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题为“我认识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吗？”，后来想了想，还是“你认识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吗？”比较生动一些。
我不敢拿这些故事当真，毕竟要是事实，日本人早死光了，但我们不可否认核辐射的恐惧始终还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放下手头的小说创作，在三一一大地震海啸后积极参与反核运动。日本民众在三一一周年纪念期间走上街头抗议，日本朋友说，日本人到底是个内向的民族，走上街意味着忍无可忍了。马来西亚要在关丹经营世界最大的稀土厂，人们也意识到辐射的威胁，也群起走上街头抗议。辐射无色无臭，不知不觉便能侵入人体，长久积累出不敢预想的后果，无法掌握，因此我们恐惧，就像我们对癌症、爱之病莫名的恐惧。
于是我查询了一些资料，网上类似的论述早已传布天下，我也找到香港台湾等地的一些报道，报道早在去年便开始驳斥这些传言，若没有进入重灾区，空气中的微辐射量根本不足以危害人体。也有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以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亢进或癌症，医生仅要求病人半年内不要计划生育，单就去日本旅游数日就要在三到六年内避免生育，难免就是无稽之谈了。
东京旅游的时候，我把这些故事告诉日本的朋友，朋友一笑置之，但朋友不否认，说核危机刚爆发时，许多东京的妈妈因害怕辐射威胁孩子的成长而搬迁到更偏远的地方生活。刚好东京电力公司也提出报告，福岛核电厂辐射未除，维修人员依旧无法进入抢修，仿佛只能束手等待，现代文明、科学主义，那种超越自然的神话似乎荡然无存了，我们只能回归原始的恐慌之中。
寻思这些传闻的源头，我发现，没有一个告诉我故事的人有亲身体验的经历，总是说，“我朋友的朋友告诉我”，仿佛一棵枝节繁杂的大树，间中还纠缠着蔓藤、寄生植物，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非了。回想三一一地震海啸核危机刚爆发时，人们抢购碘盐、碘片的蒙昧，台湾媒体走到东岸等待海啸侵袭最终一脸失落的表情，不知道是在瞎胡闹个什么劲。远在千里之外，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徒增伤悲而已，一点也无助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我们尽把怜悯留给了自私自利的自己。
回到新加坡继续工作，警方召开记者会，恰恰谈的也是传闻。警方发言人强调，近来关于岛屿东部掳人的故事，许多情节都是道听途说的，不少出自姨表的远亲的朋友的弟弟之流之口。这些故事层出不穷，很遗憾我自己不曾收到类似的信息，但细细阅读下来，故事中除了充满对孩子的爱怜之外，“外籍拐徒”的形象竟不断被书写，仿佛已经不需要隐喻了，故事大可这般直接向受众质询这样的信息：“我们新加坡的孩子被外来者偷蒙拐骗了！”
世界瞬息万变，但传闻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功能，流传至今广为我们所用。汉代主流思想是天人感应，尤其玄学兴盛时，谶纬广泛被采用，官员会到处收集民间的预言故事以及童谣，作为占卜未来局势的依据。《三国演义》里出现这么一首童谣：“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被董卓用以合理化因兵败被迫迁都长安的窘境，政权可保无虞。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研究“疾病的隐喻”时，也指出，对疾病的恐惧之中，往往隐含着某种道德目的，从20世纪初的肺结核病一直到当代的爱之病，疾病的传闻背后总是隐藏道德批判，作为指导社会的功能指标。
如今我们又回到那死胡同里，以谣言凝造无意识，以丰富精彩的情节包装二元对立的无知，许多人因热心而成为传播仇恨的帮凶。
阮玲玉著名的控诉“人言可畏”，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载2012年4月8日《早报星期天》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