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薄般的大学生活

在白蘑菇蕈伞上用刀尖画一个叉，一百六十摄氏度烤大半个小时还不见它们咧嘴笑，底下的马铃薯依然生涩，时间快到了，只好把菇和马铃薯分离，在平底锅里直接把马铃薯炒熟，没想到兀自熟透了的灯笼椒几乎化掉，和香料搅在一起，很快就焦了，那味道，是许久没有下厨，氤氲而成，带焦涩的咸香。

幸好最后还是救了回来，搭两站巴士到朋友家，给简单的火锅晚餐加点料。

这种形式，几乎是大学生活的理所当然，大家逢年过节，在宿舍里，靠着电饭锅当火锅，必不可少地买来了香肠、娃娃菜、鱼丸、肉丸、豆薄、酿豆腐、鸡精块、冬粉、快熟面、零食、汽水、西瓜……，有时候兴致起来，可能会炒一两道菜，或是裹饺子，没有什么营养，但丰盛得可以。

最常聚会的地点在Hall 1的Block 13，南大校园最早的建筑物群里，南大湖后方丘陵地貌的顶端。我们几乎没有人住在那栋宿舍里，却因为那里保安把关最松，更兼底层有个宽敞的客厅，还有公厕、厨房，几乎是为我们而设的，不去就太可惜了，还有电视看。

每每将近二十人聚会，围着两个电饭煲，一个清汤，一个冬炎，边吃边玩牌，碰到新加坡国庆，还看现场转播的检阅礼最后的烟火表演，整个欢天喜地的日子。

大热天的还吃火锅，我们却始终乐此不疲。开饭前几个小时，几个先锋先约好到附近超市购物，每次准备好了菜单，最后还是即兴演出，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反正最后咕噜咕噜下肚，无坚不摧的年轻胃肠，很快就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消化干净，也没有人闹过肚子什么的。

这个平安夜，到菜厝港和大学同侪聚会，大家叫了外卖，订了火鸡，一边吃，一边聊起大学时代，每到凌晨，却总突然感到饥饿，简讯一传，住在同区域的，三五个人偷偷跑到其中一人的房里，搜刮快熟面，随便煮了加个蛋，再从公共厨房转移到房间里簌簌簌大吃起来，一点没有形象可言。

其实吃只是个借口，吃完了大家都不肯走，聊八卦，或即时上网找电影看，总是要弄得三更半夜了才肯离开，也不管天亮后有没有课，反正旷课也是一门大学必修课。

腆着大肚子，升级做准妈妈的V竟怀念起我做的辣沙。那年岁，从二姐那里知道一个不错的酱料牌子，先是咖喱酱，要先热锅将鸡肉炒香，再放入热辣辣的酱料干炒，让香气弥漫厨房，直到呛鼻惹泪才加入温水，最后放入椰浆慢慢搅和。下厨时挥舞锅铲的动作总能引来几句赞美，许是朋友们懂得夸耀会激起厨师莫名的本事这道理，毕竟成品如何，吃的人总还是自己，于是无论如何都少不了那拿捏得当，不至于太夸张的称赞，才好期盼一顿美食。

盖起锅子，然后大家就在一旁闲话，一面注意火候不要太猛，不要烧干了酱汁，厨房里一片闷热，汗涔涔地透了衣服，才总算大功告成。然后，随便炒个青菜，还有炒蛋，最后白饭捞咖喱，一餐就这样解决了。但这其实算是奢侈大餐了，后来人也倦怠，买来辣沙酱，煮一大锅就行了，不需要额外煮饭、炒菜，省去麻烦，大家也照旧吃得津津有味，那便是大学生活里最简单的幸福时光。

煮辣沙，佐料简单些，买点鱼饼、鱼圆，随便糊弄过去都行，但我总有坚持，一定要豆薄，豆薄是精髓所在，用它海绵般的身体，将所有酱汁的精华吸入体内，在放入嘴巴的刹那，迸发出最美妙的滋味，就像大学生活，我们用最单纯的方式，将每天填补课余时间的日常，无意识地攫入记忆深处，以待未来在忙碌的生活巨轮里，放慢脚步时可以细细品尝，让嘴角轻轻地扬起微笑。

而大厨是不需要洗碗的，所以我总乐于当大厨。

四分之一世纪进化论

【牛油书评07】戏聚百年的新加坡

　　阅读新加坡华文剧场的历史，仿佛阅读了新加坡社会思潮转变的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柯思仁副教授上个月推出了《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戏剧盒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联合出版）以非断代的方式，诉说新加坡华文戏剧的历史。
　　本书最大的发现，即是在史料当中发现早在1913年11月7日，一个由本地华社组织，以“耆英善社”为名的白话戏（现代意义的剧场演出），已在牛车水梨春园上演，是一场慈善演出，获得社会热烈反响。
　　这个发现将普遍认为新加坡本土华文戏剧起点的1919年，提早了六年，以至于有了百年的历史。
　　本书分五大部分，探讨现代戏剧的发生与成长、政治运动中的艺术开创、国家想象的同路与歧途、重新整合与认同的建构，以及新生代崛起的多元时代。
　　柯思仁在后记中表示，他并没有继承前人方修与杨松年教授惯用的分期发，这样的五大部分论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期”。
　　他说：“历史的发生，很多时候能够以某个或某组事件为重心，看到明确的阶段。不过，每个阶段也都是环环相扣，前一个事件还有后续，而下一个事件已经开始。因此，五个部分虽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时代的先后，我没有具体点出阶段的起讫，想要表达的是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前后时间不可分割的性质。”（页243）
　　本书不以剧本文学为讨论对象，罗列代表性剧演活动、剧团、戏剧人建构历史。
　　为什么说这是社会思潮演变的缩影，不得不由剧场活动的本身开始说起。剧场活动在19世纪初期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其社会性特色浓厚，往往被用作为教化工具，新思潮勃发的时代，人们利用戏剧教育观众以新思想，所以戏剧在新加坡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教育。
　　比如二战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活动，大多与抗战筹款有关，洋溢这侨民支援祖国的热情。
　　书中提到50年代新加坡“想象马来亚的热潮”，以南大戏剧会1958年演出《钗头凤》时出版的特辑为例，这份特辑内竟印有华文、英文与马来文三种语言的介绍，尝试向不讲华语的观众群伸出触角。
　　到了反殖时期，新加坡投入组建“马来西亚”的梦想，这些思潮的变化，也体现在戏剧活动上，比如许多戏剧演出的海报、特刊上，变成了华文与马来文的双语形式，而英文则在这股浪潮中被逼退。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意识以及具有本土意识风格的剧作也大量被生产出来。
　　柯思仁写道：“（这）显然是受到新加坡自治时代的到来，以及对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期待所促成。不少剧团的负责人和报章上的评论者，相继呼吁能够反映本地生活的剧本创作，并都指向加强马来亚意识、建设马来亚文化的目标。”（页98）
　　戏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亦成为各个党派用以宣扬理念的管道，书中指出，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其中央与各区支部成立戏剧组织，举行戏剧演出活动。而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剧作家王里莫属。
　　“王里的剧作往往表现与前者（具左翼色彩的民间剧团）对立的立场。《过去的年代（1969年，行动党直落亚逸支部演出）》塑造的华校生，曾经在50年代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觉悟是被煽动与利用……这些剧作，否定与批判学生的社会、政治参与，也宣扬政府的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页106）
　　即便如此，柯思仁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越来越多民间剧团展现出强烈的左倾路线，开始关注社会底层阶级的困境，“以阶级抗争的方式表现对社会形态的理想与憧憬。这种方向，与新加坡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的社会经济蓝图之间，发生直接的矛盾。”
　　在那个年代，许多左倾戏剧演出受到阻力，无法顺利演出，最终在1976年，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50名被指控涉及马来亚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人，戏剧界人士吴丽娟、郭宝崑等人被捕，这个左翼思潮主导的戏剧文化浪潮才来到终结，以致于80年代以降的戏剧发展有了不一样的面向。
　　70年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政府便渐渐主导了华文戏剧的重组过程。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政策，全国艺术理事会也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成立，国家文化奖也于1979年起开始颁发，肯定本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林晨、刘仁心、郑民威、郭宝崑与韩劳达几位资深戏剧界人士都先后获得文化奖肯定。
　　接着90年代便是新生代戏剧人的天下。
　　有趣的是这批20年前的新生代，依然是当下最活跃的戏剧界人士，他们大多以全职剧团的方式继续各自的戏剧事业，这是与前代大多民办团体非常不同之处，而他们的演出也更加多元，百花齐放。
　　这部史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了新加坡华文剧场100年来的发展变化，作者排列史料，减少评论，希望读者能够更抽离地审视历史，但作者自己也透露“无可避免的是，在史料的编排与呈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显示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历史，终于又有了新的梳理。
　　至于本书中提出的新史料虽然重新发现了戏剧史，但仍有诸多疑问暂时无法得到解答，诚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执行总监李楚琳在序中提到：“美名耆英善社的富豪会团在一百年前筹款赈灾时，为何舍弃了戏曲唱念做打的格式，偏选采用对话方式的白话新剧呢？……我看完了本书初稿，很想知道更多有关的事情，但愿后人再接再厉。”（页III）

【牛油乐评】合唱：古典与民族性

　　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以巴哈作于1727年的“Singet der Herrn ei neues Lied”（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揭开序幕，26名歌手被划分为两个合唱团，在四个乐章间不断对话，来回荡漾，像延绵不绝的波涛舞动。
　　合唱团将遍布于巴洛克时代合唱音乐中的短小切分音轻巧有弹性地演绎，让这些此起彼落的音符编织起巴哈对新时代的期盼。
　　上周五（13日）的音乐会，结合了古典与现代合唱精品，也令人惊艳于爱沙尼亚民族音乐的张力。如果要挑瑕疵，合唱团的女高音在几首经典乐曲的最高音部分仍处理得不够尽善完美，音色无法统一，乍听下会有裂帛的岔音，但整体而言，精准的和声与坚实的唱功，已发挥出人声最纯粹的魅力。
　　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优良的反响环境中演唱，最能体现出人声的优美，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在演唱布拉姆斯“Warum ist das Licht Gegeben”（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时，每一次探问为什么（Warum），那一大一小的声量对比，以及精准的和声，一次探问便是一次悠远的禅响，和声在空中共振散发，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如果说经典歌曲的训练让合唱团的本质有了逻辑性与深度，那么追索各自民族性的特色便使得一个合唱团有了鲜活的面貌与色彩。
　　寻找民族个性，已是世界合唱的大势，也是当代作曲家试笔的方向。
　　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指挥库乐耶斯特（Tonu Kaljuste）这次带来了他合作已久的爱沙尼亚作曲家Arvo Part及Veljo Tormis的音乐。前者善于宗教音乐，后者热衷于挖掘爱沙尼亚本土特性。
　　下半场最后一组歌曲便是Veljo Tormis编写的“Jaanilaulud”（圣约翰日组曲）及“Raua Needmine”（诅咒铁）。
　　演唱“Raua Needmine”时，库乐耶斯特掌起皮鼓，一面挥棒一面指挥。
　　歌曲由一名男高音及一名男低音领唱，但与其说领唱，不如说两人是在念咒语的巫师。这首长达10分钟的诅咒之歌听起来神秘阴森，歌曲虽然写于1972年，但仍十足前卫，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的诠释更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但有时候转念一想，民族性即是表演性，这样的歌曲，在合唱世界备受欢迎，一方面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陌生化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却在滥觞后变得有点哗众取宠。
　　不可否认，这场音乐会演出的都是高难度曲目，如此高水平的合唱演出实在难得。
　　在一阵阵掌声如雷后，合唱团最后带来安可曲子，传统的圣诞福音“Es ist ein Ros' entsprungen”（一朵玫瑰盛放），合唱团轻轻地哼，不带歌词，指挥半转过身来，想引导观众一起歌唱，可惜这里不是欧洲，观众或不熟悉，或太过羞涩，音乐会便在这优美的哼鸣和声中来到尾声。

【小生之言41】猜测一种：我干杯你随意

总觉得禁酒令的颁发有种未审先判的误导性，好像一切都是酒在作祟，以符合孤立事件的调子。

　　其实，大家并不否认这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等着调查委员会深入研究这起事件。只是酒禁得了一时，禁不了一世，酒虽乱性，但在这个自由市场里，酒是消费品，政府也从中抽税获益，大概是禁之不绝的，像香烟，别在有盖的地方抽烟。

　　自由市场里每个人都有买醉抽烟的自由意志。

　　我说的是上个星期天晚上小印度发生的事件，我不想用“暴动”，毕竟这个词汇太确切、太震撼，足以牵动人心，以致模糊焦点。

　　英文单词“riot”，可以解释为暴动、骚乱、纠众闹事等等，每个中文翻译之间或多或少有着程度上的差异，那天晚上看着面簿上的报道，那些照片，初以为是紧急演习，直到比对各家报社的报道后，才惊觉愤怒人群推翻警车烧毁救护车的事，竟真实地发生在这座岛国的核心位置。

　　而“暴动”一词，很快地占据了主导的判断位置。

　　当下在面簿和师长们谈论此事，大家都提出，不应只看表象中的暴力，而应该反思事件背后深远的社会文化矛盾与冲突。

　　许多评论也开始谈论南亚裔客工在新加坡受到剥削与歧视的现状，思考或许是因为长期积压的不满，在这次不幸的致命车祸中来到临界点。

　　过去三年，作为半个人力课题采访专线的记者，我偶有接触南亚裔客工，探查他们面对的生活问题。接触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很简单直接的人，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借了大笔中介费来到新加坡，吃苦耐劳，吃了雇主的亏也总是选择缄默，只希望可以达到目标赚钱糊口。

　　他们也是重感情的一群。我报道过许多客工客死异乡的事件，也参与过他们简单的入殓送别仪式，总是大批工友挥泪相送，可以感受到同乡间浓厚的羁绊。

　　是什么让这些在雇主眼中温良安分的客工群体在一夕之间失控，从砸车，到袭击警车、救护车，乃至深入现场的摄影记者也受到威胁？

　　是33岁印度籍建筑客工萨蒂威尔（Sakthivel Kumaravelu）之死吗？（他的死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是客工长期压抑后的集体爆发吗？

　　是有心人煽动的结果吗？

　　还是酒神的迷惑？

　　真相是什么，恐怕还有待一段很长的司法程序才能一点一点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唯可喜的是，这次事件对比去年年底SMRT中国籍司机事件，虽然歧视性的谩骂依然存在，但舆论出现更多关怀，呼吁理性的声音从官方至民间，缓和了事件发酵的速度，也有民间团体主动为死者筹款，为悲剧补上一丝温情。

　　小印度向来以其异国情调在这座城邦国家占据独特地位，19世纪开始，南亚裔移民因买卖黄牛的生意开始迁入实龙岗路一带，直到20世纪初期爆发疫情，国际黄牛交易受到毁灭性的禁绝，淡出市场，小印度才扩大了住宅空间，开拓新的生意模式。

　　新加坡建国后，六七零年代陆续发展组屋，许多小印度的原居民迁离，使得这块商业圈更加纯粹，成为新加坡南亚裔人口的集散地。

　　千禧年至今，新加坡丝毫没有停下基础建设的脚步，大量南亚裔的工人来到这块土地挥洒汗水，冒着生命危险建筑城市的辉煌，无论住在岛屿何方，小印度始终是他们放松身心的乐园，尤其周末，小印度巷陌里汽车寸步难行，逐渐增加的人数，就快挤爆这个原已十分热闹的地方。

　　和一般新加坡人一样，放工饮酒也是南亚裔客工放松自己的方式之一，但我们总能听到居民投诉客工酒后喧哗，令人担心安全之类的论调，其实这个问题存在于所有买醉场所的周遭，并不止于小印度，或喝酒的南亚裔工人。

　　最大的问题是，小印度的族群划分特性，让聚集到此的南亚裔客工感到家乡般的熟悉，却无形间阻碍了新加坡原本多元并存的文化交流，长久下去只有越来越封闭。

　　如果形容这次骚乱是一次文化空间误置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进而解释冲突的起因可能是群众自身原乡经验里对公职人员缺乏信任的投射与反应？

　　人力部建议客工宿舍为客工主办更多活动，一方面希望分散小印度的人潮，避免事件再次发生，另也有人重提要将客工集中在裕廊岛的论调，反过来想，这不正是福柯空间论述里面的群体隔离方式？将某个群体排除在大众的视线，制造平静的假象，久而久之，只有进一步制造族群隔阂，也漠视了客工的权益。

　　建立互信，促进移民与客工融入社会才是当务之急，毕竟小印度禁酒了，人们大可到白沙浮喝上几杯。
　　

【牛油专题】历代文青照过来

载2013年12月8日《早报星期天·周刊》

序：

　　该如何定义文艺青年这个群体？不同时代恐怕有不同的诠释。
　　20世纪初的文青，可能指的是那群富有五四精神的年轻人，谈新文学新作风。到了二战前后，文青又与民族主义热情息息相关，再到了60、70年代，文青与文化热忱依旧脱不了关系。
　　8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改变，尤其在新加坡的语境里，语言政策的改变，让华文教育为背景的文青感到了切身的变化，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文青教育背景不同，大多都是双语人才，思维和接触信息的方式也都不同。
　　互联网在千禧年前后开始发挥影响，文青结社出版也有更多的平台，文青生态其实更多元。吊诡的是，在新加坡务实主义的氛围里，文艺气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人们的消遣娱乐选择更多了，文艺变成一种很小众的活动，加上华文的非主导地位，文艺活动已不再是上世纪的全民热潮，以至于有人大声疾呼：“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
　　可喜的是，华文文青并没有湮灭，文青活动还是不时出现在人们眼前，只是规模比较小了，影响力也比较小，但并不代表一切归零。
　　南洋理工大学最近一批学生自组“新文潮文学社”，费时一年出版了半年刊《Why Not 不为什么》文学杂志，并坚持以印刷品出版，虽然刚起步，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多少世代前文青前辈们所秉持的，不也是一样的初衷吗？
　　或许文青的共性，第一是文学艺术，第二是文字所承载的精神。他们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启发，进而透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发扬自己的想法。
　　文青结社、办刊物、搞文艺活动，无非是想分享心中信念，可能有时候是一种使命感，可能有时候又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态，无论什么念想，其实并没有高下，只有热情的持续与延烧，有星火燎原的时候（如50、60年代建国热情高涨的年代，左翼右翼思潮的碰撞年代），当然也就有光烛残影的时候。


1970年代：周维介

　　上世纪70年代，南洋大学是培育文青的大基地，杜南发、潘正镭、周维介都是那时候浸濡南大的年轻诗人。
　　点子很多的周维介（61岁，华语文中心创办人），从学生时代到青壮时代，一直活跃于文艺活动。他说，70年代是一个文艺杂志蓬勃出版的年代，他举例，单单南大中文学会就推出了学生报《旱雷》、《中国语文学报》和《北斗》。
　　“一个学会可以有这种精力去推动，是一种文化热情。”
　　他说，每次考试前他和同学却仍聚集在丹戎巴葛俊源街的印刷厂，处理刊物付梓印刷。
　　此外，各大中学、初级学院自五六十年代起，也积极出版各自的校园刊物，这些刊物大多对外流通。周维介毕业后到国初教书，当时中文学会学生策划出版了《晨曦》，他便带着学生到各校“推销”，或互相交换刊物，以至于他的办公桌底下都是各校出版的刊物。他说，当时限制较少，各校师长都很支持文艺活动，但现在环境所限，涉及书籍买卖，教师比较难在课堂内推荐或代售这些刊物。
　　那个时代，人们消遣活动较少，电视也还不普及，阅读是学生们很重要的选择。周维介说，当时有一种他们称为“广告车”的流动书摊，每周固定时间在不同的小学附近摆卖书本，凡有流动书摊学生们便会提早到校，没钱买书就站在书摊阅读。
　　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d）一带当时有许多学府如莱佛士学院、圣尼各拉中学等，且沿街都是中英文书店，阅读氛围非常蓬勃，直到后来政府将学校迁出市区，书店纷纷倒闭，曾经的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后来，新加坡管理大学在书城附近开辟校园，加上周边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勿拉士峇沙一带渐成为艺术文化街区。但观察几年后，周维介发现这个文化街区不够蓬勃，“在台湾的话，文化气氛浓厚的小店会慢慢迁入，渐渐形成文化生态圈，但新加坡好像又不一样。”
　　文青时代除了创刊写诗，周维介和朋友们还积极推动“诗乐”，诗乐可算是新谣的前奏。他们曾邀请台湾民歌歌手杨祖珺、吴楚楚到新加坡演唱本地诗人作曲家编写的诗乐，获得很大反响。
　　他也将诗乐的录音寄给台湾作家三毛，结果三毛将卡带介绍给台湾的一家电台，由主播凌晨播出，竟引起台湾听众共鸣。周维介说，后来三毛寄来一大袋读者来信，令人振奋。
　　到了80年代，周维介与身边的文青依旧活跃，他在杨松年教授的牵线下，在阿裕尼联络所旗下成立了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出版文艺杂志《同温层》，并在1982年初举办了“面对我们的文学史”展览。
　　周维介说，当时野心很大，不想局限在单调的平面展览，于是决心动手做许多立体模型，让展览更丰富。同时也请了书法家吕振端挥毫，但字样太小，他们必须在烈日下，在联络所篮球场用投影机放大字体，勾写到大布条上。
　　展览成功举行，后来还受邀到南洋商报展览，接着又受雪兰莪华人大会堂邀请，北上吉隆坡展出。
　　周维介笑说，当时白天上班晚上到联络所，周末甚至不回家，完成展览简直“元气大伤”，但这就是年轻时代一往无前的魄力，深具满足感。
　　纵观新加坡文艺氛围的变迁，周维介发现，无论文学、剧场、美术、舞蹈等领域，总能看见华语源流艺术家的身影，“我相信这种现象说明，文化还是得靠母语来推动。”


1980年代：柯思仁

　　1988年年末，本报《文艺城》推出年轻族群系列，每期一大版介绍当时深具潜力的文艺青年，一连介绍12个青年才俊，包括柯思仁、梁文福、蔡深江、殷宋玮、韦铜雀、圆醉之等人，他们现在大多仍活跃于新华文坛与学术领域。
　　谈起自己的文青时代，现已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柯思仁副教授（49岁）说，80年代的校园文艺风气非常盛，不是现在可比。
　　柯思仁在公教中学与华中初级学院上学，师长中许多是上一代文青，如现任文艺协会名誉主席骆明、白荷、冯焕好、陈田启等作家。师长们推荐文学作品，介绍学生投稿，开启了写作兴趣。中二中三的柯思仁开始投稿《南洋商报·学府春秋》，他还记得第一次领稿费7块钱，是笔不小的数目。
　　接着，他便把眼界放在两大报副刊《文林》与《世纪风》。他说，那时候副刊文艺版是很高的指标，年轻人能把文章刊载到副刊是很大的肯定，仿佛进入了文坛。
　　他与梁文福同窗十年，两人经常一起参加文学奖比赛，一起参加文艺活动，“我们算是当时一起出道的文艺青年。”
　　那一代的文青，有不少是领教育部奖学金到台湾深造的，如柯思仁、蔡深江、黄木水等人。柯思仁更是第一位成为台湾大学中文系系刊《新潮》主编的新加坡人，他所编的《新潮》当时还获得全台湾大专刊物首奖。接着，每三五年又出现新加坡学生当主编，表现非常卓越。
　　当时，台湾正处在解严前夕，文化思潮暗流汹涌，小剧场运动、新电影浪潮，《联合文学》、《当代》文学杂志也在那时期创刊，柯思仁说，对他们这代留学生而言，是巨大的滋养与震撼，“只能说‘生逢其时’。”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柯思仁依然活跃于文艺与剧场界。他认为培养文青，需要副刊、期刊、杂志等发表空间；二是能把文青聚集起来的文艺活动，如八九十年代本报主办的国际文艺营；三则是各种文学奖项，如金狮奖便造就了希尼尔、张曦娜、谢裕民、潘正镭等作家。
　　柯思仁说，这一代文青较少参与社团，但在1994年，作家协会集合了他、梁文福、韦铜雀、沈鹰、李慧玲等创办了《后来》杂志。
　　除了办刊，年轻的柯思仁在工作之余，还积极筹办文学奖。90年代他以华初校友会的名义，主导了“狮城扶轮文学奖”，公开予本地中学及大专生参赛，后来扩大到马来西亚和文莱。
　　他说，当时他们与扶轮社会员洽商，这些人都是大商贾，必须拿出详细计划说服出资赞助，说明这是可行的活动，最终才促成了这项民办的文学奖。反观当下，文学奖主要由官方机构赞助、主办。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项文学奖的，不乏大家熟知的作家，如黄凯德、郑景祥、潘家福，以及马来西亚的陈大为与钟怡雯，可见其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后来，他也与李慧玲合力主导了“华岭学生散文奖”，继续鼓励年轻一辈创作。
　　柯思仁说：“真是一时多少豪杰。这些奖项和活动，都是后来文学场域的前奏。比赛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我当时希望能为下一代文青开拓平台，给他们更多肯定。”
　　他说，文学奖有很多层次，有最高荣耀的，如金笔奖，或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但不会让很多人得奖。另一种则是维持文学素质，但让更多写作爱好者有能见度，这就是他当时的初衷。
　　柯思仁认为，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必须有人在背后推动，才能创造新气象。


1990年代：陈志锐

　　谈起文青课题，诗人陈志锐（40岁，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问的第一句是：“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
　　陈志锐是第一届语言特选课程的学生，他说，当时选修课程的大多是本地同学，大家对华文确实充满热忱，同学间经常分享创作，相互点评。但这几年的观察，他发现，课程里本地学生的比率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个现象也不仅出现在语言特选课程，近年大专文学奖、新蕾奖的得奖者，绝大部分也非本地学生，以至于有了“新”秀组，鼓励新加坡公民创作。
　　陈志锐认为，教师其实站在文学教育的第一线，当年他的华文老师李白杨介绍了许多课外文学作品，让他们开拓眼界。他说，近年偶会听见教师说行政工作压倒教学工作，但他认为，只要有热情，在基本的教学中给学生多一些额外的文学滋养，学生是能够感受并接受的。
　　中学时代，陈志锐也是本报学生通讯员，有机会接触编辑《天空》，对他日后的文青生活颇多帮助。
　　他就读华初的时候也主编《华韵》，甚至把那时候的“华苑文林”改成小茶馆的模样，洋溢着浓浓的华族文化气息。
　　陈志锐这代文青，大概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
　　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兴起，陈志锐与同好们大概是本地首批成立网络刊物的文青。当时他们获得南洋理工大学的赞助，获得一个免费的网络空间，于是创立“大运河”，将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挂上网。
　　“上网最实际，不用钱。”
　　此外，他们也办了《身土不二》文学杂志，不定期出版了三期。
　　陈志锐自豪地说，这本刊物虽然短命，但听说有一本曾流传到了台北名校北一女，启发了一些学生以此为蓝本办刊。
　　1998年他从台湾学成归来不久，便受本报《文艺城》编辑林迪夫邀请，与陶宗旺、黄浩威、周德成、叶孝忠等年轻写作人参加《文艺城》文学座谈会，以“年轻的声音”畅谈新华文学。
　　陈志锐说，很感谢当时的编辑给年轻一代机会，对默默无闻刚起步的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帮助。他认为报章副刊文艺版是非常重要的园地。
　　年轻时的他几乎天天坚持写作，发愿一天要读完一本书，然后废寝忘食地阅读什么也不管，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很疯狂。
　　陈志锐目前带着四名本地学生参与华文创意写作计划，他说，这批年轻写作人其实很具潜力，只可惜总体人数还是太少。
　　他也认为现在民办的文学奖太少，没有办法激励学生写作。此外，新加坡的华文青少年出版也不足，找不到多少适合青少年的文学读物。为此，今年初他应玲子传媒之邀出版了少年小说《打嗝的亲情》，希望填补这个真空。


2000年代：曾昭程

　　文青这个词，对90年代末千禧年之初求学的曾昭程来说，是鲜少听闻的名词。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攻读博士的他说，自己曾一度认真写作，但从未将自己看作是“文青”。
　　他接受电邮访问时说：“我自己对文青的联想，要么是五四前后投身社会运动，期冀通过文学实践改造国家社会，实现个人理想的知识青年；要么是今天纷繁表达形式中仍选择经营文艺创作的年轻人。后者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有时也指涉某种留意潮流时尚的文化姿态，兼或某种追求生活品味的价值观。”
　　他认为，这两种形象均和他的经验不符。他90年代后期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创作，那时的岛国相当安定，他和同侪也许因而都没成为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
　　至于喜欢创作，他觉得，当时文学无须面对其他表达媒介，如短片或摄影等的竞争，而成为许多学生创作者的管道，因而也就少了今天“文青”偶尔沾染到的小资情调。
阅读、创作皆可中可英
　　文青来到曾昭程这个世代，因为语言政策的改变，他们自小接受双语教育，他们的阅读可中可英，因此在创作时能有所选择。
　　2001年他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回国后，开始服兵役，但周末离营时仍经常跑各中英文书店，如博德斯（Borders）、纪伊国屋、百胜楼、草根书室等。“也许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汲取的文学养分也不执着于中文，只要作品好看一般都能看完。”
　　当时，恰逢本地剧场蓬勃发展，他也和华初时期搞演出的老同学追看了不少华英语戏剧表演。“我当时觉得岛国比起我离开去念大学时（1997年），在文艺活动方面变得更丰富多元。但如今回想起来，讨论的空间其实不足，语文的鸿沟也越加明显。英语的活动无论是对受众的号召力，议题的多元性以及讨论的素质，都已超越华语节目。”
　　此外，曾昭程也是网上诗社“异质诗社”的创社成员。诗社于2003年4月1日注册成立，十位创社成员是：陈华彪、张愫玲、林容婵、方伟成、刘燕燕、曾昭程、陶宗旺、杨伟宁、邓倩兮、阮子源、黄凯德、黄浩威与陈志锐，都是当时年轻有为的文学青年。
　　这个诗社也出版诗刊《异质诗刊》，以中文为主，但也接受其他语文作品，唯会请人翻译为华文。
　　曾昭程也参与了诗社诗歌合集《潘朵拉的任意门》的编委工作（本句报道有误，已修正）。他说，参与诗社比较像是自觉地希望延续高中时期就十分享受的文学生活，朋友见面时会谈阅读和写作经验，也会相互分享作品，给予意见。
　　异质诗社活跃时期常在学校和社区举办讲座或工作坊，如2004年在南洋女中的“周末两点档”，2006年新加坡美术馆的“文学101周末部落”，虽然反应并不热烈，但还是展现了诗社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力。
　　诗社现在已解散，而成员大多留在本地文教界工作。
　　曾昭程认为，新加坡应该采取文学教育，不应在课程安排上让文学课程成为一般人高攀不起的类别，而是通过普及文学勾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他说：“岛国的现实生活为何总让许多创作者最后掉队（包括我自己），抑或我们为何那么不经意地就放弃写作？掉队的现象在正常的文学生态里很自然，但我们得寄望校园里的文学教育，让新人一代一代通过文学表达思想，这样才能打造和维系一个社会集体的人文记忆。”
　　他说，当越来越多人见面时很自然地互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那种景况就是他最向往的文青生活。


2010年代：陈维彪

　　对新科金笔奖华文诗歌组首奖得主陈维彪（27岁）而言，华文文青群体在当下的新加坡，的确很少见。
　　他的文青圈子其实很“双语”。
　　陈维彪说，周末时候经常与朋友聚会，他形容这些朋友比较“怪胎”，不喜欢上餐馆吃饭，不喜欢去商场逛街，他们的聚会最后演变成到处野餐，比如在新加坡植物园，有时甚至远离城市到圣约翰岛去。聚会时，他们各自带朋友参与，谈天说地，陈维彪若有新诗作，也会拿出来朗读分享。
　　他说，即便朋友不擅长华文，也会认真听，认真提问。
　　陈维彪也参加一些本地英语社群主办的文青活动，如每月的“Books & Beer”，与同好喝酒交换书本。还有“Tete a Tete Language Table”活动，聚会者围坐一桌，以特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交谈。
　　这些年轻有活力的活动，在华语社群中相当难觅，陈维彪认为，新加坡的华语社群好像有许多包袱，让这个语言变得太沉重，其实只要改变想法，华语也可以很好玩，也不失内涵。
　　此外，英文独立书店如精选书局（Select Books）及Books Actually，不时会举办导读活动，英语文青的活动十分热闹，反观华文书店就比较冷淡。
　　他认为，导读是非常重要的引导过程，作品不仅需要有人写，还需要有人去评论，才能激发读者阅读。
　　陈维彪也曾是异质诗社社员，初院时期他是语文特选课程学生，受老师启发，产生了写作兴趣。后来他短暂成为本地诗人黄广青的助理，在黑箱剧场工作，让他的文青生活多姿多彩，也有更多震撼。


2010年代：汪来昇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新新华文文青组织是去年刚成立的“新文潮文学社”。社长是年轻诗人汪来昇（26岁），成员包括陈文慧（22岁）、沙怡靖（24岁）、房振坤（22岁）、郑伊婷（22岁）及邱勇康（21岁），除了房振坤外，其他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他们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但这个文学社却不附属于学校。
　　这群年轻人今年10月推出了半年刊文学杂志《Why Not不为什么》，虽然不支稿费，但仍收到不少新马资深及年轻作家的作品，当中包括作家协会会长希尼尔与马华知名作家黎紫书。
　　这本杂志坚持以实体出版，一反新新人类纵横网络空间的模式，回到早前文青的路子，只因为他们认为，实体出版比较庄严。
　　汪来昇说，文青应该具备深刻的批判性思考，也必须充满积极的人文关怀。文青须具有“时代意义”，懂得继承即是颠覆传统，又懂得自处，有计划，能自给自足，而自古不变的，文青应该喜欢“阅读”，有理想，也勇于“做梦”。
　　他说，创社创刊或能体现上述这种“新文青”的态度，但他觉得创社办刊的过程，尤其经费来源、市场因素等问题，总让他身心疲惫，而疏于课业和自己的创作。
　　欣慰的是，他认识了一批年轻的写作人。他认为，这本刊物或许正培养着一种新的创作氛围。
　　汪来昇坦言，自己成长在一个英化的环境，虽然喜欢华文，但中学时代完全不敢发声，仿佛喜欢华文的新加坡人是怪胎，直到他进入南大中文系，才渐渐找回自己。
　　谈到文青空间，汪来昇说：“我很羡慕台湾诗歌节近期的各项活动，其中有诗人在快餐店前摆上一个牌子写上‘诗跑路了’，然后朗诵诗歌，还有画家在旁作画。我想，就算芳林公园、购物中心、组屋楼下、画廊、漫画店，甚至在警察局前，都可以办‘文青活动’，新加坡缺乏的是让文学更自由发挥和创意的空间，而不是建了多少实体高级建筑。”
　　时代变迁，汪来昇对文青前辈的文青生活诸多向往，比如在南大湖畔写诗，唱新谣，卖文为生……但这些仿佛已经难以再续。
　　或许新新时代的文青就应该有新的方向与体悟，无须拘泥过去，要思考如何开创未来。


采访后记

　　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个专题没有办法再往前追溯，只能专注于70年代以后的文青生活。
　　从这四五十年的文青氛围变化中，我们或许也能有所启发。良好的大环境的确能够培养一波又一波的文青浪潮，但新加坡这座岛屿有其特别之处，当谈及华文文青时，又得牵扯上国家语言政策、教育体系，以及新新时代阅读风气不振的多重因素，像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境地。
　　物质生活的优越以及追求，逐渐放缓人们投入文艺的步伐，如是观之，新华文坛其实近年不少曾经的文青，在为生活奋斗多年后，终于在退休日子里重拾笔杆，一些新的文学会社也都由资深作家领衔。“现在还有华文文青吗？”这个大哉问，恐怕也不无来由。
　　记者请教了作家流苏，她目前正在撰写有关新加坡现代主义的博士论文。她说，各个时代都有一批年轻作家冒起，有时候与老前辈的信念南辕北辙，就不免引起文坛笔战，但也蔚为一时风景。
　　比如说1990年出版的《风见鸡》杂志，当中健将蔡深江、黄广青等人创作内容艰涩、形式奇异的作品，深受台湾现在主义思潮影响，颠覆性很强，虽只出版了两期，但引起了不少波澜，让人印象深刻。
　　流苏也观察到，纵观新加坡文坛历史，活跃的文青中，女性的比例相对小，活跃者当属莫邪、非心等人，这也是新加坡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她也发现，许多本地新一代文青，最后都选择考取更高学位，越来越精英化。
　　另一方面，去年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到访新加坡，以十个关键词谈新加坡，关键词大多与文艺息息相关，其中一项“孤岛遗民”中，他以希尼尔和谢裕民两兄弟的创作为主轴，看他们如何思考新加坡人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思索新加坡的孤岛状态并总结南洋经验。
　　而他们兄弟两人，也正是80年代的文青代表，获奖无数，备受肯定，至今仍活跃于文坛。
　　另一个关键词则是“新谣”，亦是一代文青发光发热的热闹日子。
　　但我想说的是，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到底还有多少人在乎？
　　年轻作家的叛逆，与前辈作家的矛盾，好像很和谐地淹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不曾发生，文艺好像没有办法引起人们兴趣。就连金笔奖，关注的人到底有多少？
　　此外，文艺评论人也难以寻觅，能见度较高的当属作家林高，他致力于评论新华文学，但仍是杯水车薪。报章副刊的影响力也在新媒体竞争的大环境下式微，除了加强教育外，还能怎么培养新一代华文文青？
　　柯思仁受访时说，人是关键，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推手，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推手又会是谁呢？
　　我们不能马上提出解答，但希望这能供人借鉴，也成为反思的契机。

【小生之言40】粉饰

漆匠粉刷着写上“太平里”的拱门，这是《马路天使》里极尽讽刺的一幕。
　　上世纪30年代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讲述围绕着周璇这个“天涯歌女”几个底层人物的困苦命途。卖身、赎身、恋爱、潜逃、死亡，种种意象构筑了“马路天使”的沉沦与升华。那幕“粉饰太平”，则道尽了繁华上海的虚伪。五光十色背后，是一代低下阶层的悲苦生活，每个人都为金钱与权力所压迫，正义总得不到伸张。
　　最近在我新山老家附近百合花园一个废弃建筑的转角，也来了几名漆工，拿着滚轴将一幅幅壁画／涂鸦抹去。
　　那原是一栋三层楼的家具店，一两年前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余下残垣。两个月前吧，人们发现废弃店屋的粉墙添上了两个乐高人物画像，向着大马路的那面墙，是一个乐高女子，拎着个提包。面向后巷转角的那面墙，则画上了一个持刀的匪徒。
　　民间称这幅画作《转角遇到匪》，民众争相前来合影，原来这是立陶宛街头艺术家扎恰雷维奇的杰作。扎恰雷维奇之前在槟城乔治市创作一系列巨型壁画，掀起风潮，带动当地旅游，这次移师受委到新山郊区作画，附近居民更是乐见城市一隅增添色彩。
　　不过这幅画还是惹了麻烦。
　　政治人物开口了，说这幅画政治不正确，影射新山治安败坏，放大新山治安问题，影响了新山的形象，在报章上吵翻天，有人趁夜在乐高匪徒画像旁画了一个乐高警察黄雀在后，想要政治正确化，但最终新山市政府还是指“不恰当地点作画”，而将壁画一笔粉饰干净。
　　这看似耍孩子脾气的举动惹来民间争议，很快有人复印了巨型海报，在新山各处贴上《转角遇到匪》的复印件，也有蛋糕店制作了《转角遇到匪》形象的蛋糕，声援艺术家的创作，默默抵抗市政府强硬的行为。
　　街头艺术与涂鸦仅是一线之差，有心人怎么定义就能以正当的名义消除或保留这些作品，那不在话下，只是新山市政府的行动太具针对性，有了多重标准之嫌，落下话柄。人们嘲讽市政府怎么容忍得了大耳窿到处张贴借贷海报、公厕公巴遭涂鸦上阳具等不雅图案，反倒不能容忍一幅《转角遇到匪》，落下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
　　市政府的做法看似小孩子闹脾气，从另一层面看，不妨解读为对艺术创作者的警示，企图设下底线，杀鸡儆猴，但在这21世纪的天空底下，创作自由无远弗届，谁又阻止得了谁？
　　壁画被清除后，很快地，壁画所在附近发生了连串事故，有匪徒闯入围篱社区不遂打伤保安人员，一名20多岁的电讯公司女职员也当街遭电单车攫夺并抢走手提袋。
　　事实摆在眼前，现实总是讽刺的，墙壁粉刷干净后，治安问题仍没有得到改善。新山这座罪恶之城的印象绝非一两幅画所能构成，而是积年累月的恐惧所凝集而成的集体认知，而非集体想象。
　　有人笑言，新山人根本不需要身份证，只要被打抢了一次，你就是真正的新山人了。这是多么叫人痛心的玩笑话，而这种玩笑竟还是天天在上演，轻则破财消灾，重则伤残，甚至死亡，生活犹如梦魇。
　　如今新山是马来西亚重点发展的城市，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投入几千亿的投资，无怪乎市政府如此担心形象问题，只是相由心生，一座城市的面目不仅仅是街景的铺排，城市的面容由市民生活所编织而成，市民的喜乐悲苦都反映在城市的面目之中，这些都是藻饰不来的。

类似厌食症的布尔乔亚式轻吟

                胆汁是黄黄色的浓稠液体，当它在一个早晨洗浴声琳琅响的浴室里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刻，有一种很凄凉的苦涩，我大抵知道我确实是病了。

11月中旬从初冬的莫斯科回到赤道线，迎接我的并不是和煦的阳光，柔佛海峡两岸都沉浸在阴雨的灰色之中，长命雨啊，下个不停，我下飞机的那刻，突然觉得赤道的温度可能比莫斯科摄氏一度的感觉还要冷，有一种透进身体内部的寒，或也是因为脱下卫生衣羽绒服的关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热带的雨季逮个正着，而半岛东岸的地区也全被雨水浇成片片汪洋。

                两个多星期里瘦了五公斤，公司内设那位家庭医生还有姐姐介绍的那位名中医师都纳闷是不是我家里的磅秤坏了，搞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直到那个每日递减的数字以小数点一位的精确程度提醒我，我才发现，那些医生原只不过是嘴上的猜测，对我没有诚挚的关怀，我的证词没有被法官在下判时做任何考虑。只因为没有发烧，便排除急症的可能，医生胡乱给我胃药，医师也按剂量配了药粉搅成药水，结果下肚的大多被吐出来，这种反胃的感觉充斥着最近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都感觉有东西卡在咽喉，咳嗽，然后引起想吐的冲动，面对什么食物都提不起胃口。

                这种感觉已经维持两个多星期，真是什么也吃不下，有时甚至意念里出现了食物便感觉恶心。这几天一早醒来，当牙膏接触到牙齿的瞬间，原本已经缓和的胸口马上又胀起，一片郁结，刷牙漱口洗脸后，依旧完全无法进食，只好正装出发，到约好的地点，开始采访工作。那天没想到聊得兴起，快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满嘴酸楚地拜别他，赶紧下楼找寻公厕，竟还有余裕地把门锁上，脱下背包挂在门后的银钩，才翻身对着马桶倾吐，只是腹中空虚什么也吐不出来，一连串的酸水，双眼泪腺也敏感起来，任由肠胃在腹腔里向上收缩，像一个倔犟的气泵，用力地发泄不满，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出现好莱坞电影中男演员被打到内伤呕血涨红着脸青筋迸发双眼发红，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当医生的姐姐对我也只是束手无策，而专科医生的排期竟还得等到两个星期后，不知道那时是已经康复了，或撒手人寰，对于生活安逸的我们，大抵只有交通意外或突如其来的无名病毒能让我们一夕升天。为此患病初期还去验血，确证实并非时下流行的蚊症，医生振奋地恭喜我让我不必担心，但报社一位编辑却说，是蚊症还好，最怕是无名的病毒，无从拯治。还真大吉利是，仿佛被他说中一般，只是为何我们总认为生病是受到某种外在的侵略，而不是我们自身内在出现了问题？我只是好奇，好想像小时候一个英语节目里的主持人们，通过很粗糙的电脑效果，把自己变小，乘着飞船进入生病的小孩的身体，看那些痰的形成，看白血球、巨噬细胞的工作程序，描绘一场无远弗届的人体星球大战，印证了合天人合一，人体与宇宙的神秘关联，也印证了我小时候的天真无邪。

               

                办公室此起彼落的咳嗽声，仿佛每天都在回应着我，让整个办公室充满恶质的战鼓声，催逼着士兵前进，日复一日，却总听不见鸣金收兵的号令，没有谁发出集结号，工作照做，生活照跑。同事们也渐渐厌烦那些久病不愈的家伙，让办公室的天气阴霾忧郁，传染了大家一起沉沦。于是我渐渐不敢和他们共餐，深怕那些怎么吃也吃不完的餐食会让彼此更加尴尬，每个人的话题都只好转为清冷的问候，我只能不断复述我的情况，加上咳嗽以博取同事们的同情。当他们报以怜悯的眼神，一场午餐终于结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击打键盘，直到下班，不再交流。

           像以前阿嬤还在的时候，她总是会说嘴巴苦苦，吃不下饭，终于明白阿嬤所谓的苦苦，是每天早上起床时，大量唾液分泌到口腔里，却不知什么因由唾液很稀，稀得像某种劣质牌子制造出来的过分蒸馏漂白的矿泉水那样带点苦涩，顿时让人失去所有食欲。这几天，吃稀粥比吃药更能让我成为一个完全的病人，淡而无味的粥水却竟是最能下肚的东西，哪怕蒸蛋、炒青菜、肉片弄得再怎么入味，就只有粥是最后的良药，好像是在提醒我，不要总是贪图浓郁的滋味，那些华美的东西在你最不舒服、最低落的时刻都无法陪你度过难关，但白粥的所有隐喻都指向褪去色彩的姿态，并且脆弱得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令我揣揣不安，白色如神经病院，某种白色的神经质，某种白色的恐怖色调，还有悼亡时候的白色。或许因为这些秘密的象喻系统，吃多了白粥，感觉整个人都变淡了，仿佛无时无刻会被光穿透身体，但庆幸的是，这连续十多天里，都没有机会见到任何成束锋利的阳光。

就在出发莫斯科的一周前，我飞到吉隆坡参加朋友的婚礼，婚礼上我犯了胃病，食不下咽，无论吃什么都只有进一步牵动肠胃的神经，坐在两旁的女性好友，一个握紧我的左手在虎口上按摩，另一个抱起我的右手，用力搓揉内关穴，尽管痉挛的胃毫无起色，但那个画面却总有金庸笔下令狐冲到处受人医治时的情怀，一时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其实又有点尴尬，最后新人来敬酒，只双唇略沾了点红酒，一切又变本加厉起来，但仍必须努力保持笑容，拍了张婚宴上最能彰显幸福的大合照，完美地结束这场喜宴。胃抽筋不似脚抽筋，掰开脚板就能舒缓，只能花几个小时让它耍脾气累了自己平复，真像一个小皮蛋，闹起别扭可真够呛的。我不知道婚宴上那次闹闹脾气与最近一连串反胃有什么关联，但感觉上这家伙已经到了叛逆期，越来越不受控制。

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降到高中时期的体重，仿佛一下子把这几年生活外加给我的东西一下子甩掉，肚腩消了，大腿上皮与肉贴得更紧了，窄管牛仔裤失去了效果，是瘦了，但却不是高中年代那时候从早到晚打球踢球练合唱训练出来的精炼。现在的我，奔跑已经成为奢侈品，就算要错过地铁或巴士都不愿意再跑了，绝不愿意弄乱头发和衣衫，想忘掉那股拼命追袭而变得狼狈的样子。

照着这个趋势一直瘦下去的话，可能不久后真的会变成风筝被风吹起来，但最近阴雨的天气应该不会让我飞得太自在吧，夹杂着闪电，随时要被打落，烧成黑炭。

【牛油书评06】忧郁的青春

申京淑是韩国炙手可热的作家。

她毕业于首尔艺术大学文创系，擅长以细腻的文笔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2012年，她凭《请照顾我妈妈》这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赢得英士曼亚洲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项重要文学奖的女性作家。这部小说被翻译到34个国家，销售超过200万本。

韩国作家的译作在本地并不普遍，尤其中文译作，远比日本小说来得少。台湾元神出版最近出版了申京淑2011年的作品《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这部小说中，申京淑讲述了一个恋爱与死亡胶着的青春故事，由始至终，都带着莫名惆怅的气氛，也再现了都市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恋与疏离。

这是申京淑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她在书末“作者的话”中透露，她每天清晨3点起床写作这篇小说，直到早上9点，每天信守承诺去完成这部小说。因此承诺也成为小说中人物之间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为什么小说书名叫做“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一样，也是一种承诺。

小说围绕着叙事者郑润、第二叙事者明瑞、尹美缕和丹四名年轻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与工人运动、学潮示威的背景中展开。四人的友谊与情爱并没有得到完满结局，之间充斥着忧郁与死亡，但小说绝非好莱坞“魂断蓝桥”式的高潮迭起，一切哀愁总在幽幽的时光中缓慢不动声色地进行着。

“人生的尽头应该有青春”这是小说人物明瑞说的一句话，青春是小说最大的主题。

申京淑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青少年爱情故事的话语权仿佛都被日本作家代言了。她希望身为韩语作家，以韩语创造属于他们自己创作语言的青春爱情小说，因此有了这股创作的冲动，但小说不能仅仅是“很青春”，也必须面对生死、孤独，同时谈论失去。

小说主人翁郑润原是一个对城市生活周遭十分冷感孤僻的一个女子，不愿多与人接触，每天步行城市，只为了能更了解这座城市一些，甚至误入景福宫之类的博物馆，而爱上那个嫌少有本地人涉足的地方，耽溺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中。但与明瑞、尹美缕在尹教授的课堂上相遇，改变了她的生活，进而投入到不可自拔的恋爱中。而在恋爱的过程中，她总甩不开死亡的阴影。在一次工运后倾毁的城市现场，郑润茫然失措地邂逅了明瑞：

“我难以置信地看他，所以他又喊了一声我的名字。等我感觉到他的确站在那里，他宛如从某处透出来的一道光。这道光让我感受到真实，一直以来对妈妈的死的浮游不定感如今变得真实，失落感随之袭来。怎么会这样？我把妈妈的戒指放在口袋随手摸的那段日子，都还感受不到永远无法再见到妈妈的事实，但偏偏这个时候，我真实感受到，妈妈死了。仿佛有人敲着鼓，现在才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站在城市中心，双手捂住了脸。热烫的温度流出，身体却冰冷冻僵。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他赶紧走来我的身边，毫不犹豫地抱住我。”（71、72页）

母亲的死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她的爱情叙事之中。

小说人物总需要漫长的时光，利用一场恋爱的契机，才能接受前一段刻骨铭心的死亡。这或许正是申京淑所谓的疗愈过程。申京淑认为“文学作品是和疗愈丧失分不开的。写这作品的过程之中，有不少时候我都在接受丧失。我希望我的写作有人阅读，并因而得到治疗与恢复，然而时间一旦过去是不复返的，正如落水的花瓣顺着流水飘走，能够不紧抓住而送走的心，也许才是治愈吧。”（页294）

小说中，青春爱恋总是在孤独与死亡如此巨大的命运阴影中挣扎求存，以至于他们都不敢真正放胆去爱，也正因为这种怯懦，让悲剧有机可乘。尹教授是串起小说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嫌少出场，却无所不在。

尹教授以克里斯朵夫背负耶稣渡河的故事，隐喻了小说中人物的命途，成为贯穿小说的重要意象。克里斯朵夫巨人相传孔武有力，每天协助旅人渡河，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小孩，小孩要求过渡，于是克里斯朵夫将他背起，却没想到孩子不如外表娇小，十分沉重，让他在湍急的大河中举步艰辛，差点没顶。他说：“你这么小，却如此沉重，好像整个世界都重压在我肩上。”结果孩子消失不见，以耶稣的形象现形，告诉克里斯朵夫，他的确是扛着整个世界。

无论郑润、明瑞、尹美缕、丹或是尹教授，每个人都是克里斯朵夫，每个人都背负着整个世界在生活着，无法接受生死无常，人们因此变得孤独与疏离，甚至执着于导致自身幻灭的事情。

悲剧人物尹美缕，始终无法接受姐姐自焚而亡的事实，执意寻找一个失踪的男子，想要从那里得到姐姐死亡的救赎，却遍寻不着，与郑润、明瑞的交往使她短暂幸福了，却又加深了她痛苦的深渊，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尹美缕死后，郑润与明瑞的爱情也只好无疾而终，直到八年后尹教授因病而逝，郑润才体悟到活着，就必须懂得接受丧失。最后她以近乎禅语的话，总结了尹教授的意志，向她的学生表白：“我的克里斯朵夫们，谢谢你们的陪伴，不要悲伤，万物皆有终结。青春、痛苦、热情、空虚、战争、暴力，皆不例外。花开花谢。我也面临了，我就将消灭。看天空，那里有星星，不管我们是否在看，不管我们是生是死，星星在原来的位置，闪烁发光。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世界上唯一的星星。”（页280、281）

【牛油书评05】阅读一本诸子之书

　　“不要急！”
　　像一个紧紧靠在身边的人，他说：
　　“中国的古代才开始……”（罗智成《问聃》，1981年）
　　30多年前，学生时代的诗人罗智成写就了《那年我回到镐京》和《问聃》，神游商周，开启他诗写诸子的契机。上世纪80年代末那本《掷地无声书》中的诸子篇，就以荀子、庄子、墨翟、李贺、齐天大圣、哥舒歌、徐霞客、耶律阿保机、柳敬亭等历史、文学人物为对象，展开诗人对文明的想象。
　　今年8月出版的《诸子之书》（联合文学出版），收录了这些诸子篇章，加上罗智成新作《洛神》、《李白》与《蒲松龄》，完成他当年未竟的初衷，结构更完整，更大气磅礴。诗集的封面插图采用已绝版的《掷地无声书》插画，将背景改为全黑，延续罗智成系列诗集的黑色色调。
　　诚如罗智成在《问聃》中，孔子问老子的长篇叙事想象，老子谶言般的话语“中国的古代才开始”，仿佛罗智成等了30年才算大致完成对诸子的探索，其实一点也不迟，一切才正要开始而已。
　　罗智成在新书序言中说，诸子的完整构想来自荀子，他认为荀子是古老文化中最缺乏的人格类型，荀子能够“澄清地将问题分进正确的篮子里，又有足够的推理记忆去从事思考，而不愿意把结论交给修辞学。”
诸子名单越长越感不安
　　其实这些年来，罗智成心中诸子的名单越来越长，但也越来越不安，恍惚间竟只完成了三首新作。这三篇新作也令他颇感不安，尤其是他少年时代神迷的曹植和李白，他担心会不自觉透露太多自己。
　　诗集中，诗人时而化身诸子，时而跳脱事外描述诸子的历程与思绪，时而与诸子对话，和古人交流想法，从各个角度凝塑他心目中的伟大人格形象。
　　罗智成这样说，没有人能比李白更“唐朝”了。
　　对罗智成而言，李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引领潮流的人物，盛唐则是一个难以重演的辉煌。
　　天才与时代完美的结合，却让诗人在千年后感到了时不我与的寂寞：
　　“在文学史上／我最喜欢的位置／你已坐上去／我最喜欢的角色／你已尽情将自己扮演／盛宴已过 盛唐不再／我疲惫地搂着我的作品／独自斟酌着文学的冷清”
　　而后罗智成化身建安七子之首曹植，在《洛神》一诗中，重构这位悲剧诗人对洛神／甄氏的爱慕：
　　“多么不适当的时辰／我却绝望地恋爱了／那是何等难堪与悲哀／我的兄长、我的父王／监国使者与知心同侪／让处境更加艰难／却是无助无告的你／为我容身庇护所在”
　　恰是曹植的生不逢时，使这场爱恋只能无疾而终，罗智成唯有代替曹植宣泄那股追索不果的失落，声声高呼“多么不适当的时辰”，最后忍不住要说：“也许，别人都不曾拥有你／但是，／为什么单单是我失去了你？”——道尽斯人独憔悴之感。
　　在与蒲松龄的对话里，诗人从一开始质问对方为什么选择与怪力乱神共事，到谈及他落第秀才的身世，最终肯定了他著述志怪的努力，但这一切仿佛又都只是现实的反讽：“有时冤鬼妖狐给我们更多的慰藉／有时狼虎猛兽更为我们仗义挺身／有时鸦雀飞羽更晓尽忠舍己／有时虫鱼花草共鸣共感更深／在庶民相信的世界／因果报应是最被信赖的司法／良知良能是天人一心的基石”。
用字精准奇险
　　除了浩瀚星河般的想象，诗集也展露罗智成用字的精准奇险，尤其在《说书人柳敬亭》这首长诗中，诗人以延绵不绝的词句，重构了柳敬亭说书的精湛技艺：“一干青皮服我／因我便利的口给／鬼头关窍乜斜缠帐横飞的口沫突梯的厚颜加上满肚子不合时宜／不知顽抗了多少严词峻语／打蛇随棍上六国贩骆驼掇乖弄俏插科打诨／单音节的吴语撒豆成兵／牙签一挑就是一牙垢真理／挤眉弄眼／直叫他们箭穿雁嘴钩搭鱼腮望风披靡。”
　　读一遍《诸子之书》仿佛经历了一趟中华文明历史之旅。
　　在罗智成心目中，“有精彩的人，才有精彩的文化”，这便是他探索这些人物的初衷与意义。
　　诗集中每个人物都是诗人理想的投射，如握紧知识、胸怀天明的荀子，无惧世界的不安躁动；或如诗里的屈原，对爱执着，信守对南方的许诺，献出所有的爱，经受所有的苦楚——“你怎能只给凤凰一尺山水？／你怎能只给恒星一个夜晚？”
　　罗智成在序中写道：“我当然更明了，像《诸子之书》所暗指的，这样理想的中华文明其实既不存在于当代大陆，也不存在于台湾，甚至可能也不曾存在于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空。文明的本质，或者说文化的生命力不就是这样吗？不时在生产、填补、创造过去所没有的事务、事件与价值，为了活在现在的人。”
　　或许现实中真的不曾存在过任何一个理想国，于是罗智成为孔子代言，说：“相对于理想／每一个时代都是乱世。”

【小生之言39】落空的正义

　　以牙还牙，加倍奉还。

　　这是日本最近红遍天的电视剧《半泽直树》里男主角的名言。

　　这位工作能力超群，且极富正义感的银行职员，在对抗业界邪恶势力时，总是坚毅不拔，即便尝尽苦头，也都怒目而视，高喊“以牙还牙，加倍奉还”，定要恶人食其恶果。

　　饰演半泽直树的日本男星堺雅人，嫉恶如仇的可怕眼神，征服了所有观众。

　　电视剧大结局在日本创下42.2%收视率，在台湾、中国、星马地区都掀起热潮，一洗日剧地位被韩风压制多年的颓势。

　　这部连续剧改编自池井户润小说《我们是泡沫入行组》和《我们是花样泡沫组》，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导演也希望赶拍电影版。

　　因着这部片子，也看了堺雅人的旧作《Legal High》，中文译名为《胜者即是正义》或《律政狂人》。这套单元剧，讲述堺雅人饰演的古怪律师古美门，不择手段赢得官司，能把黑说成白。搭配他的是一名理想主义、初入行的女律师黛真知子。

　　两个律师的信念南辕北辙，擦出火花也引爆笑料，不时可见漫画式的夸张演技，难脱单元剧的俗气，但也容易惹人喜爱。

　　这部片子最有趣的，其实是在于嘲讽了法律制度的一板一眼。

　　古美门研介总能通过法庭以外的途径，贿赂、威胁或诱骗证人，使处于劣势的案情峰回路转。即便故事设定中，案件本身的正义处于古美门一方，但古美门总须仰赖旁门左道的力量，才能对抗邪恶的势力。

　　而最讽刺的则是，当黛真知子每次以为帮助弱者获得胜利后，才又隐约发现，所谓弱者也并非全然的受害者，他们甚至是阴谋的策划人，博取同情以换取巨额赔偿金。

　　古美门研介的成功，与那些伪善者的胜利，使“正义”沦为情感泛滥的错觉，而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谁能驾驭谁便能驰骋沙场。

　　法律只是方法论而非真理，人们或许不应该对法律带有道德式的期待。

　　就像马来西亚之前的朱玉叶奸杀案，案子拖了八年，潜逃国外的嫌犯沙里尔最终被判无罪，即便死者体内发现嫌犯的精液，但杀人证据不足，检控方没有办法排除所有合理怀疑，无法证明沙里尔是否下手杀人。

　　道德希望落空，一时引起民怨滔天。
　
　　或如台湾洪仲邱案，军法与公法之间的博弈，最后在民意压力和总统介入下，才有所结果。

　　其实证明不了什么，也还原不了真相，所以才有那句“公道自在人心”。

　　但必须反省的是，自在人心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真，还是有证有据的理性。法律、规章制度之类，无非是一把把双刃刀。

　　而正义呢，只是一种崇高的自我安慰。

　　《半泽直树》所探讨的，其实也还是正义的落空。

　　半泽直树在被逼到墙角的当儿成功逆袭，扳倒了阴谋家大和田，结果大和田仅仅被降职了事，依然呆在银行中央董事部，身居要职。反观半泽直树虽然为行长除掉异己，为银行清除叛徒，却被调至到银行附属的小公司任职，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

　　如果《胜者即是正义》谈的是公权力被滥用，那么半泽直树谈的即是私刑虽能大快人心，但却也无助于求索正义。

　　正义并没有被伸张。

　　正义的落空使这部片子受到欢迎，一反连续剧秉持的大团圆主义色彩，一反道德说教，再现了现实中正义缺席的普遍现象，才能掳获观众的心。

　　在原著小说中，半泽直树最终爬上了顶层高位，但我倒希望这部片子永远悬在那儿就好，好人永远没有出路，永远作为悲剧，那才更具艺术意义。

　　哈姆雷特不死，就没有哈姆雷特。

【牛油书评04】故事早已开始

　　继《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1986-1996）》和《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之后，在台马华作家黄锦树等人，今年再次选编了马华当代小说选集《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2004-2012）》（宝瓶出版）。

　　《故事总要开始》一共收录15名马华作家的作品，其中14篇为短篇小说，1篇为年轻作家黄玮霜长篇小说《母墟》的节录《羊水》。当中又以70年代出生的青壮作家为主，有贺淑芳、冼文光、黎紫书、翁弦尉、梁靖芬、龚万辉、曾翎龙、陈志鸿、吴道顺和张柏榗，60年代生作家只有黄锦树，另还有三位马华文坛老作家温祥英、洪泉和丁云入选。

　　选集以洪泉的短篇小说《故事总要开始》为名，这篇小说本身即是一场小说叙事的实验，由船难者漂浮到孤岛这一“罗宾逊漂流记”式的梗概，以九个小节，每节以“故事总要开始”，不断重述，重新设定叙事，重写，暴露叙事本身的游戏性，故事发展的多种可能：“故事总要开始，我们在舞台上结婚吧！告诉大家我们是社会参与者，在舞台上，岛是一个社会……下了舞台之后，我们各走自己的路，回复自己的身份，找回自己的同性伴侣，在这个舞台之后，回到自己的岛屿生活，回到自己的舞台生活。”（页54）——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试验了叙事，也借此隐射社会现实对个体的凝造，一如小说中的叙事者，荒谬而不可忤逆。

　　这本选集的一大特色是，在每篇小说后都附上一篇短评。黄锦树在评论这则短篇时便称洪泉为“马华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仍然关注形式实验的”作家（页56），并认为当形式实验与现实问题结合，将呈现另一种景观，对马华作家而言深具启发意义。

　　上个月16日，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病逝泰国，适逢马来西亚成立日，赋予这个日子以历史的吊诡，使这个多年的历史情仇更显纠结。恰好上个月黄锦树在台湾出版小说集《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收集了他近年来大量写就的马共题材小说，当中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就被选入《故事总要开始》。

　　黄锦树是当代马华文坛大将，不断探索文体结构与叙事出口，曾是文坛不老的坏小孩，敢于颠覆传统，备受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的赞誉，台湾作家骆以军也称他为同代中“最极限顶尖小说实践者，一种量子宇宙撬开强大子加速器或投射到太阳系之外的旅行者一号”。

　　《南洋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不能算是颠覆性的小说，而更多的是反思。小说讲述一个马共成员老金，在马共签署和平协议回返家园，与年老的母亲团聚。归返后，老金拒绝与前马共成员来往，耽溺在自己的历史建构之中，但没几年老金便死了。

　　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生前正准备创作一部小说，在他的构想中，共产党革命成功了，新马乃至于东南亚，形成了“南洋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中国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

　　在他的历史建构中，老金在军旅生涯中死去的两个弟弟，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他甚至虚构了弟弟的年龄，让他们更老一些，使他们更像是一个资深的领导人。但老金留下来的笔记内容，不仅零落，到处删节，而且缺页，甚至用了他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书写，呈现于读者眼前，老金的内心想望更加支离破碎，与现实遂成反讽，正如老金侄儿所说的：“适应森林外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他的情况更特殊，完全没有朋友来拜访，没有找他的电话，也没有见过他打电话。好像他的过去是一场虚构，没有人可以论证。”（页91）——仿佛老金的一切被里里外外全盘否定了。

　　另一方面，选集中的作品也选入了马华文学中不能缺席的关于种族课题的作品，如贺淑芳《湖面如镜》和冼文光《缝隙》，而梁靖芬的《黄金格斗之室》则以家庭日常那极琐碎的事务中，再现华人与马来人之间表面平静，私下却诸多误解甚至互相角力的共生形态。

　　所谓“黄金格斗之室”其实指的是厕所，这是关于一个华族家庭与一个马来族家庭两家共享一个厕所的故事。两家虽共用厕所，但没有亲密往来，总是流于表面的谦让。叙事者忆述儿时年幼失聪的妹妹，不知何故喜欢让邻居马来大婶替她洗澡，而引起母亲与对方的“争风吃醋”，马来大婶不再为妹妹洗澡后，妹妹却在一次意外中溺死在浴室里。

　　高嘉谦在短评中写道：“姆妹的意外溺毙，戮破表面和谐的假象，却不经意掀开了两个异族家庭欠缺互信和沟通的相处模式，像是长满水苔的浴缸软塞，魔鬼藏在大家自以为管控良好的生活细节。”（页225）

　　而备受国际文坛瞩目的黎紫书，其被选入选集的作品《生活的全盘方式》便完全跳脱马来西亚的地域限制，讲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故事。小说以于小榆杀人事件为契机，不时穿插诗人顾城的诗句，透视主人翁压抑而冰冷的内心。于小榆在一次为父母购买博彩时因一件小事与店员发生争执，最后竟把对方杀死，仿佛人生仅是一场没有意义的赌注。

　　黎紫书以充满诗意的句子，像是“但我们被世界借走，再不会被放回原处”（页181）与“你翻了翻，那诗仍在原处。黑影尚在，死在，爱犹在”（页183）之类的字句，让小说人物与顾城有了联系，更甚者顾城自身便是一个亲手杀死家人再自杀的凶手同时却又是那么充满创造力的诗人，仿佛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此外，温祥英《同治复辟》、翁弦尉《蝃蝀（dì dòng）》与陈志鸿《腿》则以情欲为主题，分别讲述老男人与外甥女的畸恋、老教授对年轻学者的同性情欲，以及马来绘画老师的娈童癖。

　　至于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则被黄锦树赞誉为其“近年最好的作品”。龚万辉今年也出版了小说集《卵生年代》，上述作品也收录其中。

　　《无限寂静的时光》的叙事者与妻子都是一般的城市白领上班族，好不容易结婚了，向银行贷款购买了公寓，但入住后妻子却被一种莫名的症状侵袭，陷入沉沉的睡眠，始终无法被唤醒。

　　龚万辉以他一贯绵密的笔调，从听觉描绘公寓内那沉重的寂静与孤独，任何微小的声息都被无限放大，仿佛进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他发现妻子的身影正在慢慢地稀薄，仿佛错觉了自己可以穿过妻发出荧光的肉体，透视到床单的图案。嗤嗤咯咯，嗤嗤咯咯。那细微的声响此刻又自寂静中浮泛出来。他凑近妻的脸看她，想是妻子又在磨牙，却发现那细琐烦躁不住的咀嚼声来自屋子的各处，从木条砌成的地板，纸箱的背后，掩盖了水渍的天花板和墙壁之中流泻出来，无处不在。”（页239）

　　无处不在。15个马华作家，15篇风格主题各异的短篇小说，无所不写，无所不谈，其实故事早已开始。

【牛油书评03】飘荡的可能

如果有一天，人类像气球一样失重飘向空中，终将是爆裂消亡于无形，抑或是抵达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

香港作家韩丽珠再次以她魔幻的笔触，探讨城市人的虚无。

飘荡症是贯穿长篇小说《离心带》（印刻文学出版）的命题与意象。小说中的人物，因莫名的缘由患上飘荡症，先是记忆斑驳脱落，失去方向感，最终像气球一样失去方向飞上天空，消失无踪。

韩丽珠以一贯的手法，从《风筝家族》、《灰花》、《缝身》到《离心带》，创造了一个个苍白昏暗的城市世界，让一个个没有面目、甚至没有名字的人物（如卖气球的男人、执法者），为读者开启象征解码的阅读游戏。

小说不以情节为重，小说家更像是在描述一种又一种延绵不绝的状态，行文如一篇篇灰色忧伤的散文，以及一段段过于敏感、神经质的心理独白。小说情节恍如蔡明亮的电影，意象浓烈，剧情却只是时光流逝的使然。看似无机、断裂的聚合。而人物间的关系、对话与交流更显疏离，但这种疏离感却让人感到真实，正如我们深陷其中的城市生活里那种情感丧失的人际状态。

飘荡症是不可理喻的、先验存在的、宿命般的梦魇。

阿鸟认为飘荡症无药可医，而人们总是逃避，自欺欺人妄图安逸：“要是飘荡症患者走到公共医院的诊疗室，向医生诉说自己的早期症状，其实医生跟病人一般无助。她可以设想，医生会给病人开出像糖果那样的安眠药，然后对他们说，保持心境舒畅是对抗任何疾病的不二法门，但他心里明白，没有任何人能避免病发。医生跟病人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以一直信靠的幻象保持定静，要是人们想要待在安稳的生活里，便要假装使他们无能为力的问题并不存在，而为了维持仅存的假象，没有人愿意说穿这一点。”（页12-13）

因无可救药的病症而展开的叙事，与其说是一场寻找解药的旅程，小说开放式的格局，让阿鸟的决定更像是在寻求与飘荡症达致和解，以致最终阿鸟像风筝一样飞起来，放弃抵抗，“她不再抵抗随风荡漾的本能，也不再忧虑，那将会把自己引领到哪里去，她只是放松了全身的肌肉，感到前所未有的困乏，便闭上了眼睛，打算好好地睡上一觉。”（页253）

不同于西西笔下《浮城志异》的香港寓言，浮城所在的土地，是无根的飘荡，致使个体离散，而韩丽珠《离心带》中，飘离消亡的是个体，而城市、历史都无法予以任何情感上的关联，也无处寻觅任何国族政治指涉，使她对城市生活的挖掘更显纯粹。

除了飘荡症，每个出场的小说人物都各自患有奇异的症状，如被子弹穿透脑部而变得犹豫的执法者，以及视觉出现障碍的摄影师白，人物们总有不可名状的重要的东西因患病而缺席了。这种缺席使人的个性残缺，也渐渐使个体被物化，像一个个被观视拍摄的模特儿：“模特儿便坐在一旁，让化妆师为她涂上彩色的胭脂，绘上眼睛的线条，穿上悉心配搭的衣服，使她在镜头前自如地展示种种与她无关的神情和姿势，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当他们围拢在电脑的荧幕前，确定摄影师和模特儿已经把被拍摄的对象本来是个怎样的人，或，她根本仍然悬空的这一个事实完全掩盖，使照片中的人更接近一件华美的货物，他的工作便会顺利结束。”（页168）

或许正是这种物化的现实让阿鸟放弃治疗飘荡症而选择拥抱与和解。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远古部落“勒贝度”神话，肯定飘荡，膜拜飘荡。与其恐慌，与其为了阻止飘荡而造成浑身瘀伤，阿鸟放任飘荡的这个选项成为她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想望，毕竟天空中有城市所没有的辽阔。阿鸟的名字，便是一种最直接的意义指涉，只可惜，飘荡并不等同于飞翔。

或一如卖气球的男人对她的表白：“白天的生活令他不解而迷乱，唯有在夜里，他入睡以后，可以掌握和运用睡梦世界的规则和逻辑，那使他在格格不入的现实，找到生存的勇气。”（页133）——认识虚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飘荡有了别的可能性。

与其批判当下情感沦丧与极尽压迫的城市生活，韩丽珠更热衷于将城市生活的荒谬，升华成种种意象，并围绕着意象铺陈她对城市个体的观察，以她抽离式的语调，构筑强烈的画面感，就像一幅幅魔幻化的几米插图。董启章说韩丽珠的小说中有卡夫卡，的确不为过。

通过一个个城市个体对生活的最沉重独白，或许在这个每个人都可能患上飘荡症的城市现实中，这本书能提供的，是开放式的反思与玩味，而其书名“离心带”本身即是一种线索。

飘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还未意识到飘荡之前，便已随风而逝：“每天清晨，从梦里醒来，也可以清晰地感到，那又少了一点，每天都比之前的一天减少了，但，却做什么也无法阻止。四周的人的脸面，轮廓仍然相同，却逐渐遥远，直至某一刻，身体终于不受控制地飘起来。”（页17）

【小生之言38】哪怕是以卵击石

                “如果塔利班的枪手来刺杀你，你会怎么办？”

                “我想我会拾起鞋子打他。但后来想想，如果我用鞋子打他，我岂不是无异于恐怖份子？我不能对人以暴力，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抗争，诉诸对话和教育。所以我会告诉他，教育的意义，我甚至要为他的孩子争取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后我会对他说：‘这是我要说的，现在你做你要做的事。’”

这是16岁的马拉拉（Malala Yousafza）在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回答主持人乔恩·史都华（Jon Steward）时的一段话。

这位年轻的巴基斯坦姑娘，去年在放学途中遭到塔利班枪手刺杀，头部颈部中弹，震惊世界。她后来被送往英国接受治疗，终于逃过死劫。

马拉拉的父亲是个女权运动者，她受父亲启发，认为自己不能坐着等待救赎，而应该为自己的权益发言，年纪轻轻就走上维权之路，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揭露塔利班毁校杀人、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极端行为，致使她成为恐怖份子的目标。

非比寻常的勇气和毅力让马拉拉受到世界的敬仰，她所继承的是印度圣雄甘地和平主义抗争理念，诉诸于教育，寻求制度上的改革，而坚决反对暴力。

这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黄德。

他发起绿色联盟反对莱纳斯到关丹设立稀土厂，步行300公里从关丹到吉隆坡向国家元首呈交请愿书。因为一系列的和平抗争运动，他广为人知，也受人尊重。在5月全国大选，他加盟民联，引起非议，不少人质疑他之前的抗争是否在为政治目的铺路，但也有支持者认为这是他投入抗争的最实际展现，即进入国会力求改变国家政策。

他挑战文冬国会议席，对垒马华署理总会长廖中莱，最终以几百票的微差落选。正因为他备受尊敬，选举后也因此传出“大马停电”的传闻，质疑选票经黑箱操作。这些或许是谣言，但民间深信不疑，无非显示人心之所向。

大选后许多课题都被荒置，各个政党专心于各自党选，逐渐将选前信誓旦旦要解决的民生议题抛掷脑后，比如车价不但没有按承诺降低，反而减少了汽油津贴，致使汽油调涨，制造通膨压力。再者选前承诺的利民政纲，到最后沦为土著优先的经济政策，只为报答土著对国阵的鼎力支持。再比如大选前因民意所趋，以《防范罪案法令》取代《内安法令》，但大选后，内政部以黑社会罪案猖獗为由，向国会提呈《2013年防范罪案修正与扩充法案》，三读通过，再度引起争议。

选后，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在大选后相继进行党选，竟也各自展开各自的族群议题，动辄诉诸种族主义，比如警方杀无赦的清剿黑社会行动，打死不少印裔黑社会党员，警方与内政部长阿布扎希一系列针对印裔黑社会强硬手段，无疑加剧了马来西亚选后紧张的族群矛盾。以及副首相慕希丁对大选院校改用马来文教学的建议，更引起人们不安，担心马来语霸权主卷土重来。马华则陷入蔡细历派与廖中莱派的明争暗斗之中不可自拔。反观民联一方，似乎没有了选前的激情和活力，在几场黑色集会后仿佛底气全失。

这又让我想起了黄德。

就在那一系列党选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黄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露宿街头37天。为了要收集100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联署抗议莱纳斯稀土厂投入运作。

黄德展现的是那些政客所缺乏的坚韧不拔之人格，即便在大选后，人民激情不再的时刻，他毅然付诸行动，誓言收集100万个签名，没有休止地为反公害反辐射污染的议题奋斗。

露宿独立广场期间，警方不时到场要求他离开，他这样回应那些警员：“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这个国家。（稀土污染）不止是关丹那些受影响渔村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为什么要破坏这么美丽的国家？这是我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

收集到100万个签名，抗争之路或许才正要开始。

正如马拉拉被子弹穿过的身体，那是以肉身抵抗暴政，最伟大行程的第一步而已。

无论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信念是对是错，或许只能如村上春树2011年到以色列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所说的那样吧：“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我爱我的国家

比如被强奸后的死亡
——像一朵失明枯萎的花
比如蒙古女郎的爆炸
——像一颗星球毁灭的刹那
比如私家侦探心脏的高压
——我们都在急切的心跳节奏中迷失了真相
比如稀土与泥土的微差
——种花种树以及栽种死亡
比如一座村子的诞生
——决不能让娃娃知道妈妈
——妈妈是背负原罪的
——原罪，啊！
比如除不尽的茅草
比如烈火不息的燃烧，黄色
绿色红色的色盲，免费的
蓝色的身份证，故事里的
苏禄王朝，比如，比如
五十六张空头支票
五百一十三颗假牙
以及一千九百五十七个玩笑
还有，还有
比如那子弹乱飞的下午茶
——加炼奶加糖，再苦再涩也要喝下

【牛油书评02】如果一切归零

　　今年3月9日，台湾各地展开公民运动高唱反核，要求停建核四发电厂，蓝绿两营也借公投与否吵吵闹闹，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炙手可热的议题。

　　适逢311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危机发生两周年，全球各地都深刻反省着核能的潜在危险，毕竟末日不再是电影想象，311那一幕幕海啸摧枯拉朽的骇人画面，以及核危机无远弗届的威胁，无不更加坚定了人们反核的信念。
　　台湾小说家伊格言最近完成长篇小说《零地点Ground Zero》（麦田出版）。他高呼：“我将介入此事”，企图通过可怕的台湾预言∕寓言，讯唤现实。

　　《零地点》书写了一个被毁灭了的不远的将来。核四发电厂在2015年10月19日商转当天发生重大意外，辐射外泄。加之台风来袭，辐射水流入附近的翡翠水库，最终导致台湾北部地区民众食水后遭辐射“内暴”，死病无数。

　　灾难发生后，台湾进入戒严，北部包括台北、基隆和新北市，被划为禁制区，沦为荒
城鬼域。

　　核四工程师林群浩灾后不仅失去了同僚与未婚妻，更失去了灾难发生期间的记忆。核灾肇因成谜，致使他必须通过梦境寻找遗失的记忆，重构真相，也因此一步步剥开可怕的政治弊案。

　　小说以两个时序开展：核灾发生以前以及核灾后的台湾总统选举，弥漫浓浓的政治意味。当中出现不少当下台湾的公众人物，如马总统、行政院江院长、苏贞昌、余莓莓以及戴立忍等人，同时也糅杂了现实事件，情节始终游走在虚实之间，这或许就是伊格言所谓的介入，让想象无限贴近现实。

　　林群浩反复批判拖延多年的核四厂工程，在无数大小承包商及无数个可能的政治弊案间流转，最终罔顾核电厂安全，成为核灾元凶。更可恨者，竟借用灾难捞取政治资本，使小说陷入不可自拔的阴谋论基调之中。

　　台湾当代小说旗手骆以军与伊格言对谈时，这么形容这部小说：

　　“它既是诗意（同时失忆）的推理——密室谋杀案——当时是如何如何的？只是死者是近乎全部的人和文明本身。说这是一本‘反核小说’，还不如说它已设定在‘核灾已无法挽回地发生过了’，再无任何赎偿、可拯救之物了。它比较像一本‘死者之书’。譬如日本1945年后那批‘战后派小说家’大罔昇平、太宰治，甚至像川端的《山之音》——超乎个人命运与意志的国家等级军事动员，使个体面对单独个人义理善恶无法承受之‘反人类’恐怖之景。”（页301）

　　个体在无知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牺牲品，核灾发生了，世人只能继续被蒙在鼓里，被把玩在权谋者的鼓掌之间。正如奥威尔那部著名的预言式小说《1984》里头那无所不在的大哥，林群浩追逐真相的过程总是暴露在那位大哥的眼底，致使他的所有努力总显得如此无力。

　　或许反思现代性与科学迷信才是小说最大的主题。对林群浩而言，核危机就像潜伏在每个人体内的癌细胞：“之所以核四的问题比核一核二核三更严重，是因为分包太多，又层层转包，当初又没有好好监工的缘故。那是只失控的兽啊。像乱长的癌，长着长着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巨大的模样。”（页117）

　　这是很古典的工业怪兽想象，也是很典型的批判，现代性与科学迷思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一旦人心败坏，便没有现代与科学正义可言。

　　日本福岛核危机、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泄漏事故以及美国三哩岛核泄漏事故，一直
延伸到台湾核四问题，进一步让林群浩∕小说家质疑“文明是不是过度自信了”（页124）。这就像回归到工业革命初期，人们开始思索人类与大型机器、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那样。正当现代主义以其经济优越性垄断社会主流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二战最终只能悲剧性地在广岛与长崎开出两朵蘑菇云告终，以无数生灵为代价。

　　伊格言与骆以军对谈时追溯了核能本身的杀戮初衷，却在历史的推演中，核武∕核能在美丽的妄想下“被成功地陌生化，疏离化，被政府拆解切分成为只有核电专家才有资格发言的事；所有可能的人文思考均被排除在外。”（页302）

　　当核问题的话语权被把持在专家和政府手里，沉默的大多数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或许正是小说家要“介入”的理由。

　　为寻找真相，林群浩最终潜入禁制区：

　　“暗影中，他先是听见猫叫，而后看见两只猫蹲坐在水泥地上。许是因为怕生，它们立刻往外窜出，不见踪迹。室内沙尘漫漫。墙上尚且贴着几帧照片，然而色泽已然淡去。蜘蛛在电扇与藤椅之间结网，水泥地的缝隙上长出了几茎草叶。电视机被包覆在灰尘中，像个灰黄色的木箱子（他想象着，在银幕熄灭前最后一刻，那永远被紧锁在木箱子中的声音与人影）。厨房里，锅碗瓢盆还堆在不锈钢水槽里，长满了皮肤病变般已然死灭的霉斑。”

　　即便是这样的残景，仍有一群人坚持生活在禁制区内，宁愿暴露在辐射威胁之中也要断绝与社会的来往，仿佛禁制区才是桃花源的所在，吊诡地，任由各种辐射引发的病症摧残致死。这或许是他们对抗腐坏文明的最极端表现。

　　小说出版前于今年七月号的《联合文学》杂志配合“我们迟早会被自己毁灭的灾难小说”专辑刊载部分片段，在其他作家作品的网络中酝酿出浓重的末世气氛。诗人吴晟写道：“灾祸，谁也躲不过/你，有权力的决策者/灾祸，谁也躲不过/你，恋栈小小利益的附从者/灾祸，谁也躲不过/你，纵容恶行的沉默大众”。

　　如此一句句控诉，一声声召唤。

　　至于这场小说里的末日预言，仿佛就是小说家给现实社会的最后通牒吧。

【牛油乐评】如此贪婪的奢求

亚当·德·柯斯特尔（Adam De Coster）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油画作品《三位歌手》中，右侧那位女子一手捧着乐谱，一手捏着围巾，左侧的男子也举起手捧起乐谱的另一端。两人之间，另一个男子弯着腰，陡斜从女子身后穿进画面，脸庞陷在阴影中。三个人低头看着歌谱，专心地歌唱，很直接简单的一幅画。

　　就在这幅画下，大提琴家秦立巍和钢琴家蓝斯基（Bernard Lanskey）合作演绎了巴哈、波切利尼（Boccherini）以及贝多芬的大提琴名曲，正好相映成趣，画中之人在歌唱，音乐会现场的演奏家也被观众用视线框起，装裱成画。

　　17日晚上，到国家博物馆“列支敦士登大公国珍品特展”展厅里欣赏“画展音乐会”。大提琴沉厚的乐音在91件列支敦士登王室藏品间回荡，果然不同“反响”。

　　展出的画作，不乏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大师作品，如拉斐尔（Raphael）、鲁本斯（Rubens）、范代克（Van Dyck）及布李赫尔（Jan Brueghe）。

　　音乐会也紧跟着画展的时代风格，从巴洛克到古典末期，无论视觉或听觉，总令人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奢侈了。艺术本身并无界限，音乐与绘画（当然还有文学），彼此影响着，以至于有了一个时代的艺术表现形式，毋宁也展现了一个时代之内涵，这场音乐会恰恰让人得以一窥两种艺术之渊源。

　　但画展展厅终究不是音乐厅，空间太干，声音反响的素质也差，冷气机“呼”声不断，十分干扰，几乎听不见秦立巍对于提琴弱音的处理，唯幸空间小，能够近距离地面对音乐家，不到十米的距离，不时能听见秦立巍随乐曲波动的气息，强化了乐曲的戏剧张力。

　　或许此消彼长，如想一次过想饱览名画、名乐，恐怕是太贪心。

　　只是那样一个空间，对观众是一种新的享受，对演奏家而言相信也是很特别的体验，毕竟那个时代的音乐，与那个时代遗留至今的实体画作，竟在音乐会的当下重逢了，重新产生对话，观众能够通过音乐遥想当年画家生活创作的背景，演奏家也能借此让音乐的叙事性得到更直接的表现。

　　蓝斯基演奏前对观众说，他弹琴的位置，抬头正好瞥见三幅以史诗故事为题材的画，浓烈的色彩与神话想象，恰如其分地与他即将弹奏的贝多芬《G小调第二号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形成共鸣。诚如他所说的，贝多芬的浪漫主义色彩与画作里的神话浪漫想象彼此相通，情感张扬外露。许多观众因而在音乐会结束后特地走到画前欣赏一番，只可惜精彩的音乐与精致的画作太多太繁密，浓缩在那一个多小时里，致使一切显得太过仓促。

　　或许这是一次契机，毕竟是国家博物馆第一次举办画展音乐会，未来或可在空间上多下功夫，毕竟视觉与听觉并重。如果说画展音乐会的构思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奢侈，那么就该让场地空间更适合琴声飞扬，尽善尽美把这种奢侈推向极致——如此贪婪的奢求。

动物园游记

真真一岁多从电视上见过老虎后，就被老虎的英姿深深吸引，看见猫咪跑到屋子里来，竟也学着roar roar乱叫想沟通沟通，吓得猫咪一个箭步逃走。

那天带着三岁大的女儿真真去了一趟动物园，老虎大王始终躲在深宫不肯出来，真真失望大哭，毕竟她求了我许久，我才找到空档带她到动物园这一趟。哎，她那哭声多么悲凉，可老虎大王就是充耳不闻，就是不肯让我女儿见他一见，我只得连哄带骗的，把真真带到其他小动物那儿，可真真就是提不起兴致，就是闹别扭。

动物园还真不小，抱着失落的真真瞎逛，弄得我一身大汗。好不容易走到非洲区，许多游人围聚，十分热闹，原来是管理员在喂食鬣犬，大块大块的鲜肉，血淋淋的，一头头鬣犬有秩序地跳跃攫走管理员手上的肉，煞是好看，观者一边叫好。只听那管理员说，鬣犬很乖巧，为奖励它们对管理员指令准确无误的遵从，特地准备了小兔子让鬣犬大快朵颐。一摞子活蹦乱跳的小兔子被放入猎圈，还兀自面无表情嚼着地上管理员放的白菜萝卜，没有发现一头头鬣犬眼神的馋劲与杀机。

我捂着真真的眼睛不让她看，实在太残忍了。匆匆走下斜坡，来到最深处的雨林馆，蕉风椰雨，湿漉漉的环境，潺潺的水声和着刺耳的虫鸣。我告诉真真，这里养的可是镇馆之宝哦，是全白与全黑的貘。我指了指那丛矮蕨，一头尖嘴的白色四脚兽慢慢现身，真真不闹了，安静认真地瞧，看它白毛顺滑光亮。另一边，有两头大黑貘带着一头小黑貘，像墨一样黑的貘。

这座动物园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能在貘初生时注射一种特殊的遗传因子，让一头黑白马来貘，变成一头纯白色的白貘，或一头纯黑色的黑貘。真真惊讶于两头样貌相同却色彩对调的貘，疑惑不解地盯着我。

我告诉真真，这种技术只能维持一代的貘，两只白貘生下来的貘宝宝，依然是黑白相间的毛色，所以工作人员每当有貘妈妈受孕，就会密切追踪，等到宝宝出世，就收到研究中心，注射那神奇的药物。

据他们说，白貘和黑貘始终不相往来，它们自身发展出各自的生活圈子和文化，一旦见面很可能会打起来，所以总被分得远远的……

真真没听我说完，指着丛林溪流深处，我惊见一头白貘和一头黑貘在那里，剧烈交媾，我赶紧捂住真真的眼睛，快步逃离，骗她说，我们明天再来看老虎大王好不好？

【牛油书评01】青春地图

楊照少年時期投稿《三三集刊》時，朱天文給他回了信，當中一句話就寫著：“青春是最大的奢侈”。這段故事被寫在《尋路青春》（天下文化出版）裡，“青春是最大的奢侈”也成為書中一輯的標題，毋寧也是本書一以貫之的核心。 讀楊照追憶年少青春的文字，總令人有種盪氣迴腸的過癮，連帶自己的青春記憶也一一湧現。

《尋路青春》以文學地志的書寫方式，從花蓮到臺北到台中到嘉義，點滴足跡，構築了楊照羈狂的青春歲月，以及那個澎湃的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的臺灣，那個在戒嚴中等待解嚴的歷史模糊帶，讀者仿佛見證了一個文人之養成。

封藏逛不完書架的絕望誘惑 時下流行的“文青”，幾乎只是一種外延的風格，粗框眼鏡，斯文扮相，妥貼的服裝，消費文創生意，參加環保活動，而楊照所經歷的那段年華，大概才算是最地道的文青本分，完全由內而外，無須矯情，生活之使然，讓人覺悟並不是隨便聽聽陳綺貞或吳青峰便能稱之為文青的。

臺北的重慶南路和西門町是楊照文青路的最重要座標，從泡書店到逛電影院，通過電影、音樂和文學，以最文青之方式成為文青： “這兩塊地區都有近乎讓人目眩的同質性，近乎奢侈、近乎執迷的同質性。一家書店之後又是一家書店。一家電影院的旁邊是另一家電影院，再旁邊又是一家電影院。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家書店，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家書店，其數量以一種毋須解釋的大剌剌存在著，那不斷重複的景致，構成最令人難忘的經驗。”（〈虛構、欺瞞的同質環境〉）

那些密集而多元的書店和電影院，叫人來不及消耗，卻又是那年代文青生活之必然，楊照於是進一步解釋： “我在那裡稍稍理解了‘耽溺’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其對人的特殊情感。逛一家書店，和連續逛很多書店，是截然不同兩回事。逛幾家書店，和走過更多家沒有時間沒有精神再進去逛的書店，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那個年代，重慶南路提供的，不只是具體可以逛可以流覽可以買的書店；更重要的是那種讓你覺得這裡封藏堆積了你永遠逛不完的書架的那種絕望邊緣的誘惑與興奮。……西門町的電影院又何嘗不是如此。”（〈虛構、欺瞞的同質環境〉）

一場場奇特的啟蒙經驗 在那樣的歲月裡，少年楊照出入無數家書店，而又是在戒嚴臺灣的氛圍裡，文學被蒙上一層神秘色彩，“陷匪作家”、“親共作家”如魯迅、老舍、錢鐘書，都是平時無法接觸的，卻也只有通過逛書店，才得以挖掘這些寶藏。少年楊照通過劉紹銘、夏志清的現代文學史專著，閱讀到了那些禁忌的作品。禁忌與少年，簡直就是一場場奇特的啟蒙經驗。 也正因為如此，少年楊照老覺得窮，“因為重慶南路教我們體會到人生最早的財產滿足，書是一個十幾歲少年唯一能夠擁有、累積的明確財產。書店那些財產一字排開光溜溜地在我們伸手可及的地方展示著，然而我們能帶回家的，卻是那麼少又那麼有限。”（〈在驚愕中成長〉）

這本書也像是楊照為17年前那本《迷路的詩》所作之補白，地志學上的，也是青春情愛糾葛上的，卻因為不受詩作為主題式的限制，而無遠弗屆起來。所謂補白，書中屢次提及那位大他十歲的M，那位有夫之婦，那位永遠無法與他相戀的物件，於M，《迷路的詩》呈現少年楊照錯綜的愛戀，《尋路青春》則更巨細地袒露少年楊照對M的愛慕之心。在M準備離開臺灣到美國與丈夫相聚之際，少年楊照與友到嘉義送別M，也道別這段註定沒有結果的年少愛情。他甚至沒有說再見：

“B正式說了‘一帆風順’、‘到美國要寫信’一類告別的話。我什麼都沒說，什麼都不願意說，只是很認真地想辦法將那短短幾個小時的嘉義景色，包括初春灰晦的天空，只有這短短幾個小時，和M的過去，和她的記憶相交接。這是，這會是，我進入M的過往生命，唯一的機會。”（〈和她的過去短暫交錯〉）

用他的話，那是一場“悲劇性的愛戀”，而如此深沉的悲劇性，恐怕只能來自少年楊照的過於早熟，仿佛他總是過早在思索生命，思索人生，因此悲劇只能是註定的結局，但也因而浪漫。

每個地標都賦予符號般能量 本書楊照總是以哲人式的筆調細數青春，每條街道，每個地標都被賦予符號般的能量。他是因為迷失在當今臺北街頭進而開始思索滄海桑田般的城市現狀與自身記憶間的劇烈斷層，太多改變，物換星移，所以追憶，以致有了這張青春地圖。

有了地圖，地點與地點之間便形成一種旅途關係，正如我們閱讀，文字與文字之間亦是一趟趟旅行，只有以一步一腳印的方式，才能夠深入體驗，更清晰地去記憶，因此楊照試圖告訴我們： “在我根深蒂固的偏見裡，繼續堅持只有航海旅行或者長程鐵路旅行，才是‘真正’的旅行。我們現在習慣的飛機航程，總有一段無法說服我的部分。你得脫離習慣的生活，進入一個無聊而且同質化的空間——機場，把自己塞進不見天日的飛機狹小座位裡，一步步讓自己封閉隔絕，然後在那個不管航空公司再怎麼宣傳廣告，都極度不舒適的座位上，經歷旅程中最關鍵的段落——把自己挪移到另一個地方去，卻得不到一點點挪移的訊息。飛機飛了，地面不見了。然後，飛機停止，不是將你載到你想像的異國，而是到達另一個長得類似的機場，通過類似的行李轉輪和類似的海關視窗，這些儀式都結束了，才開始旅行本身，那時你已經因無聊而感到疲倦了。” （〈穿過海洋〉）

這是《尋路青春》開篇文章裡的一段話，仿佛是楊照對讀者之期望：慢慢地仔細地閱讀吧，因為每個人都必然擁有各自的青春地圖。

纪念日

时间向前走着
日历确实一个个圆
我们在循环中一天天长大
在那些被我们撕下的日子里
一次次回到熟悉的坐标
凝聚情感层叠的厚度
　　今日宜嫁娶
　　明日忌远行
有时变得迷信了
有时善忘
日子在转啊
时光却向前走着
　　如果有天我离开了
　　你问我何时归来
　　如果我说：
　　“或在不远的将来
　　某个星期三的傍晚”
　　请你拿出日历
　　一定要我画出那个日子来
　　我想我会给你一个
　　最有力的拥抱

时光义无反顾的脚步
有时让人气馁
倦怠，盯着日历上
那个总要发生预期变化的数目字
我们正逐渐错过偶然
像一个囚徒在倒数生命
那样孤单
在我零落的意念里
每一页撕落的青春都该是一首歌
旋律的舞动中
找到专属于每一页的
色彩，在和声的迭浪里
融入记忆的海洋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
　　我会在你耳边轻轻地
　　轻轻地哼　


2013年9月15日
新山

【小生之言37】无论如何，我还是把你买回家了

　　话说几天前，办公室里起了小小的骚动。

　　副刊编辑同事余云姐拎了一叠蓝色硬皮书册摆到座位旁，大家好奇趋前看，原来是已故文学史家方修老先生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一套十本。她说，这全套才卖6.67元。大家先是错愕，然后再问清楚，确认不是一本6.67元，而是全套十本6.67元，各自低头换算，除下来，不可思议，一本才六毛六七。

　　当天办公室同事们便集体订购了十多套，我也买了一套，隔天书来了，握到手里，每一本都份量厚实，全新，精装本，蓝色封底，烫金的草书题字，摆到书架上，很有虚荣感，但却总觉得有点凄凉。

　　消息很快在文艺界传开，四处都是哀叹，热心人士组织起来到书局抢购，存货两天内几乎售罄。

　　主办“方修文学奖”的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告诉我，书商清仓促销是无可避免的商业行为，没人有权利制止，只是总令人感到可惜。

　　作家前辈怀鹰虽觉得难过，但认为这也不失为一次机会，让一些原本因大系价格高昂而怯步的读者，有机会买一套回家阅读。　　

　　后来打听，原来是书城的大众书局装修前清仓大促销，以至于有如此低价销售。

　　我写了一封信正式向大众书局查询事情缘由，第二天早上，对方一个经理来电，竟说大众集团主席周曾锷先生要亲自向我解释，我们约了在书城附近见面。

　　周先生写了一封中文函件递给我，也一边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形容这是件令他心痛之事，也要向已故的方修先生致歉，并对大众书局员工处理《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方式，感到难堪和失望。

　　周先生说自己并不知情，接到通知后，马上停止销售，最终这45套被促销的大系，卖出41套。

　　他说，会把剩下的四套捐赠给图书馆，以表敬意。

　　他也开玩笑地说，应该高价把这些卖出去的书收购回来才行。

　　我不语，只点头回应。

　　这套书在2000年二版重印了1000套，初版则在1972年印行。

　　周先生告诉我，为保书籍传世，当年他亲下指令要重印，也不在乎能不能赚钱，没想到职员竟然对方修先生的著作毫无认知，痛批“简直是胡闹！”　

　　信中也提起了方修老先生与大众之间的渊源。1955年前后，大众创办人周星衢先生希望编订一套《马华新文学选集》，便请了方修先生主编。编到第四册时，大众香港总公司出版了一部《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周曾锷的二哥周曾钧认为，星马人也应该有能力出版属于自己的大系，于是再邀请方修先生主编，所以催生了这套巨著。

　　这套新文学大系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为起点，到1942年二战爆发，共收录理论批评二册、小说二册、戏剧一册、诗一册、散文一册、剧运特辑二册，以及出版史料一册，共十册，详尽收录马华新文学发芽初期23年的各种文章史料。

　　这次小小的骚动或仅是场误会，缘因大众员工轻率对待前辈作家的毕生心血，但关心文学的朋友无不痛心，进而思考文学现状之悲凉。

　　令人欣慰的是，还有热心的朋友及时抢救这批珍贵书籍，倒也算是找到了知音，毕竟这套书大概一般只有学究做学问研究时才会用上吧。

　　周先生也很诚挚地道歉，也希望能够弥补，或许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人重新认识方修，提倡文学的意义。

　　无论如何，传统纸媒、实体书业，尤其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中文书籍阅读市场的萎缩，这些或许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本因由。

　　如果书本值钱，书市景气，大概不会发生如此令人沮丧的事情。

　　前辈作家骆明对我说，或许本地的教育机构和华社领袖对文学的推动太过不足，以致无法从小培养读者，以致当下的难堪。

　　没有读者，文学就没有未来。　　

　　但我相信，读者始终是有的，因为我记得叶壹堂（Page One）结业前的最终清仓倾销活动，我记得大大小小我去过的书本甩卖大会，那些场景就像在书本的殓葬场里搜刮尸体，并且是人潮汹涌的搜刮大会，虽然对作者对出版业者而言，煞是可悲，但在消费时代里，读者也总是斤斤计较，贪小便宜。

　　而在那些殓葬场上，卑劣的我们是那么活跃快乐，一旦捡到宝，肯定要雀跃欢腾的。

　　唉，到底我也是个共谋者啊。

菜鳥記者期末報告

2010年，沒有一點傳媒訓練便加入新加坡《聯合早報》，在采訪組充數當記者。那時候的主任新慧姐安排我到意外組磨練磨練，第一個星期就被天明老大罵了好幾回。我的第一個署名報道，紅燈區芽籠發生的一起離奇車禍，德士深夜沖入五腳基，撞死越南女子。事件次日的跟進做得慢了，又被老大一頓臭罵，連攝影同事也沒有安排，自己一個人慌慌張張搭德士到事發現場，看工人修復柱子崩裂的危樓，一边向主任匯報，被問到拍照了沒，才又趕緊打電話請攝影組幫忙，臨時調了同事紫薇過來支援，那樣一個夜晚。有種菜鳥式欲飛無力的喪氣感。

後來漸漸每天早上從殮屍房的眾生相中學習到和人打交道的一點一點技巧。比如要如何委婉地從傷心的死者親人口中了解來龍去脈了解死者其人，如何平息他們因悲傷而起的對媒體的憤恨，如何保護自己不要和激動的家屬糾纏，如何穿梭於敵對的棺材佬間套取一點一點有用的情報，如何穿梭於相互競爭的報章記者之間，以及如何不要驚動負責警官，免得警官勸誡家屬禁口而白費了努力。

意外組的同事逡巡於那扇宣判生死的門前，為死者作傳，為生者傳達哀思，但有時候可能處理不盡圓融，我們被質疑被唾罵，像一群卑微的惡戲的多事的長舌的惡魔，人人得而誅之。

其實至今，我仍不習慣到靈堂采訪，那個氛圍，那個本該只屬於親友為往生者送別的空間，置身其中，總覺得自己像一顆走錯棋盤的黑白子，無論多努力掩飾，總與那人間悲情格格不入，甚至是一種意外的褻瀆。多少次，被那些雙眼失神的家人歇斯底裏地逐出靈堂，如此狼狽，但有時候竟甚至因為被罵被逐而感到某種慰藉，暗想本該如此，本該如此，能否痛快毆打我一頓，方能解除心中莫名的罪惡感。但也正是在這種劇烈的摩擦與震撼之中，才漸漸摸索出社會新聞的價值與意義，原來呈現一場意外悲劇，彰顯死者曾經的存在，除了吸引讀者目光，更可能有助於避免下一場悲劇的發生，並不僅僅是消費與被消費的惡性循環。當然有時候適得其反，如自殺事件的曝光，惹來仿效，像一枚不可碰觸，禁忌般的骨牌。

除了那扇審判生命之門，生命終結的現場更教會了我許多事，耐心、巨細靡遺，與其做撒網的漁夫，不如當個沈著的垂釣者。因警方辦案而被誇張地封印起來的命案現場，記者總像是被結界隔離的魔獸，逡巡結界之外，渴求每個蛛絲馬跡，嗜血的蝙蝠。那年，一個年輕女傭天還沒亮，把患有小兒麻痹癥的小女孩拋下樓，我們趕到現場，街坊鄰居三五成群地議論，整座組屋被封鎖，我們只能在組屋四周徘徊，尋找關於死者的情報，從你一言我一語中慢慢拼湊。突然有記者動起來，大家像受驚的貓鼬往同個方向奔去，那裏有一對貌似小死者爺爺奶奶的老夫婦正走出組屋，他們走得很快，可能是被我們逼急的關系。很菜的我跟上前，聽其他記者追問他們問題，老人只是低頭不語，攝像機劈劈啪啪貪婪地攫取這一幕又一幕情景，電視臺攝影師抄到前頭，什麽也不顧，倒退著走，只管把鏡頭對準兩位老者，我們竟這樣無從溝通地移動著，語言完全喪失功能。

這三年裏，總是在一個又一個現場裏等待，扮演守株待兔的獵人，當一頭潛伏草叢的黑豹。

我還記得小女孩的樣貌，白白的臉龐，濃濃的眉毛，攝影記者相機裏有許多無法公開的照片，在那裏，小女孩倒在草坪上，睜著眼，失卻表情，雖然從高樓墜下但看不見血，卻也正因為沒有血，而更讓人沈痛，生命竟這樣沒來由地被終結。

社會新聞瑣碎，卻關乎個體的存在與消亡。我始終無法舍棄心中那種尷尬與畏懼，面對死者、受害者的親人時，總戰戰兢兢，我不曉得自己是不是給他帶來了二度傷害，但我知道身為記者，當這件事關乎公共利益，就必須去寫去面對。但吊詭的是，我們卻又很難評定怎樣才算關乎公共利益，永遠沒有一個標準可言，有時甚至淪落為純粹的報章銷售利益。

三年間，網絡媒體發狂延伸，那些無處不在的眼線，讓更多單純的事情成為你一言我一語的公共事件，有些芝麻綠豆的小事也成了社會輿論關註的對象，我於是開始懷疑，到底誰才是主流媒體，誰才是邊緣的聲音。而印刷媒體的沒落也催逼著我質問自己，到底我寫的新聞是寫給誰看，答案卻永遠模糊曖昧，總之是有人看吧。如果沒有人看，所謂的公共利益又是什麽，堂而皇之去采訪那些新聞事件的理由又是什麽？可能剝光了外衣，什麽也不剩，噢不，可能還有蚤子。

最近，一位德士司機問我，如果有一個事件，一旦報道，天下必定大亂，我會不會報道。我略作思索，說，會的，但還得先判斷。他繼續追問我，如果我身邊的人會因此受傷，我還會選擇報道嗎？我稍微遲疑了一下，還是說，會。然後車子到了目的地，我還錢下車，他說很高興和我聊天，我也向他道了晚安。

這不是一個簡單可以概括的問題，當中牽扯太多道德和倫理，以及每個事件發生時的綜合判斷，永遠無解，但或許任何抉擇都值得批判吧。

剛到報館不久，當時的意外組主任詠梅給了個任務，到讀者舉報的情色按摩院當臥底。頃刻像是男記者要納投名狀的姿態，獻出第一次，一往無前，可是膽小如我，竟先花了一天觀察按摩院四周的情況，第二天才在攝影同事麒麟的陪伴壯膽下走進黑玻璃裡的按摩院，而他在門外伺機拍照。

付了半小時的按摩費，一個年近三十的女郎把我接到後房，狹小的房間只容得下一張床，合成塑料制成的薄薄夾板隔著另一個房間，我脫了衣褲裹上毛巾，緊張地趴到床上。女郎高瘦，穿著並不暴露性感，窄裙高跟鞋，我不敢多看她，實在記不起她的樣子。她倒了些精油，塗抹在我背上，沒有半點勁道，我盡量不說話，怕泄了底細，但女郎很自然地和我攀談，我只能勉強一句一句接話，才沒多久便問我要不要特別服務，一如讀者給的情報，我只好裝傻說自己只是個誤闖的遊客，不知道什麽是特別服務。女郎很和氣地解釋，就是打飛機口交什麽的，一次多少錢多少錢，平和地朗讀著菜單那樣，語氣裏沒有什麽不妥，自然得宜，在那樣一種氛圍裡，秘密寶盒般的空間裡，似乎合理過了頭，而我心跳狂躁地刺痛著思緒，不知該怎麽整理嘴邊的話，結結巴巴地拒絕說，沒想過，怎麽怎麽會這樣……還是不要啦。

女郎告訴我，每次按摩費自己分不到多少，只有靠特別服務給自己賺外快，似是有點央求的意思，我只擔心會不會被識穿，頭也不敢擡起，埋在手臂之間。她見我不願消費，雙手在我背上胡亂摩挲，沒幾分鐘，問我能不能提早結束，外面還有客人在等，及早結束了那尷尬而緩慢粘滯的時光。我慌亂地竟把衣服穿反，走出去，管賬的中年婦女喲一聲，我只得紅著耳根到廁所更換，聽她對女郎說，“瞧你把他吹的！”接著一陣陣訕笑，特戲劇化的場面。

新聞見報後，警方的確去掃蕩了，為此還得訪問周邊商家，問問意見，做個跟進報道，卻被一位大叔臭罵，讓我警告那個寫報道的記者，人家明裏暗裏做了什麽，無非為了糊口養家，也不至於傷天害理，那個報道就這樣毀了一個女子，還有一個家庭。我不知道該怎麽辯解，當然可以說，情色行業養肥了老鴇，也間接破壞別人的家庭，那些女郎不也都是受害者，我的所作所為倒也算是一種救贖吧？仔細想想，卻又為何受懲罰的不是那些嫖客，而只是一批又一批的女郎。我的努力仿佛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一場演出：這裏有人暗操醜業，記者揭發了，警方順利搗破淫窟，之類的戲碼，恍如一場喧鬧而已。

或許我不適合當記者，或正確說，不適合當采訪社會新聞的記者。我的懦弱與優柔總影響著我手中的筆，影響著語詞的選擇，行文的方向。某天下午，各報記者都聚集到某醫院的加護病房，那個慟哭的媽媽失控地咒罵著，被家人攙扶勉強才能行走。病房裏躺著二十歲的小伙子，一動不動，仿佛病房裡凝凍了時空，唯有心跳儀屏幕上的小綠點在波動。偌大的病房客廳，除了哭聲，便是一張張沈肅的臉，記者們不禁也皺起眉頭，盡可能小心翼翼輕聲地試著與那些親友談話。我趁那爸爸落單時湊近問他，事已至此還有什麽打算，謹慎地選用詞匯和語氣，盡可能顯得莊重，他看著我，濕紅的雙眼像是在回答我的問題，卻始終沒有說話。

小伙子遇車禍腦死，根據法律條款，醫生可為腦死病人拔管，只要病人生前沒有選擇退出，便自動成為器官捐贈者，醫生可按情況進入器官捐贈程序，但於家人而言，心臟依然搏動的孩子，還有體溫的孩子，怎麽能說是無可挽救的生命，怎麽能不再努力任死神擺布，怎麽能活生生剖開孩子的肚皮取走那些依然搏動的器官？那媽媽悲慟地嚎叫，以一種超越哭的聲響震碎整座醫院的寧靜，震碎每個人心裏最後一道防線。

晚上八點，醫生進行拔管，親友匯集到床前送別，我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站在病房外，目睹那裂人心扉的儀式，用那媽媽的話，那是親手殺死孩子的儀式，但在法律條文面前，無人能豁免，仿佛一場早有結果的審判，只要符合條件，一切變得理所當然，沒有商量的余地。而在人性面前，我們又剩下些什麽？一個普通民眾能怎麽抵抗那無形而又無所不在的威權？

我們冷酷地站在病房外，見證一個母親的掙紮，聽她聲淚俱下，崩潰，失去理智，發狂，一聲聲對天發問，而答案呢，答案並不在風中蕩，唯有加護病房裏彌漫著濃重藥味的玄迷而已。

她像面臨海嘯時螳臂當車那樣渺小而無力。

記者荒謬地闖入那場域，竊取所見所聞，在截稿時間的催逼下，寫成千多字的文章，一邊下筆，還要一邊控制自己，不能太過煽情，要平衡各方的說辭，謹慎地選擇新聞照片，選擇敘事角度，但無論如何，這一切怎能不煽情？即便把所有形容詞都刪掉，事件本身即是煽情，而煽情又有什麽錯？於是我最終好像是惹了麻煩，隔天勞煩同事再寫一篇立場更中立的報道，才算告一段落。而最讓人郁結的是，醫生最後竟說檢查發現小伙子的器官不適用，沒能成功捐贈器官，仿佛之前一切掙紮與苦難到頭來只是一場玩笑，那些所謂死者捐贈器官能營救更多生者的豪言壯語頓時顯得毫無意義。

寫到這裏，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麽結束這篇文章，畢竟三年太短也太長。很短因為它瞬息而逝，沒有重來的機會。很長，就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點點滴滴如一棵棵枝節繁茂的大樹無限勃發，足夠我追憶一輩子。

踏出大學的第一份工作，這首三年賦予我的，就像少年時對校園生活最單純的向往，每每在體制嚴明的校園裏追逐任何叛逆的可能，故意總在上課前打球，汗濕那純白的校服，一上課就埋首睡覺。感恩初為記者的三年，能夠以一個社會新聞記者的身份，著眼於瑣碎的關於微小人物的故事，親手摸索這座島國的每一角落，但有時候卻感到痛苦，納悶自己怎能如此深入這座城市，卻竟對自己一海之隔的家鄉——新山——毫無認識，即便我再頻密往返這兩個地點，仿佛都無法逆轉這局面。我卻又始終倔強不願意申請永久居民的準證，自豪地稱自己外勞，幻想以永遠的離散抗拒城市的召喚，冀望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能讓自己看得更透徹，無時無刻錐刺著自己，提醒自己絕不可變成麻木不仁的寫字機器。

謹以此文，告別意外組，告別三年的社會新聞採訪工作。