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少年一样飞啊飞

宽柔中学的大草场，一侧是一长排水泥砌成的简单梯田式看台，看台对面那侧是草地尽头，小悬崖下方原是两排单层的课外活动团体活动室，后来被拆除改建了两栋五层楼的活动中心大楼，几乎所有音乐团体都搬了过去，华乐团二十四节令鼓钢琴协会什么的，齐鸣，由二楼一道小桥联系着，鼓乐喧天，把海峡的风景尽数拦腰斩断，而位于校园边疆的篮球场就显得更遥远了。

草场四周种了一圈粗壮的青龙木，长着薄翼的种子萧萧落下的时节，来不及发芽的种子铺了一地枯黄，而学生们穿着蓝领体育服追逐着一棵棵青龙木，完成十二分钟跑的体育测验。男生需要跑满六圈才算及格，但绝大多数并不在乎，与同学漫步闲聊，直到接近老师记圈数的地点，才假装奋力跑动，甚至有人干脆放弃，反正体育一周仅两节课时间，对总平均影响不大，或也只有矢志打破纪录的校队队员，碍于体育老师素日关照的情面而卖命跑圈，以至于对最终的圈数结果锱铢计较。

草场另一侧是步上山顶主要教学楼的坡道，再一侧是陈旧的室内体育馆。说是室内，不过是在篮球场上架上大棚盖而已，每当下雨天球场四围总还是被溅湿，若遇到比赛，篮球队预备队队员就得拿着拖把在场边候命，随时准备擦地，比场上球员还忙。

室内体育馆的篮筐比边疆篮球场的要大一圈，提高了投球命中率，或许是这个原因，重要的比赛都在这里举行，大概会更具观赏性，有遮盖没遮盖原只不过个幌子。

放学后许多学生喜欢到体育馆的看台消磨炎炎下午时光，聊天打闹做功课，看校队练球，或偷看其他班上体育课的情景，哪个俊俏男生或漂亮女孩。还有一次，校外私会党的小头目领着喽罗追打几个高年级学生，追到体育馆才下手，一阵好打，像是刻意为之的表演，在众目睽睽之下互殴，惊散一滩白衣少年少女。

室内体育馆木头搭成的小看台，一条条横木板被涂鸦了不知多少回，关于情爱和泼皮谩骂，一如高中生活爱憎萌动后的剧烈爆发。就在那些铭刻多少学生爱憎的木板看台背后，高悬着一块白漆的看板，每两年一度的校内运动会便要郑重启用，记录红黄蓝绿白（后来分校建成了还加了紫队）五队的奖牌数量，教血意少年们无不昂首憧憬。

高三那年为了校内运动会把大腿练成铁板，从校门口，背着海峡，往四十度的斜坡向上狂奔，把身子猛地蹬起，坡道旁的红砖墙一次次掠成笔笔潇洒的油彩，被刷毛拉出炽热的线条。

年中假期，队长衔着哨子计数着队员们伏地挺身和仰卧起坐的数次，烈日下将近一小时的暖身运动，感觉就快耗尽体力了才开始真正严酷的训练，按照各自参赛的项目，像我参加百米赛跑、跳远、三级跳，就得做坡道冲刺、单脚蹬跳和跳远技巧训练。

那时候很单纯，本就不是体育校队，却为什么还硬要选拔参加运动会？为什么田径校队里早存在着一位全国级实力的短跑健将，仍还想参加百米竞赛，那么不自量力？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不清，仿佛只是单纯地想奔跑，想要忘情冲刺，想象自己是电视里的飞人，在奥运会最受瞩目的项目中飞扬，或只是想要在那凹凸不平的草场上，在柏油画出的跑道上，感染那种年少热血沸腾的瞬间，享受年少纯粹的虚荣感。

好不容易闯入决赛了，按照预赛成绩排在了第二跑道，左边是传说中的D。平日里我们经常一起踢足球，D是超级前锋，一触球就能把防守球员瞬间甩开十多米，奔跑起来小腿肚的肌肉像两颗硕大的心脏，一紧一松将他泵冲出去，然后右脚暴烈抽射，势不可挡，攻破龙门，因此足球校队出征州县赛事总要征他做外援。场上神勇，私下却相当斯文，D即便说笑时声音也很细，一如他细直整齐的发。还有一张令人嫉妒的俊俏的脸孔，以及那随之而来的明星气质。站在四号跑道的则是Y，是我小学时候的死党，他和D同是校内两位百米成绩能跑在12秒以内的飞毛腿，D的记录是11秒1，Y则是刚好跑在11秒的后半，金银牌在赛前仿佛就已定下了，其他选手大概只能算是陪跑。

陪跑，多么卑微恶戏的一个词。

运动会前一晚还央着爸妈带我到附近体育用品店，绕了几家才找到小腿绷套，以解决连日来单脚蹬训练对小腿骨的挫疼感，睡前还擦了安美露、正骨水之类的东西，弄得十足严肃的阵仗。谁说不是呢？对那个年纪的少年来说，运动会就是生命的全盘意义。

比赛当天清早，仍一如上课日般，熬了燕麦吃（高中那年肠胃老犯病，晨起就得熬燕麦吃，说是能养胃），当然还要加一点炼奶，梳洗后拾起空荡荡的书包，一身简便的运动装，空气特清新，以未曾有过的轻盈迈向学校。

百米赛道就设在看台正前方，司仪介绍选手入场时，看台上各色啦啦队发狂呐喊，旌旗乱舞，司仪念到我的名字时我竟畏缩得不敢向观众示意，脑中一片空白。

各就各位，蹲下，双手左右各开两个虎口的距离，左脚前右脚后，等裁判高喊“预备……”，缓缓撑起臀部，脸面几乎倾斜贴到地面吮吸草地的气息，准备用尽四肢的爆发力，把身体弹入跑道，势要先声夺人，结果D不等裁判鸣枪便冲了出去，虚晃一枪，故意抢跑，场上气氛骤变，这意味着下一次无论谁抢跑都要判罚出局，门外汉如我感觉心脏简直就快炸开了一样。

裁判员正式鸣枪那刻，我马上能感受到是否使用助跑器的区别，那几位来自田径校队的选手，靠那小小几块铁板改变了钉鞋与地面的角度，像是游泳比赛时转身踢墙借力的飞鱼，又似野马后蹬那样把我们这些素人踢开。那一刻，感觉到一种无法赶超对方的无力感，虽然我的身体仍兴奋地冲刺着，钉鞋在晒黄的草与沙化的硬地表间吃力地刨起草与根的碎屑，而D与Y的背影却是越扯越远了，就在那12秒间，从来没有过的丧气感喷涌而出，突然想放弃，那可怕的一闪即逝的念头光速传送到我双腿的神经末梢，仿佛步伐一下子疲软了，那所谓溃败，俨如形神俱溃俱烂俱败坏那般，一时间惊觉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想要振作再抖擞精神，却已然太迟。

最后我以第四名完成比赛，无缘摸牌，输给铜牌得主0.03秒，现在想起来，原来一念之间就是这么回事，发生时懦弱得要命，事后又懊悔得不得了，只能于事无补地质问自己，如果当时意志再坚定一点，是不是可以跑出更好的成绩，至少能以素人的身份站上领奖台？

我记得百米跑道尽头是草场与坡道构成的夹角，草地的尽头是沟渠和防滑坡的石墙，还有一棵高三四层楼的青龙木。冲线后我惯性地冲上夹角处，那里有红新月会的成员站岗随时准备救治受伤的选手，有人亲切地上前慰问，我抬起头，胸骨剧烈地起伏，阳光筛过青龙木的枝桠忽左忽右地闪耀，背后传来振聋发聩的欢呼，彻彻底底输了比赛的我深知那不是为我，但那短暂的十数秒却如此热烈而隽永地铭记了我高中生涯的尾声，在一念的遗憾间，在青龙木枝桠婆娑的碎影笼罩中，我的心忘乎所以，砰砰发疼，如此遥不可及却又如此实在。

载2014年12月《马华文学》第23期

【小生之言56】走回老路

　　
　　2012年7月11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宣布，政府将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以《国家和谐法令》取而代之，借此确保法令与联邦宪法赋予国民的言论自由之间，能取得平衡。那是继2011年9月纳吉宣布废除《内安法令》后，又一次重大宣布。

　　两项废除法令的宣布，都发生在2013年全国大选前，展现了纳吉要以开明政策赢取选民支持的姿态。最后国阵虽然赢得大多数国会议席，保住了政权，却丢失了多数票。

　　身为巫统全国主席，纳吉的开明路线，受到党内更强烈的质疑。新内阁成立后，纳吉通过国会废除了《内安法令》，以《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代替，虽然新法内容依然受到包括人权观察组织在内的国内外压力团体的质疑，但至少纳吉履行了当初的承诺。

　　不过在这一年，伊斯兰国组织在回教世界掀起战幔，全球吸纳激进主义分子，引起国际恐慌。马来西亚当局已发现至少39人前往叙利亚参与圣战。这一议题也让纳吉在党内深受压力，包括副首相慕尤丁与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在内的巫统高层都高调指出，废除《内安法令》削弱了政府的反恐能力，实则抨击了纳吉的政策取向。

　　在日前举行的巫统常年大会上，纳吉宣布，政府将保留并强化《煽动法令》，更加入两项条款，一是确保回教圣洁与其他宗教不受侮辱；二是要对付任何鼓吹东马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之人。

　　此举一反两年前的承诺，势必掀起更多争议。

　　保留法令其实早已有迹可寻，自2013年大选结束以来，许多反对党人士与异见分子遭到《煽动法令》对付，当中包括已故日落洞国会议员卡巴星、学运领袖阿当阿里、马来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隆等人；而与国阵关系密切的土著权威机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多次发表煽动性言论，包括号召焚烧《圣经》，但至今仍未受到对付，致使人们认为，法令有遭政治滥用之嫌。

　　如今阿当阿里一审罪成，目前提出上诉，保释在外；阿兹米沙隆则质疑法令违反宪法，入禀高庭审理。这样的情况，也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四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今年10月发出声明，呼吁马来西亚废除《煽动法令》；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也在10月16日举行“2014年和平与自由之行”大游行，2000人出席在国会大厦外的请愿运动，抗议马来西亚政府滥用法令对付异见人士，并呈交备忘录要求废除此法，但最后事与愿违。

　　《煽动法令》的保留与强化，必然成为马来西亚人权自由的一大挑战，但纳吉的宣布，更巩固了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在大选后的保守政治路线。

　　新增的两项条文，前者针对回教圣洁与宗教问题，首先向国民表态回教的至高地位，进而希望从宗教不可侵犯的角度，来解决近年来“阿拉”字眼争议所引起的宗教紧张关系，后者则不言而喻。

　　不过，法令的遏阻效果与执行结果，仍是一大问号，毕竟马来西亚近年来一些言论的激进化，并不是因为没有相应法令的遏阻，而是在政治恶斗下，二元对立的观点在碰撞之间才走向极端。

　　开明政策的姿态遭到党内白眼，也讨好不了选民，纳吉最终选择服务政党的老路，恐怕这是他权衡后最便捷的道路吧？

【牛油书评】书店是关于理念的容器

宇昕／文

　　书店在21世纪，在网络媒体崛起的当下，总有着特别的意义。

　　如果说书店代表某种怀旧的情怀，或许这个判断的格局就太小了。

　　印刷媒体被压抑是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印刷相关的行业也面对危机，许多独立书店、连锁书店都受到冲击，有的甚至倒闭。

　　就近来看，新加坡华文书店就是很好的例子，叶壹堂结束家乡的营业尝试、商务书局放弃零售店面……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危机也是转机，草根书室现在找到了新业主新地点，大众书局也花大钱把百胜楼的店面打造为中文书旗舰店，新格局正在重建中，未来仍值得审视和期待。

　　或许正是在这种氛围里，人们近几年特重视书店，关于书店的论述不少，而一些书籍出版甚至企图改变人们对书店的既定想象，像三年前日本作家清水玲奈与大原ケイ（Kay Ohara）合著的《书店时光：世界梦幻书店巡礼》向世人推荐了世界各地最有特色最有意思最美丽的书店，甚至有了“景点介绍”的意义。书店已超越书店，就像当年周梦蝶在武昌街的书摊，那已不是书摊，而是诗的“孤独国”，台北的文化风景了。

　　清水玲奈之后又接连出版了《书店时光II：感受知识的气息, 探索人文荟萃的梦想殿堂》与《读书旅店：寻访全球最美的20间书店》（枫书坊出版），为读者展现书店桃花源。

　　这些描述足以让书店变成一个个耽美的空间，但其实书店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书店承载了书本与知识这件事。

　　《读书旅店》在介绍东京代官山蔦屋书店时收录了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的一篇文章。原研哉写道：“被书籍环绕的空间让人感到舒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每个人都知道资料以非物质的方式保存最有效率，却未深入思考纸本书为何能给人自在的感受。或许有人认为人们对纸本贪恋，只不过是一种怀旧的乡愁罢了。然而真是如此吗？在我看来，科技装载的资讯量越大，资讯的处理速度越迅捷，纸本书以实体方式存在的意义，也会越鲜明。”（页187）

　　此外，散文家平松样子也谈到了书店与图书馆之间的差别：

　　“买书与借书，两者间的差异就像一颗电池的正负极。因为无论多喜爱借来的书籍，总有一天都不得不还回去；但购买的书就能保证属于自己所有，而且这个保证没有期限。对我而言，将喜爱的书放触手可及的地方，比什么都重要。‘拥有’这个决定性的差异，令人感到近乎过分的愉悦感。……如果图书馆是一个庞大的宇宙，书店就同时兼有宇宙和世俗的面相。它由商业的企图、个人的嗜好和欲望混合而成，并将这样的氛围渗入每本书，为这个空间带来浓浓人情味。”（页77）

　　在台湾方面，诚品书局的成功，金石堂等连锁书店林立，以及许许多多独立书店的冒起，让人见识到台湾复兴的人文风气。其实几年前书店业不景气，独立书店成立了独立书店联盟、独立书店文化协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大力推动独立书店文化，才有了今日繁盛的局面。

　　独立书店爱好者也推出独立书店地图，为旅客开辟一条清新的文青旅游路线。

　　最近远流出版的《书店本事：在地图上闪耀的阅读星空》中，梦田文创便策划采访了43家台湾各个角落的特色独立书店，发掘业者、顾客与书店的动人故事。

　　本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老字号人文书舍、唐山书店、茉莉二手书店等；第二部分介绍中生代的有河Book、小小书房、洪雅书房等；第三部分则是新生代的永乐座、Bookstore 1920s等；最后一部分则介绍了三家“藏书很多的非书店”。

　　今年台湾导演侯季然拍摄了关于独立书店的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这套纪录片与偶像剧《巷弄里的那家书店》相结合，在电视剧片尾播放，间接提高了独立书店的能见度，扩大了独立书店的受众。

　　侯季然在序中说：“在资本与科技夹击的洪流下，我所见到的书店老板们，除了要做每日开店必须的从算账到打扫的各种事物，还要兼顾活动、煮咖啡、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投入社会运动、照顾临近的小动物、种田等等各式各样看似‘非书店业务’的工作。”（页8）

　　而在选书方面，每家书店又能保持他们的个性，像女书店非常明确的女性主义定位和关心社会运动的洪雅书房。这时候人们会发现，书店已经超出书店的基本范畴，成为理念的容器和个人梦想的起点。

　　那么如果新加坡要出一本关于新加坡书店的书，哪一些书店会入选呢？

　　几个月前，周星衢基金与国家图书馆合作的“新忆工程”（Singapore Memory Project）之“书店记忆”（irememberBookstores）当中，关于百胜楼与周边书店的特辑已经出版。这份16页的免费特辑，介绍了百胜楼内大小书店，以及一些已经结束营业的老书店。

　　策划人之一的曹蓉告诉我，这份免费特辑只不过是个小前奏，她目前正和团队整合资料，联络采访这些书店的关人士，打算最后集结成书或也可能分阶段出版。

　　她笑说，这真是件孤独的苦差事。但如果这本书真的出版，肯定将是新加坡书店史的重要成果。


　　《书店时光》I与II，可在纪伊国屋书屋与友联书局购得
　　《读书旅店》与《书店本事》可在纪伊国屋书屋购得
　　《岁月书香》特辑，可免费在大众书局、纪伊国屋书屋、Times Bookshop 取得

访新草根书室

英培安第一次跟草根书室买书

陈宇昕／文

走进新的草根书室，迎面是放着绘本书和新书推荐的“小岛”，正门右边有一个小展示柜置放精美的手工笔记本，新东主之一林永心说，这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男艺术家巧手编绣的作品，购买者还可以要求他绣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都是桥北中心的旧草根书室所没有的。

上周六下午才刚尝试营业，新草根书室位于文化气息浓厚的武吉巴梳路，和许多历史悠久的会馆、湘灵音乐社、复古的大华酒店等毗邻，店面更加宽敞，洋溢崭新的气味：新漆的味道，木制橱柜木屑的气味，还有书本特有的书卷香气。

草根书室易主，在小小的新加坡华文阅读圈子里算是件文化大事，多少年来人们习惯把草根与英培安视为文化共同体，这家本地极少数的文人书店，甚至被视为新加坡的文化地标，更有许多国外的爱书人在旅游时特地走入桥北中心那栋已经没有什么门市店面的大楼，通过那台经常出问题的电扶梯走上三楼的草根书室。

草根书室易主已经三个多月了，林仁余、林永心和林韦地三人，从英培安手中接过书店，在桥北中心店面租约到期之后，物色了新地点。上个月18日，旧草根书室举办告别仪式，英培安到场和老顾客叙旧，到访的人把书店挤满了，这是书店营业20年少有的情景，发生在告别那天，让人多少有点五味杂陈。

英培安这些年患癌，碰上官司，这些事情在生理和心理上给他很多压力，加上书店经营近20年从未盈利，苦撑许久，他把写小说的收入、文学奖的奖金都用来补贴书店的亏损，还得花时间精力营运，压缩了自己的创作时间。英培安每次受访时都说，一想起书店就泄气，自己好像花费精力在经营人们不需要的东西，但每次想要结束营业，却又觉得可惜，想要继续为支持他的老顾客撑下去。不知不觉20年就过去了。

新东主林仁余、林永心都是草根书室的老顾客。70年代他们就常光顾英培安在黄金大厦经营的前卫书局。

林仁余说，几年前英培安和他提起要结束草根书室的想法，他还劝英培安果断关店，文化责任不应该只落在一个人身上，但随着时间推进，桥北中心店面租约的大限将近，他又感觉不妥，书店不应该就这样结束，每个城市应该有一家优质书店，于是他和好朋友林永心讨论起来，就像他们平常爱谈的开咖啡店、开书店的理想，谈着谈着，竟认真起来想要付诸实践。

与年过五十的林仁余、林永心不同，今年刚30岁的林韦地与草根书室的缘分比较浅。槟城出生的他，在英国曼彻斯特读医科，两年前毕业来到新加坡工作。他也是作家，在朋友介绍下拿着新出版的散文集《于是》到草根书室寄卖，和英培安一见如故，聊了许多，他也不希望书店关闭，想要出一分力，便在英培安的牵引下和林仁余、林永心见面，才有了今天的三“林”组合。

如今林仁余和林永心两人全职负责书店业务，林韦地则医院书店两边跑。

林韦地说，他17岁那年获得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新秀组奖项时到吉隆坡参加花踪研讨会，英培安正好是主讲嘉宾。当时他通过主办当局订酒店，结果拿到错的钥匙，他开门时发现门已反锁，结果走出来的人正是英培安，没想到十多年后他竟然又碰到了英培安，还接手了草根书室。

为什么对草根书室有如此特殊的情感，林韦地说，草根书室让他学到很多，看到架上那些文史哲书籍，他觉得自己渺小而变得谦卑。其实在这之前，他对独立书店的了解并不多。

采访那天，书店刚试营运一天，还有许多琐碎事物有待处理，林仁余精心设计的烘焙室因供电问题还没能运作，位于书店最深处的咖啡厅还没成型，书本之外的文具等小商品也还没上架，一切或许还要等一两个月后才能完成。

草根书室近20年来主要售书，偶尔会举办一些文化沙龙，新的草根书室，在空间的运用上展现了更多可能，12月中旬，绘本作家阿果新书发布的活动将在草根书室进行，届时活动式的书墙能成为展览壁，挂上阿果的画作。除了文学活动，三人策划未来在店内举办影音放映、手作工作坊、小型展览等文创活动，让人们与书店空间有更多互动。

林仁余说，这些做法都不新，近年国外媒体都在评选世界最美的书店，书店成为文化风景的重要坐标，说明面对经营危机的实体书店正在以新的方式回应局势。纯书店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可能了，尤其在新加坡，店租与工资只会越来越高，书店必须拥有其他的利润来源以平衡收支。附设咖啡厅是热爱烘焙的他最自然的选项，他也希望借此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

林韦地则认为实体书店的空间概念是网络书店不能提供的，他们希望能创造一个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自己所长。他始终相信“实体”的力量，觉得现在人们太高估网络的影响力了。

拜访新草根书室之前，我出了个题，希望他们各给我推荐一本书。林仁余推荐的是森下典子《茶道带来的十五种幸福》，林韦地推荐的是马华作品杨邦尼《古来河那边》与陈政欣《文学的武吉》，林永心则忙着招呼其他客人，把受访的任务交给了她的两个伙伴。

林仁余近年醉心于烘焙与烹饪，他说自己有个梦想，希望未来书店能在午夜12点的时候举办“深夜食堂”，亲手下厨煮几道菜，一直吃到凌晨4点。他对烹饪烘焙的兴趣也改变了他的阅读取向，年轻时喜欢文学创作，虽然现在也还在阅读文学作品，但像《茶道带来的十五种幸福》这类作品现在更深得他心。书中谈到手艺的传承，谈人们在以手劳作的过程中，将一门手艺化为感受生命的媒介，让他颇有感触。

林韦地介绍的则是来自他家乡的作品。《古来河那边》与《文学的武吉》分别描写作家生长的柔佛古来与槟城大山脚。他说，在全球化时代里，人们总追求流行事物，这引起不少人反思自己与生长的土地的关系。地方书写因此有着重大的正面意义，这也正好与独立书店的特质相关。

一家书店最重要的就是选书，书本内容决定了书店气质，草根书室20年来总显得孤绝，除了书店位置不佳的关系，英培安强调文史哲的选书理念，有时也让一些读者却步，担心读不懂。

草根书室有其独特的历史，其实当初三人有两个选项，一是接手草根，另一个是开设一家全新的书店，或许创新会比传承来得容易。

那为什么决定接手？林仁余说：“这个城市少了一点延续。”他继续说，书店还是会保持文史哲书籍的格局，但三位经营者各有其阅读兴趣，因此书店内容会有所扩张。林仁余喜欢绘本书、饮食相关的书籍还有旅游书，林韦地喜欢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林永心则喜欢手作文创作品，店内一些古董家私也是她的私人藏品。

现在的草根书室已明显有不一样的气质。

英培安曾说过，将书店交给三人他很放心。林仁余也说，英培安曾嘱咐他们不要有旧草根的包袱，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理念。回到根本，其实书店的特质是顾客塑造的，而他们要做的是，从每一种类中挑选最优质的书本。草根书室单凭三人之力绝对没办法继续下去，需要更多朋友和顾客给他们意见与帮助。

最现实的问题，是人们需不需要这么一间书店？

林仁余说，即便书店是文化产业，但处在一个商业社会，没有消费行为，实体书店不可能成立。他们现在投入的资金大概足够让书店维持两年半，到时候还没能取得收支平衡，书店没办法继续。他认为决定权就在消费者手里，人们不能一面叹息实体书店消逝，另一方面却无动于衷。

谈到传承，林韦地坦言这是个很尖锐的课题。面对过去，面对忠实读者的期待，要传承，压力很大。

的确，草根书室易主换店，在华文阅读圈子里引起不少讨论，许多人在新址还未开业之前就悄悄拜访了书店，期待满满。忠实顾客荆云（张淑华）就期望草根在新地点扎根后，能延续强韧生命力，带进更多好书，散发魅力，让所有人能在岛国享受阅读乐趣。

期待的人当然也包括前东主英培安。

采访那天，英培安和太太吴明珠到书店逛逛，看见新书店内中央放着从旧书店搬来的一张木制办公桌，上面摆满了英培安的作品，成为一个小专柜，他高兴地应邀拍照留念。林永心领着他参观，介绍他新书，包括不少中国出版品。以前英培安专门经营港台出版物，新的草根现在则添购了一些中国出版书籍。

英培安告诉我，新书店给了他一点“诚品书店”的感觉。那天临走前他买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米兰·昆德拉最新作品《庆祝无意义》，付款的时候还兴奋地说，这是英培安在草根书室买的第一本书。


·草根书室，武吉巴梳路25号／营业时间：每天上午11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

文载2014年11月18日《联合早报·现在》封面

【小生之言55】简单就好

　　
　　在京都著名的锦市场入口对面，有一家挂着蓝色布帘，非常不起眼的小寿司店。掀开布帘，拉开木门，马上就和老板夫妻打上照面，老板和老板娘就各站在约一米宽的小方格内，一个负责准备料理，一个负责招待客人烧水热茶，而位于夹角处的桌台，只放了三张椅子和一张凳子，只能接待五到六个食客。
　　“寿司さか井”是这家寿司店的名字。
　　在桌台角落位子，我只能看见老板的背影，看他从台面下拿出食材，精细地切，就连将米饭放入碗里的动作都何其讲究，仿佛雕塑师傅。老板娘的水壶也没有停过炉火，每一杯茶都从罐子里倒出新茶叶，用滚水过筛才斟上。她的笑容有一种长者带着岁月风霜却又洞明的美丽，虽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一字一句却是如此温柔教人陶醉。
　　托能说日语的旅伴代问，老板娘展开左掌，右手食指轻拍掌心，说这家老店已经61年了，正在准备料理的老板这时也补了一句，他是第二代了，老板娘接着算到，自己也在店里40年了。
　　细细品尝，这或许就是60年前的味道吧。
　　这家小店让我想起不久前在纪录片中看见的东京银座“数寄屋桥次郎寿司”，有“寿司之神”之称的米其林三星寿司店。今年四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才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陪同下，一起享用了小野次郎为他准备的寿司飨宴。
　　次郎寿司也是一家一次最多只能招待十个客人的小店。
　　高寿89岁的寿司之神小野次郎，前不久在日本外国特派记者俱乐部活动上不无担忧地提醒，全球性的过量捕鱼活动，已经深深影响了寿司的未来，恐怕再也找不到优质的渔获了。尤其日本海域内可捕获的金枪鱼已经殆尽，渔民现在都转向远洋捕鱼，冲击再明显不过。
　　纪录片中，小野次郎负责到筑地市场选食材的大儿子，很多时候都找不到好鱼，只得空手而归。
　　这些年，生态议题不绝于耳，向鱼翅说不，减少吃肉，禁止捕鲸，都是常听闻的口号，大概情况真的坏到这些话都每天挂在嘴边了。
　　鱼肉是其中一个人类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随着各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对鱼的需求也一直成长，捕鱼量也就一年比一年大。根据欧洲生态保护计划“OCEAN2012”的报告，科学家估算，海洋中现有的大型鱼类已经比60年前少了90%，更可怕的是，如果放任下去，50年后可能什么鱼都吃不到了。
　　罪魁祸首正是过量捕鱼。
　　这个报告形象地告诉我们，现有所有大型渔船张开的网，足以吞下13台客机，而每次网获的，只有一两成是目标，其他的无论生死都被丢回海里，造成生态的巨大破坏。
　　有时候人们会阿Q地说，如果蓝鳍金枪鱼吃光了，那么以后就改吃黄鳍金枪鱼吧，但生态是个庞大的系统，食物链里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蝴蝶效应，后果不堪设想。
　　要如何力挽狂澜，除了希望业界规范，政治机构加强监法律约束外，个人也能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推动生态议程，并做到自身饮食习惯上的改变，减少浪费，也选择支持那些有生态良知的机构的食品，从需求去改变生产的源头。
　　几个月前配合地球日做了一个专题，一位主厨告诉我，自给自足的饮食环境其实最是环保，碳足迹减少，食材也更新鲜，就像老子小国寡民的概念，那样或许这能自然而然了。
　　回到京都那家小店，每样料理都很精致，重质不重量，这或许正是寿司这种食物的本质吧，如果变成自助餐大吃大喝那真是暴殄天物了。朋友说小店的氛围就像老爸老妈在给孩子做饭，怎么吃心里都是暖滋滋的，其他那些大鱼大肉根本难以攀比。
　　或许，回家吃饭，简单餐食，也是解决过量渔猎的一个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