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几天前，办公室里起了小小的骚动。
副刊编辑同事余云姐拎了一叠蓝色硬皮书册摆到座位旁，大家好奇趋前看，原来是已故文学史家方修老先生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一套十本。她说，这全套才卖6.67元。大家先是错愕，然后再问清楚，确认不是一本6.67元，而是全套十本6.67元，各自低头换算，除下来，不可思议，一本才六毛六七。
当天办公室同事们便集体订购了十多套，我也买了一套，隔天书来了，握到手里，每一本都份量厚实，全新，精装本，蓝色封底，烫金的草书题字，摆到书架上，很有虚荣感，但却总觉得有点凄凉。
消息很快在文艺界传开，四处都是哀叹，热心人士组织起来到书局抢购，存货两天内几乎售罄。
主办“方修文学奖”的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告诉我，书商清仓促销是无可避免的商业行为，没人有权利制止，只是总令人感到可惜。
作家前辈怀鹰虽觉得难过，但认为这也不失为一次机会，让一些原本因大系价格高昂而怯步的读者，有机会买一套回家阅读。
后来打听，原来是书城的大众书局装修前清仓大促销，以至于有如此低价销售。
我写了一封信正式向大众书局查询事情缘由，第二天早上，对方一个经理来电，竟说大众集团主席周曾锷先生要亲自向我解释，我们约了在书城附近见面。
周先生写了一封中文函件递给我，也一边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形容这是件令他心痛之事，也要向已故的方修先生致歉，并对大众书局员工处理《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方式，感到难堪和失望。
周先生说自己并不知情，接到通知后，马上停止销售，最终这45套被促销的大系，卖出41套。
他说，会把剩下的四套捐赠给图书馆，以表敬意。
他也开玩笑地说，应该高价把这些卖出去的书收购回来才行。
我不语，只点头回应。
这套书在2000年二版重印了1000套，初版则在1972年印行。
周先生告诉我，为保书籍传世，当年他亲下指令要重印，也不在乎能不能赚钱，没想到职员竟然对方修先生的著作毫无认知，痛批“简直是胡闹！”
信中也提起了方修老先生与大众之间的渊源。1955年前后，大众创办人周星衢先生希望编订一套《马华新文学选集》，便请了方修先生主编。编到第四册时，大众香港总公司出版了一部《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周曾锷的二哥周曾钧认为，星马人也应该有能力出版属于自己的大系，于是再邀请方修先生主编，所以催生了这套巨著。
这套新文学大系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为起点，到1942年二战爆发，共收录理论批评二册、小说二册、戏剧一册、诗一册、散文一册、剧运特辑二册，以及出版史料一册，共十册，详尽收录马华新文学发芽初期23年的各种文章史料。
这次小小的骚动或仅是场误会，缘因大众员工轻率对待前辈作家的毕生心血，但关心文学的朋友无不痛心，进而思考文学现状之悲凉。
令人欣慰的是，还有热心的朋友及时抢救这批珍贵书籍，倒也算是找到了知音，毕竟这套书大概一般只有学究做学问研究时才会用上吧。
周先生也很诚挚地道歉，也希望能够弥补，或许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人重新认识方修，提倡文学的意义。
无论如何，传统纸媒、实体书业，尤其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中文书籍阅读市场的萎缩，这些或许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本因由。
如果书本值钱，书市景气，大概不会发生如此令人沮丧的事情。
前辈作家骆明对我说，或许本地的教育机构和华社领袖对文学的推动太过不足，以致无法从小培养读者，以致当下的难堪。
没有读者，文学就没有未来。
但我相信，读者始终是有的，因为我记得叶壹堂（Page One）结业前的最终清仓倾销活动，我记得大大小小我去过的书本甩卖大会，那些场景就像在书本的殓葬场里搜刮尸体，并且是人潮汹涌的搜刮大会，虽然对作者对出版业者而言，煞是可悲，但在消费时代里，读者也总是斤斤计较，贪小便宜。
而在那些殓葬场上，卑劣的我们是那么活跃快乐，一旦捡到宝，肯定要雀跃欢腾的。
唉，到底我也是个共谋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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