那年开了创意写作课,让我在大学海绵期好好地整理了自己对创作的想法,也浅尝了不同风格文类的创作方式,至今仍感受用。

就在一年半前,南大中文系开始了驻校作家计划,第一个学期请来了本地小说家英培安,然后是台湾小说家苏伟贞,接着是本地小说家谢裕民,这个学期又请到了中国小说家苏童,学生们真是有福了,系友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系庆那天也听系主任衣若芬老师谈起,中文系将开设中文写作副修课程,除了导论课,老师们将指导学生如何创作小说、散文、诗、剧本等文类,这的确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尤其对万事以文凭为证的当今社会而言,更是务实。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问,创作能不能教?其实这是老问题了。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能教的,也都是不能教的。至于创作这件事,我相信的确能够被激发。南大中文系的驻校作家计划、创作副修课程,先不论它们的工具性效应,其实凝造了这样一个氛围或许本身就能够诱发学子的创作欲望。想象一下,当你的身边都是写作人,你或许也会技痒想写一些什么吧?就像当年写情书,现在大家写面簿一样。

至于能不能教,上个月专访苏童时他给的答案是,欧美许多院校甚至有写作专业、硕士文凭,培训了不少一流作家,这不像数理能够统计分析,但在修习课程的过程中,大量的阅读与大量的创作实践其实正在养成一位创作者。

苏童笑说,他不会告诉学生一定要成为作家,因为他知道专职作家在新马甚至香港都难以糊口,但他能够让学生变得跟别人不一样。

我相信他所说的,是要教导学生如何以创作者的眼睛看世界吧。学会以不同的角度阅读世界,不要让自己的眼界困在井底,就能打开更多可能。虽说社会现实是一个繁复的历史偶然与必然的复合体,要改变它谈何容易,但从小处切入,艺术创造能提供多种可能性。

最近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举办潮州节,以潮州话“潮州人,家己人”为标语,配合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在一系列男女老幼为主题的宣传短片传播中,成功打破人们对方言感到低俗、粗鲁的印象。小孩、少年、乐龄合唱团,唱出了不同的清新,广告才女林少芬就是通过不一样的创作角度,为受众提供了新的可能。

文案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好的文案能改变城市的气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背诵得出“哒哒的马蹄”,但大家都说得出“不在乎天长地久”,雅俗共赏的好文案确能让人潜移默化。

似是有点扯远了,但如果说南大中文系对文学创作的重视能够培养出不同面向的创作者,或许真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更多可能。更重要的是认清,创作是可敬,但绝非遥不可及的事情。

作为南大中文系的第二届毕业生,与有荣焉。

8 September 2014

【小生之言52】卑微的向往



  打从中学加入合唱团以来就不曾在像样的音乐厅演出过。

  上周我随新山室内合唱团参加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合唱赛(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我们的合唱团在混声合唱公开组中获得组别冠军,有幸进入总决赛,踏上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与其他六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与香港的合唱团同台演唱。

  踏上舞台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和合唱团的朋友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观赏英国重唱组合国王歌手(King's Singers)的演出。他们六个人,在坐满1500多名观众的大型音乐厅里,无须借助麦克风,就能凭着音乐厅的反响装置,将歌声自然投射到每一个角落,每一名观众的耳里,我们仿佛被和声团团围着,特别惊艳。

  那天总决赛踏上舞台,下午彩排的时候,面对空荡荡的观众席,能清楚听见声音的残响,这与我中学以来经历的那些场地完全不同。

  有人或许会觉得我的反应太夸张,尤其是常在各大音乐厅演出过的本地音乐团体,对他们来说,我这些话简直就是刘姥姥逛大观园了。但在新山出生,在新山投入合唱生活的我,还有我的朋友们,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在渴望能在一个好一点的场地演出,好好地展现我们努力的结果。

  就读宽柔中学的时候,我们合唱团人数约百人,在多用途礼堂里演唱,竟然还要花钱找音响系统,彩排时间都浪费在调音,结果到了正式公演,所有的标记和麦克风音量都大错特错,再充分的训练都被搞砸了。

  前年随新山室内合唱团在一所私人学校的礼堂公演,演出前还花了大钱在舞台上头钉上反响木板,好让我们20多人的声音能够投射出去。结果演出后就得拆了,下一次公演又要大费周章。

  新山所谓的校园礼堂,其实大多是羽毛球场。

  已故文化人陈徽崇老师是新山音乐界一个重要的符号,他一生追求的是要为新山建一座音乐厅。

  上个月是他逝世六周年纪念,他的太太和音乐界的朋友在新山办了一场《戏唱香江》歌舞剧纪念陈老师,内容谈的也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音乐家要筹办音乐厅的故事。

  其实年少时我有一个疑惑:如果建了音乐厅,新山有足够的音乐团体和管理人才,使用和管理那个场所吗?新山有足够的观众消费艺术、支持艺术生态吗?

  而今在新加坡,当上副刊记者,接触到本地艺术团体,看一看各个场所的日程表,塞得满满,又有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软体和硬体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

  有了硬体设施,就能促使更好的音乐吗?

  后来才了解,这一切不可能单凭民间的力量,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基础建设都是在国家资源分配后的结果,艺术团体受到鼓舞,观众也乐于在好场所观赏好的艺术演出。

  柔佛州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大兴土木的当儿,影城计划雄心勃勃地划地兴建了,但音乐厅始终不在考量当中,真教人遗憾。新山音乐节至今仍在皇家山的山顶上搭棚子演出呢,即便是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前来,也必须在抽风机的轰鸣中奏响乐音。

  那天站上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感觉很好,我们发出的歌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我们,我在面簿上写:“当‘不同凡响’这四个字以字面意义淹没你我的时候,才知道新山人对一个音乐厅的渴求是多么单纯。”

  虽然那天我们没能拿下总冠军,但大家都洋溢幸福。


载2014年8月3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