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之言69】一种宁静的政治抒情

马来西亚网络歌手阿米鲁丁（Amirudin Hizadin）一曲“Mana Hilang 2.6 Bintang”（2.6颗星星都去了哪里）在网上爆红，才几天就累计近15万点击率。

他在歌曲简介中写道：“这是一首，关于一个生活在黑暗国度的忧郁年轻人的歌。”

熟悉马来西亚政治的朋友，或许单看题目就很快能联想到首相纳吉的“26亿门”捐款事件。

今年7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后，纳吉陷入上位以来最严峻危机，虽然他仍在党内稳坐帅位，但在前首相马哈迪派系挑战、净选盟4.0和平集会、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916马来人尊严大集会等一系列事件后，人们对纳吉政府的信心再创新低，10月份默迪卡民调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其支持率只剩下23%。

阿米鲁丁民谣式的曲风，让人想起鲍勃·迪伦年代的那些歌谣，那些面对政治巨兽感到悲愤彷徨，却又不得不抒发情怀的歌曲，没有哗众取宠，只有绵延的哀伤。就像杜甫说的“感时花溅泪”，民谣的曲风本就像花，用以时代抒情，无不催人伤感，阿米鲁丁这首歌，就有如此感染力。

这首歌不像嘻哈歌手黄明志那些极富争议的作品，没有激烈的语言，没有浮夸的音乐录像，就凭一把吉他，忧郁的歌词，通透的歌声，阿米鲁丁为政治议题提供了另一种抒情方式。

这几年，马来西亚公民运动在一次次集会中慢慢建立秩序，集会中人们不忘保持卫生、友族间互助，这些表现都在国际媒体中得到正面报道。

不过，基层在面对政治，尤其是“26亿门”这样的事件时，语言上总是抒愤，甚至暴力的，像践踏领导人肖像的事件就变相成为焦点，总逼着政治议题的辩论节外生枝。

阿米鲁丁的出现，或许提供的，是一种宁静致远的力量。

两周前董桥来新加坡演讲，席上与杜南发先生对谈，也谈到了文字沉静的力量，那些滥情的、感情流露的、情绪化的文字，没办法感动人，所以在下笔前必须找到内在的平和。

两位前辈的观点，用在政治抒情上，我想道理也是共通的。

阿米鲁丁在歌中谈到了消费税、油费、大道收费等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相信也是许许多多马来西亚城市马来年轻人近来备感压力的民生课题。他也讽刺人们竟一厢情愿等待一马援金，将之视为救命稻草，而忽略了整体政治格局对个体生存的影响。

上周，我开车北上居銮和加影给学生办讲座，一路上过了好多个收费站，尤其是从八打灵到加影短短20多公里的路程，竟就过了三四个收费站，花了十多块钱，暗忖当地人如果每天开车来回该怎么应付？这时阿米鲁丁的曲调就很快碰触到那种心情了。

这几个月回新山时常搭德士，与德士师傅聊天，想听听他们对马来西亚政局的看法，有一个大哥相当愤怒于慕尤丁被撤副魁职务，认为那是中央对柔佛州巫统的削权；又一个大哥感慨安华出狱后已近七旬该如何延续政治生命；还有一个大哥告诉我，他相信纳吉，他认为作为最高领袖，纳吉收到政治献金之后存放个人户头，能够方便在竞选期间随时提款，把钱分给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听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而他继续告诉我，如果把钱放到党的户头或是别的什么监控制度底下，就太麻烦了。

或许，这已是一种地方政治行之有年的规则，有人拥抱它，也有人嗤之以鼻。马来西亚的政治问题，或许就在于制度迟迟无法建立，许多败劣的习惯已成自然。虽说纳吉在事件后急急忙忙成立国家政治献金咨询委员会，表现姿态，但态度有多彻底始终备受质疑。

阿米鲁丁在歌的尾声唱道：“我开口问他，可是他还是沉默不语”，感觉就像“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就在风中荡），的确，许多来自基层的疑问，还是没能得到解答。

载11月8日联合早报《早报星期天》

【小生之言68】迷雾

石黑一雄的新作《被埋葬的记忆》讲述一对年迈夫妻寻找记忆之旅。

　　那是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战争结束后的英格兰，大地被神秘的迷雾笼罩，生活在迷雾中的人，变得善忘，仿佛集体失忆。

　　艾索和碧亚翠丝两人决定出走寻找他们印象模糊的儿子，在途中遇见一个撒克逊战士，和受伤的撒克逊孩子。四人结伴同行，途中又邂逅亚瑟王传说中著名的盖文爵士，进而走向屠龙之旅。

　　在空气污染指数飙升的日子里读这本小说，有其巧合的异趣，对于烟霾，人们似乎也是患上集体失忆，只有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才又紧张起来，才又记起这些，原来前年就发生过污染指数超过400点的夸张事情。

　　就像美国俄勒冈州的枪声，人们一次次通过血来提醒自己，原来历史一直在重复。奥巴马甚至批判人们已经变得麻木，因而再次掀起美国枪支管制的讨论。

　　谈到枪支管制，反对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枪支，支持的人则认为这是解决枪击案的根本性对策。反对的人会说，枪支无非工具，能够保家卫国，也能够用来抢劫杀人，它是客观之物，决定性因素始终在人。支持的人则又要大力抨击美国的军火商，以及其庞大的利益网络。

　　于是，又在一波又一波的歇斯底里中，人们淡忘了这些事，军火交易照常，人们日子照过，时间治愈哀伤，至于立法方面的问题，还是等下次事情发生再说吧。

　　烟霾问题不也是这样？只是这一次持续得够久，一些事情不得不表态了，比如说印度尼西亚方面对于是否接受新马协助灭火的态度，反反复复，最近终于是接受了。那些可能涉及烧芭的新加坡相关公司，则被当局点名，准备进一步调查，其中亚洲纸浆纸品公司（Asia Pulp & Paper）的18种纸品上周起遭职总平价合作社下架，一时大快人心。不过这样的举措，对大局而言，恐怕都只不过是象征式的惩罚，更重要的只是展示姿态。

　　说到底又是企业良心的问题，但在巨大利益面前，良心值多少钱？

　　买衣服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的是价格、美观和实用性；买一条鱼，考虑的则是新鲜与否、分量和价钱。人们很少追究制造衣服的过程是否涉及童工、剥削、污染，也很少理会那条鱼是不是过量捕捞的产品，探问那张网里可曾网住其他小鱼、珊瑚或是无辜的海龟。

　　如今烟霾事故教导我们，就连一张纸，背后都涉及庞大的资本运作问题。我上网看了一些纪录片，环保机构大力指控烧芭问题背后的推手——无节制地开垦油棕。尤其油棕在工业上的广泛运用，从巧克力、雪糕、肥皂、化妆品，到汽车燃料和提炼抗生素，这才赫然发现，原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都隐藏了你难以简单理解的复杂现实问题。

　　单是想想都觉得累，不得不质疑，消费者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不过我想，不作为的话，就连改变的机会也没有了。

　　《被埋葬的记忆》里，迷雾来自一头可怕的巨龙魁里格。后来，巨龙死了，迷雾开始退散，但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的战争却要开打了，艾索和碧亚翠丝也担心，他们是否会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因此不再幸福了呢？

　　或许遗忘能让人更好过一些。这样的疑惑一直持续到故事完结都没有解决。我想，石黑一雄要探问的，依然是他关注的，记忆的虚构与真实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头龙，到底有没有迷雾，或许都无关紧要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走出迷雾。

【牛油乐评】月之玩转

　　为什么一场音乐会要定主题？

　　有了主题，乐曲之间才能形成互文关系，强化彼此的象征，深化观众的感受。这就像一首诗，必须经营意象，失去意象，就成了流水帐。一场音乐会，主题失衡，则成了大杂烩，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月是永恒的命题。古今中外，月被赋予深远的文化含义，美国男声合唱团Chanticleer这次来新加坡演出，巧妙玩转月之意象，便恰到好处融汇不同时代不同情绪的歌曲，关联出新意。

　　英语“Over The Moon”有欣喜若狂之意，疯狂（lunatic）一词也来自月亮（lune）。Chanticleer带来了几首当代作品，也充分表现了作曲家狂想的意味。由Mason Bates为他们量身定做的“Observer in the Magellanic Cloud”（麦哲伦星云里的观察者），便把叙事视角拉到外太空，从星云之中观察纽西兰毛利人对宇宙星云的吟咏。歌者以节拍器“滴滴滴滴”机械式的声响制造卫星飞船的气氛，一位假声男高音与一位男高音则以调皮的节拍反复重唱，其他歌者则以毛利人的语言唱起祝歌，形成非常有趣的超现实对话。

　　19世纪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名作《潮起潮落》以潮汐比喻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芬兰当代作曲家Jaakko Mantyjarvi为诗作谱曲，以小调喟叹人生。潮汐涨落受月的牵动，Chanticleer演唱此歌又进一步丰富了月的意象。这首歌也展现了合唱团低音之美，结尾两次低音哼鸣，仿佛低音提琴浑厚的弦音，结束时进入一片寂静，就像浪潮卷走天光时，嗡嗡的低吟。

　　当代作品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让听者莫名其妙的境地，或是卖弄民族特色而坠入刻意营造异国情调的泥沼，但Chanticleer委托创作的作品，在实验之中保持了古典，可惜的是，这类曲目为了炫技，难度往往影响了情感的表达。

　　Chanticleer创办之初的一大目的是要重返文艺复兴，就像是一种编制性的复古主义，以纯男声演唱该时期的宗教与世俗歌曲。成立至今35年，他们不得不拓展曲目，委托创作是一个重要的办法。这次他们展现的新作品，也都保持了合唱团的格调，强调和声变换，玩转节奏，但不刻意撕裂嗓音。

　　这次他们只演唱了四首文艺复兴时期作品，表现四平八稳，均在上半场，间中加入了浪漫派的芬兹（Gerald Finzi）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作品，尤其后者的合唱名作“There is Sweet Music”，合唱团更是近乎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原是写给男女声部对唱，但由假声男高音演绎起来，所有声部的音色更接近，和声更圆融更唯美。

　　Chanticleer最后演唱了本地合唱指挥杜万胜改编的新加坡民歌组曲，赢得满堂喝彩，以高潮结束这次新加坡之旅。

　　如果硬要挑剔，男高音与假声男高音此二声部的音色，偶尔会显得比较突出，但整体而言，这是一场合唱教材式的精彩演出。

【小生之言67】语言的嘉年华

　　每到大选竞选期，群众大会便成为新加坡的语言嘉年华，两个多小时的竞选集会里，七八种语言交汇，台下热情回应，是平日里见不到的，一种定期的，语言能量的爆发。

　　不谙其他语言的候选人，这时候都要学几句方言或友族的语言，借此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就像每次出国旅行，入乡随俗，一定要学几句问候语和实用词句。

　　今次，民主党党魁徐顺全以全新姿态回返群众大会舞台，一上台便以七种语言和支持者打招呼，其中的马来语、华语和福建话，都能用以简单解释政纲。

　　工人党的毕丹星这两年也学起了华语。在其中一场群众大会上，他作了一段完整的华语演讲，让人眼前一亮。

　　小学时代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民主党候选人淡马亚医生也以华语发言，谈他对医药政策的看法。他的遣词用字与流畅的思绪，让不少人惊讶，甚至汗颜。

　　人民行动党方面，丹戎巴葛区领军人物陈振声，是少数能够像总理李显龙那样掌握英语、华语和马来语的政治人物，他的首场群众大会演讲就被人赞为迷你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行动党新人穆仁里也能以华语打招呼，并以马来语简单阐述想法。还有爱说广东话的英兰妮。

　　此外，行动党新人孙雪玲的福建话演讲，以金婚夫妻比喻政党与人民的关系，也颇受好评。

　　潮州怒汉刘程强在群众大会首日20分钟长的潮州话演讲，就像是潮州话活教材，铿锵的力道，机巧的辞令，在市镇会议题上予以回应。

　　另一边厢，国民团结党的美女候选人林彤臻也以漂亮的广东话，深情地阐述她对单亲妈妈权益问题的关心，令人印象深刻。

　　方言这时便不再只是诉诸谩骂和嘲讽语言，人们听见方言脱离草根，议政的可能。

　　群众大会里，英语方面也是纷呈的，像尚达曼优雅的英式英语，徐顺全魅力十足的美式腔调，以及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女王英语”（Queen's English），甚至是各路候选人不经意流露的Singlish，每一种语言在不同人的身上都展现了不同的生命力。群众大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语言大比拼的舞台，发挥政治讯唤的功能。

　　更有意思的是，从上届大选开始，部分政党便加入现场手语通译，让语言的概念更无远弗届了。

　　只是台下拍手叫好的时候，多少人会探问自己到底听得懂多少种语言，甚至有学习一门语言去了解其他社群的冲动？

　　不可否认的，在新加坡的政治语境里，英语始终是主流，成为其他语言最方便的译介，但对新加坡的非英语媒体而言，竞选期间是获取最多direct quotes（直接引用）的时机，记者终于可以摆脱翻译，直接摘录某人口中所言，用文字表述语言最灵动的瞬间。记者发问时也就务必先声夺人，让受访者首先以提问者的语言答复，少了日常作业非得以英语为先的包袱。

　　新加坡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在群众大会有了最耀眼的体现，但若这情景仅四五年才一出现，沦为表演，就实在太可惜了，毕竟语言是生活，是日常。

　　上个月本地华文诗人陈志锐、淡米尔文诗人拉塔、英文诗人丁宜瑞与马来文诗人阿扎尔办了新加坡诗歌节，请四语言诗人同台朗诵，让人们有机会在同一场合聆听不同语言之美，但或许还能做得更多一点。

　　语言就像液体，装在怎样的容器里，就呈怎样的形状。不同颜色的液体混在一起，静止时或许仍水脂分离，但只要搅动，水乳也能交融。

【小生之言66】文青时代

前一周到居銮参加“居銮再起风”文创节，在小山城和写作的前辈龚万辉、庄若打头阵，对谈“文青时代”。

刚接到题目，我诚惶诚恐，不知文青为何物，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经历了文青时代，不知从何准备，但经此一谈，却又对文青有了新的想法。

我是八十年代生，万辉七十年代，庄若六十年代，大家经历了不同时光，庄若和万辉谈到他们如何受当时的文学杂志的召唤，分享了他们如何求书若渴，到处寻找杂志里介绍的好书，或是期待一部电影的上映，抑或为找到一张Bob Dylan的专辑而欣喜若狂，进而慢慢养成一个文青，一个创作者。

我却在一个懵懂的氛围里成长，伴随着家用电脑的演进，从Pentium 133到现在的平板电脑，从56kb的接线网络，到现在4G无线上网。紧跟科技成长也就少了那份追求文艺的心思，我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关于翻版，我记得当时网上流行一个标语，就是要打倒一切收费网站——这难道不是一种年少的理想主义心理吗？对抗资本主义的极端表现。

主持人在对谈会上翻开一本杂志，给文青下了个定义，那是关于摇滚，关于反战，关于叛逆，与我所认知的文青相当不同。我一直以为，文青似乎一直给人以柔弱，不食人间烟火，害怕表露政治立场的形象，于是乎有了所谓的小清新，或文艺风的现象，更多是一种时尚潮流，如Lomo摄影机、黑框眼镜、素色服装和帆布鞋，笼统一点说，就是日本品牌MUJI予人的那种感觉，小资味道浓重。

庄若马上回应主持人，告诉大家，他的年代，文青的表现就是嬉皮士，大家都不修边幅；万辉则说，曾经害怕被归类为文青，仿佛文青是一句骂人的话。这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很玄妙，而今文青又火红起来了。

不过我们三位都提到了文青内在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不能仅仅靠外表。当然西方关于亚文化的研究，往往认为生活风格的表现，正是亚文化一种张扬的宣言。由外而内或许也不失是一种不错的介入方式。

关于文青的内涵，我想除了心思纤细，爱好文艺，关心社会现实，再加上一点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之外，一个文青应该是相当自觉，懂得内省，拒绝从俗，力求创新的吧。

我以一个在新马生活的华人来看，接受华文教育成长的我们，多少继承了儒家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有一点任侠的精神，因而文青不应该是犬儒的政治恐惧者，而是与社会紧密关联的一个有机存在，应该积极入世，而不是避世隐居，不关我事。

这几年马来西亚公民运动声势浩大，从2007年第一次Bersih净选盟“起义”起，许多年轻人部分族群加入运动，直到2012年4月28日的第三次运动，更是达到高潮，而下周一场大型集会又将点染街头。

公民运动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介入，以及理想主义的追求，潜移默化青年群体。我向来不喜欢人们惯性，甚至是惰性地把人简单以年代归类，致使七字辈、六年级、九零后这些语汇滥觞。如果文青是一种与在地现实紧密联系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不能以社会变迁与运动断代？以马来西亚为例，为什么就不能说烈火莫熄世代、净选世代？似乎这样表述能更直接传达时代青年的精神。

虽说这些运动主动无法带来太多实质的社会政治变革，但或许文青不同于愤青之处，在于文青有一种自省的深沉，文青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也带着怀疑，带着批判，因而文青永远要带着一股失落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